孫中山「聯俄容共」，造成國民黨「精神分裂」

短史記微信號：tengxun_lishi

文 | 諶旭彬

（2012年的一篇稿子）

孫中山一手包辦的「聯俄容共」戰略，使得經歷陳炯民之變而瀕臨土崩瓦解的國民黨，迅速恢復了生機，並在隨後的北伐戰爭中取得空前的成功，也使得四分五裂的中國，終於在一種新的「黨治體系」下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短期的正面效應，可謂相當可觀。但其長期的負面效應，則是引發「國民黨的精神分裂」。

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基礎，本是祖自歐美的「三民主義」；出於「聯俄容共」的現實需要，孫中山強行將「三民主義」和祖自蘇俄的「共產主義」作了許多嫁接，也默許共產黨對「三民主義」作了許多傾向於「共產主義」的解釋。這種隨意的嫁接和解釋，導致國民黨人對「三民主義」的認知混亂，進而造成了「國民黨的精神分裂」。

換取蘇俄援助的代價

1920年代的孫中山，在國內政治勢力的連橫合縱中，已徹底失去了市場，而且因其無原則地與列強如日本合作、與軍閥如張作霖合作，已被國內輿論普遍視作與舊軍閥並無區別的陳舊人物，其「革命領袖」的光環已相當黯淡。1922年的陳炯明事變，則使孫氏失去了廣東最後的地盤；事變後第七天，孫氏已確認得不到來自英、美和日本的支持，遂向蘇俄釋放出了這樣的信息：「現在我深信，中國革命的惟一實際的真誠的朋友是蘇俄。」

孫氏願意以犧牲中東鐵路權的代價，與蘇俄結盟，換取其對自己革命事業的援助。這年9月，孫氏告訴蘇俄，他希望利用蘇俄的軍火，在新疆或者外蒙建立革命武裝力量；這年10月，他又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說，希望蘇俄派出一個師的兵力，由孫氏來指揮，佔領新疆成立一個新政府；12月，孫氏給蘇俄代表越飛寫信：「我現在可以調動大約一萬人從四川經過甘肅到內蒙古去，並且最後控制位於北京西北的歷史上的進攻路線，但是，我們需要武器、軍火、技術和專家幫助，等等。你們的政府能通過庫倫支援我們嗎？」

圖：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馬林

1923年1月26日，孫氏與「蘇俄派至中國特命全權大使」越飛發表宣言。宣言共四大要點：1、孫氏認為共產組織乃至蘇維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國，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獨立，越飛對此完全贊同；2、越飛表示蘇俄「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俄時代中俄條約（連同中東鐵路等合同在內）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3、孫氏認為中東鐵路問題目前只能維持現狀，待以後「適當之中俄會議解決」，越飛對此表示贊同；4、越飛向孫氏強調蘇俄無意策動外蒙獨立，孫氏表示理解，認為俄軍暫時不必從外蒙撤退。

從字面意思來看，似乎蘇俄對中國革命充滿善意。但宣言的實質則是：蘇俄從孫中山這裡得到了許多在北京政府那裡得不到的東西。這些東西包括：1、孫氏承認了蘇俄在外蒙駐軍的合理性；2、孫氏願意在中東鐵路問題上朝著有利於蘇俄的方向妥協，這種妥協，被推給紙面之下的「適當之中俄會議」。而孫氏所得到的，只有越飛的一個保證：不在中國推行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

從之後「聯俄容共」的史實來看，越飛的這個保證毫無約束力。整個「聯俄容共」期間，蘇俄從來沒有停止過同化乃至吞噬國民黨的努力；而且這種針對國民黨的意識形態輸出，一直都是在公開狀態下進行的。為了獲取蘇俄的資金和軍事援助，孫中山不得不接受這種公然的意識形態輸出。

孫氏的積極讓步，終於換來了莫斯科的「投桃報李」。1923年5月，越飛接到了蘇俄政府轉發給孫氏的電報，電報說：「我們準備向您的組織提供二百萬金盧布的款額，作為籌備統一中國和爭取民族獨立的工作之用。這筆援款應使用一年，分幾次付，每次只付五萬金盧布」；「我們還準備協助您利用中國北方的或中國西部的省份組建一個大的作戰單位。但遺憾的是我們的物質援助數額很小，最多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槍，十五挺機槍……」

在俄援的幫助下，瀕臨出局的孫氏重新在廣州站穩了腳跟。但孫氏的積極讓步，讓正在與蘇俄展開外交談判的北京政府，陷入了困局——1922年8月，蘇俄代表開始在北京與顧維鈞等中方代表就中蘇建交問題進行談判，因在蘇俄非法駐軍外蒙及中東鐵路等問題上，中方拒不讓步，而使談判陷入僵局。在西方世界遭遇外交抵制的蘇俄，在東方也不能打開局面。孫氏的介入，扭轉了蘇俄的外交被動。多年後，顧維鈞回憶起這段歷史，仍對孫相當為不滿：

「通電指責外交部，擁護協議草案等等，顯然都是在蘇俄使團、王博士（王正廷，談判代表，國民黨人）的同夥、以及在北京的國民黨信徒們的煽動下乾的。他們的行動肯定出於某種更加重大的政治目的，即推翻北京政府，奪取政權。……幾十年來，特別是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將國內政治與對外關係混為一談，一直是中國的災難之源。」

在物質援助之外，蘇俄告誡孫中山和他的國民黨，要獲取成功，不可須臾離開廣泛的政治思想準備工作。孫氏自然不可能體會不到，這告誡的背後，有著意識形態輸出的衝動，但他仍在給越飛的複電中如此說道：

「第一，我們當感謝貴國的慷慨允諾；第二，我們同意貴國的一切建議；第三，我們將用大部分精力，去實施這些建議，並派代表赴莫斯科詳細磋商。」

所謂「同意貴國的一切建議」，實則意味著孫氏同意將蘇俄的政黨體制引入國民黨，以此對國民党進行改組。孫氏曾特別指出改組國民黨的用意，就是要學習「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練，方有成功的希望」——此前的國民黨，接近歐美式政黨；孫氏認為這樣的政黨組織鬆散，不能適應革命的需要，希望藉助蘇俄的「革命技術」，將國民黨徹底改組。

稍後，蘇俄方面向廣州派遣了大批政工、軍事人員，國民黨方面則派出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前往蘇聯，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實地考察。12月15日，代表團回國抵達上海，團長蔣介石很反常地沒有繼續前往廣州，在將自己的《訪俄報告書》託人轉呈給孫中山後，坐船回了浙江奉化溪口。

這份《訪俄報告書》的內容，蔣氏在其《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曾有所提及：「我在報告書里，陳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並向國父面陳我對於國共合作的意見」。其具體意見如何，現在還不得而知，但大意尚算清楚——蔣氏去世後，其子蔣經國在寫了一書《沉思於慈湖之畔》，其中提到：

「父親在上國父游俄報告書中說：『在這三個月的期間……更認識了蘇維埃政治制度，……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蔣氏對三民主義有很深的鑽研，這是其能迅速得到孫中山認可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恰恰因為這個原因，蔣氏能夠看出，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很難被簡單地嫁接在一起。前者立足於「階級鬥爭」和「世界革命」；後者立足於「民族獨立」和「國民革命」，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孫氏給隱居溪口的蔣氏發了急電，「兄此行責任重大，望速來報告訪俄一切，並詳籌中俄合作辦法」，蔣氏遂於1924年1月16日回到廣州，向孫氏就訪俄見聞作了口頭彙報，但其意見並不能說服孫氏中止「聯俄容共」——「國父認為我對於中俄將來的關係，未免顧慮過甚，更不適於當時革命現實的環境。國父深信並言此時只有使中國共產黨分子能在本黨領導之下，受本黨統一指揮，才可防制其製造階級鬥爭，來妨礙我國民革命進行」——蔣氏在其《蘇俄在中國》一書中如此回憶。

當然，不能排除蔣的回憶存在斧鑿的可能。不過，蔣對蘇俄成見極深，乃是事實。1924年3月，他曾致信廖仲愷說：

「俄黨對中國之惟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有成者，絕無此理。國人程度卑賤，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若神明，天下寧有是理耶。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

共產國際當時對國民黨究竟持何種政策？若干年後，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時反思「大革命的失敗」時，曾略有言及：

「大革命的失敗，主要是沒有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去篡黨篡政篡軍，搞土地革命，以武裝鬥爭為中心。共產國際第八次全體執行委員會議對中國問題發決議包括這四點：改造國民黨使工農分子大批參加進去，這就是篡黨；把農民協會變成為鄉村的政權，這就使篡政；組成七萬軍隊，其中要包括二萬共產黨員，這就是篡軍。」（轉引自劉統《共產黨的崛起與國民黨的清黨》，新華網）

孫中山並非不了解蘇俄及共產國際的這種用心，但他似乎自認為有足夠的能力和信心，可以在獲取蘇援和抵制「赤化」之間達成某種微妙的平衡。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劉成禺，曾提醒孫氏：「聯俄容共」之後，共產主義在黨內滲透，「黨員恐不能持定吾黨義」、「 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意在吞併消化國民黨」。孫氏以「吾自有處理之法」為由，呵斥了劉氏，勸其「此後黨務，可不必問」。

輾轉騰挪的黨義

事實是：孫氏並沒有任何的「處理之法」，只是身心俱疲地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來回奔走，妄圖在理論上將二者闡釋成一種「既彼此融合又彼此獨立」的關係。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其結果，是三民主義陷入了精神分裂的困局。

這種精神分裂，自《孫文越飛》宣言在中國公布時始，已註定不可避免。宣言第一條——「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該宣言在蘇俄公開發表時，把這段話刪掉了。

稍後一些時候，1923年8月，俄共中央政治局在任命任命鮑羅廷為孫中山的政治顧問時，有過這樣一項公開決議：「責成鮑羅廷同志在與孫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益，決不要迷戀於在中國培植共產主義的目的」——但鮑羅廷下面這段非公開的工作札記，顯然更能代表莫斯科的真實意見：

「到現在為止，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義革命者孫，從小資產階級的空談家中拯救出來，還很難說。有時我覺得，無論給這頭老狼喂多少東西，他還是盯著『自由民族』，他始終期待著以此來拯救中國。」

確實，孫氏一直盯著的是「自由民族」，而不是「階級鬥爭」和「世界革命」。但孫氏也很希望通過鮑羅廷，把俄共的組織模式、動員模式一併移植過來，孫氏將這種移植視為讓潰散的國民黨起死回生，恢復戰鬥力的命脈之所在。如此，他既需要說服黨內同志接受鮑羅廷的改造，又希望將這種改造限制在組織模式上，而不碰觸本黨「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於是只好在黨內學習會議上如此說道：

「吾黨與他（鮑羅廷）等所主張皆是三民主義。主義既是相同，但吾黨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遲遲不能成功。……因要學他的方法，所以我請鮑君做吾黨的訓練員，使之訓練吾黨同志。鮑君辦黨極有經驗，望各同志犧牲自己的成見，誠意去學他的方法。」

換言之，孫氏希望國民黨人誠心去接受俄共的「方法論」，同時又不受 其「價值觀」的影響。但孫氏也明白：對一個政黨而言，其「方法論」必然是由其「價值觀」決定的，不但俄共如此，國民黨也是如此；信奉什麼樣的「價值觀」，決定著能夠接受怎樣的「方法論」。於是，為了消除國民黨的黨員們對俄式改造的抗拒心理，孫氏不得不將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解釋成一個東西——「質而言之，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無別也」。

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無論如何闡釋，都不會在事實上變成同一個東西。鮑羅廷控制的國民黨外宣機構在1924年1月6日公開喊出了「世界革命」的口號——「廣州政府正與帝國主義國家相見，非以和平態度，而以劇烈態度」；孫中山卻在同一天會見了「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的公使舒爾曼，請求美國出面干涉中國的軍閥混戰。

失控的國民黨一大

孫中山欣賞的，只是蘇俄的以黨建國、以黨治國、黨代表大會、中央黨組織、地方黨組織、以黨治軍、軍隊黨代表制等組織手段，對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則一直相當抗拒。隨著鮑羅廷改造國民黨的慾望越來越強烈，孫中山的這種抗拒也越來越明顯。

國民黨一大召開之後，「聯俄容共」政策成為現實，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在給齊切林的信中興奮地說道：「我現在要強調的是，正是國民黨對我們的威望充滿尊敬和崇拜，正是這個黨，它如此馴服地接受我們的指示和共產國際的決議。」

加拉罕所謂的「馴服」，指的是國民黨一大的宣言幾乎完全採用了共產國際的意識形態。加拉罕說：

「我寄給您的（國民）黨的宣言、綱領和章程很有意思，它是由三部分組成的。第一部分是對以前工作的批評和對中國相互爭鬥的軍閥集團的批評；第二部分是最重要的，這是以最概括的形式提出的國民黨的原則，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關於民族主義一條非常有意思，那裡民族主義是按照共產國際的聲明的精神解釋的，……民權主義也以共產國際的同一項決議為自己的根據。……至於民生主義，它也是以共產國際決議為依據的，但是根據本地情況加以改頭換面，以便使它能夠為黨的右派所接受。」

加拉罕的描述是精準的。國民黨一大所發表的宣言，確確實實是一個徹底被「共產主義化」了的宣言。但加拉罕錯判了孫中山對這個宣言的真實態度，他告訴齊切林，「孫逸仙本人準備完全接受它」，只是對決議作了一些「無關緊要的、更多的是文字上的讓步」。但事實完全相反：孫中山拒絕承認這個宣言。

圖：國民黨一大會場

宣言的起草，處於鮑羅廷的控制之下。鮑氏一手操控，用共產主義將孫氏的三民主義作了徹底的改裝和偷換。孫氏見到宣言草案後，於1924年1月23日，緊急約見了鮑氏，要求收回這份草案，而代之以孫氏自撰的《建國綱領》。最終，鮑氏擊退了孫中山的要求。在其工作札記中，鮑氏如此記載：

「我再說一遍，當孫向我提出是否最好取消宣言的問題時，我作了否定的回答，這時出現了維繫著國民黨當前命運的危急時刻。這個關頭，孫應該決定，是堅持自己的綱領，從而轉向右派，還是接受宣言，同左派一起前進。在長時間的交談中，我不得不使用各種各樣的論據，這以後孫為了把他的綱領也印出來，作出了對宣言有利的決定。」

孫中山選擇了妥協，因為他不能沒有蘇俄的援助。但他也不準備放棄自己以三民主義為基石的《建國綱領》，他要求在國民黨一大上，同時印發鮑羅廷的宣言和自己的《建國綱領》。鮑羅廷策略性地同意了孫氏的要求，但僅僅是「策略性」的。因為最終，在鮑氏的控制下，《建國綱領》沒有能夠出現在國民黨一大的會場上。孫中山失去了對國民黨一大的控制。

國民黨黨員的信仰危機

一大的「坐而言」，鮑羅廷靠盧布取得了對孫中山的壓倒性勝利；接下來的「起而行」，則輪到孫中山打太極拳。按照一大「共產主義化」的宣言，鮑氏要求通過蘇俄式的激進的土地革命方案，並將其付諸實施，孫氏則用「暫緩」、「推遲」一類的字眼一而再，再而三地搪塞，其真實意見則是根本不打算推行，因為孫氏看到：

「俄國近來實行政治革命，同時又實行經濟革命，一面把皇帝和貴族推翻，同時又把資本家推翻。現在俄國人民所受的痛苦非常的厲害，結果到底如何，今天還預料不到。」

直到孫氏去世，國民黨都沒有頒布鮑氏所期待的俄式土地革命法令。相反，孫中山在農民運動講習所不斷講演，大談中國與俄國國情不同，不能搞俄式土地革命：

「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讓農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損失，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

為了挽回一大宣言對國民黨黨員所造成的思想混亂，孫氏利用各種機會，強調「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1924年2月9日，當即將赴美留學的清華學生們問及「國民黨施行的，是否俄國的主義」時，孫氏給出了非常明確的否定：

「否！俄國是俄國，中國是中國。俄國有俄國的主義，中國有中國的主義。我方才一篇話，處處論到俄國，是說他革命黨的組織，不是說他的革命的主義。」

圖：鮑羅廷（Michael Borodin）

1924年8月到24日，孫中山在廣州持續系統地講演民生主義，在努力維繫自己「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的調和論的同時，對蘇俄信奉的「馬克思主義」作了猛烈批評。孫氏說：

馬克思說物質是歷史的重心，這不對，民生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不是歷史的重心；馬克思認為要有階級戰爭，社會才有進化，這是以階級戰爭為因，社會進化為果，是倒因為果；馬克思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是一個「社會生理家」；馬克思的學說顛倒因果，所以從他的學說出世之後，各國所發生的事實便與他的學說不合，有時甚至相反；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發達了之後便要互相吞併，自行消滅，但時至今日，各國資本家不但不消滅，並且更加發達，沒有止境；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也是錯的。

孫氏總結道：

「我今天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這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意思就是說：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是一致；但在實現理想的手段上，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和「階級鬥爭」是錯誤的，民生主義的《建國綱領》才是正確的。

孫氏如此公開而系統地批判馬克思主義，引起了鮑羅廷和蘇俄的強烈不滿。但孫氏必須這樣去做，因為國民黨的黨員們，此時已然發生了信仰混亂——許多國民黨員產生了一種三民主義是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的錯覺，甚至覺得共產黨的信仰要比國民黨的信仰更高級。但孫氏的批判是徒勞的。在他去世之後，1926年8月，上海CP組織的一份文件如此寫道：「一直到現在，我們學生同志普遍的有個觀念，以為國民黨是CY的預備學校，CY是CP的預備學校。」國民黨竟然「成了入共產黨的橋樑」，這是許多國民黨人始料不及的。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