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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竹書《金縢》看戰國時期的古史述作(一)

春秋戰國時期,古史知識成了諸家學者表達學術思想的淵藪。因此之故,上古傳說得到了初步整理,古史述作蔚然成風,學者甚或稱之為我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古史重構」。


過去由於文獻不足,傳統的戰國史學史研究在這方面所作的工作並不是很多,相關討論亦多集中在文獻辨偽等層面。近年來湧現的大批戰國時期的竹簡文獻,激發學者對該時期的古史編撰、古書形成等問題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


清華簡《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簡稱竹書《金縢》)是近年來古史述作方面的又一重要發現。竹簡整理者指出,竹書「全篇簡文與《尚書》的《金縢》大致相合,當系《金縢》篇的戰國寫本」,這一說法雖大致不誤但尚不明確。竹書所述史事顯系經過較大程度的改撰,雖然與傳世本所述史事略似,但在具體用詞以及所表達主題上已產生較大距離。


嚴格地說,竹書《金縢》應屬於戰國時期的古史撰述作品。其與《尚書》的《金縢》篇雖選擇了相同的古史傳說,具有相似的敘事結構,卻表達了不同的思想主旨。


作為出土的古史述作作品,竹書《金縢》保存了埋葬時的原貌,加之又有傳世的文本可資比較,適可作為「標本」加以分析,藉以窺視戰國時期古史述作的若干情況。本文擬就此主題略陳己見,敬請專家指正。

一、由史官記注轉向主題撰述


清代學者章學誠曾頗具遠識地將我國傳統史學著作分為「記注」與「撰述」兩類。《文史通義?書教下》表述兩者的特點及區別:「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


如果對章氏的觀點作進一步引申,「記注」的特徵類似於《禮記?玉藻》所說的「動則左史記之,言則右史記之」,多為史官對過往政事的記錄,缺少有主旨的編撰,故稱之為「欲往事之不忘」;而「撰述」則是根據某種主題或觀念進行編排或敘述,體現了述作者的某種歷史觀念,而且這種述作常具有一定的未來導向,正所謂「欲來者之興起」。


史官「記注」中比較典型的是商周時期的大事記載,像《尚書?盤庚》、周初諸《誥》等學界所信為商周史料的文獻。它們只是檔案性質的文書記載,並不反映書寫者的觀念,章學誠稱「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後史之方圓求備,拘於一定之名義者也」,即此之謂。


而就目前材料來看,主題式的古史撰述在春秋末年至戰國時期開始流行起來。傳世本《金縢》與竹書本的差異,正反映了其間的過渡情況。傳世本《金縢》尚含有部分記注內容。


其內容大致可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講述周公為武王禱病並以己身代武王之事,文辭古樸,內容原始,學者多認為是西周史官所記,很大程度上尚屬於記注的內容;後一部分重點敘述成王與周公生隙、風雷示變以及成王感悟等內容,據學者考證,則屬於戰國時人所附會。


所謂「附會」部分實則記載了成王與周公發生衝突及矛盾化解的過程,反映了君臣之間的際遇問題,特別是權臣與幼主如何相處的政治倫理問題。


與戰國時期的社會、政治情況結合來看,這一「附會」的部分應是述作者編撰整篇古史傳說的重心所在。只是在敘事風格以及篇幅等方面與前半史官記注部分並不特別融洽,使得這後一部分內容及其所要表達的主題並沒有突出出來,前後兩部分的銜接頗顯生硬。

從竹書《金縢》看戰國時期的古史述作(一)


清華簡,是清華大學校友趙偉國於2008年7月向母校捐贈的一批戰國竹簡。自2010年至2016年,《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到《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已陸續出版。《金縢》為首批文獻成果之一。


與傳世本相比,竹書本《金縢》則或改編或省減了前面的記注部分,使得整篇內容混然為一。同時,竹書的述作者通過設置不同的人物形象,突出表達了有關君臣際遇的主題撰述。竹書本的主題式述作由以下幾點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一,禱辭部分比較簡約,「金縢之書」作為主題線索在竹書中至為明確。由於周武王有疾,太公、召公提議為武王進行占卜來占問吉凶。周公則認為僅僅占卜是不夠的,乃以自身為質,向先王禱告,準備代替武王去死。事後將此「代王之說」藏於金縢之匱。


成王繼位後與周公發生衝突,最終卻由於發現了舊藏的「金縢之書」,明白了周公忠於王家的心跡而幡然悔悟。在竹書本中,「金縢之書」近乎於一個符號,上升為周公忠於王室的象徵。


因此,竹書第一部分自「武王既克殷」至「乃命執事人曰勿敢言」,敘事連貫,用辭簡約,其用意就是為了提出「金縢之書」的來歷。


與竹書本相比,傳世本《尚書?金縢》則多出了「乃卜三龜」一段內容以及武王病癒的記載,雖然可能源於西周時期史官的實錄,卻著實沖淡了「金縢之書」的線索作用,干擾了故事的連貫性,進而分散了整篇文獻的敘述主題。竹書在改編中失掉了該部分內容,應是刻意為之,這也是竹書為戰國改撰本的一個證據。


其二,與傳世本相比,竹書刻意設置了成王「猶幼在位」的形象,目的在於通過主幼臣老的情景設置,突出成王、周公之間的矛盾。竹書云:「就後,武王陟,成王猶幼在位,管叔及其群兄弟乃流言於邦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傳世本《金縢》中相應內容則說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其中並未強調成王繼位時「猶幼」,學者或認為竹書該段內容為楚人改寫者竄雜自注文。


在後世經解盛行的時候,這種注文改竄進正文的情況容或有之,但就竹書《金縢》的主題來看,這種改編更可能是出於編者的刻意而為。竹書以君臣際遇作為撰述主題,目的應是通過世所艷稱的成王、周公這樣的偉大人物之間的衝突,樹立君臣際遇、產生猜疑以及最終消除猜疑的典型,並且藉以宣揚相應的倫理觀念。


竹書《金縢》的這種改編方法並不稀奇。關於成王繼位年齡,文獻中異說很多,學者總結約有六說,包括在襁褓中、六、七、八、十、十三歲等說法,總之都以年幼為特徵。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史記》中的說法與竹書本頗有相似之處,其云:「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太史公為了突出周公踐阼攝政的正當性,行文之中將成王設置為尚處於襁褓之中的幼兒。


《史記》繼謂:「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周公能夠及時還政於成王,迅速適應臣子的角色,面容上還帶著對成王敬畏的表情。雖然《史記》所採擇的成王繼位時年齡與竹書本《金縢》有所差異,但這種近似於理想主義的筆觸,從本質上說與竹書實屬相同,均屬於借古史傳說表達君臣際遇的主題撰述。


只是竹書中成王的「幼」是為了突出君主懵懂無知,從政經驗不足,因此對輔政大臣產生了猜疑;而《史記》中成王的「幼」則是為了突出君主幼弱不立,尚不具備處理政事的能力,還需要輔政大臣攝政一段時期。


其三,與傳世本勇武任事的形象有所不同,竹書本所展現的周公更多的是一種任勞任怨、老成輔國的形象。在受到管叔等人誹鎊乃至成王的懷疑時,周公並沒有採取直接對抗,而是退避東方,潛心找出幕後挑撥是非、玩弄權術的黑手。


竹書云:「周公宅東三年,禍人乃斯得。」「禍人」,傳世本作「罪人」,一字之差,其表達的內涵則有微妙的不同。《說文》卷十四下辛部:「辠,犯法也」,罪人偏重指犯法之人。傳世本《金縢》使用「罪人」一辭,是為了說明周公東征,打擊叛亂,收捕罪人,顯示其勇武任事的一面。而竹書本使用「禍人」一辭,實指構禍之人,也就是傳播流言、迫害周公的管叔等人。


先秦典籍中的「禍」字常用作「內亂、內鬥」之義。例如《詩經?小雅?何人斯》「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詩經?小雅?四月》「我日構禍,曷雲能谷」,均指貴族間的內鬥。有學者認為,竹書「禍人乃斯得」是說周公在東方調查流言之所起,抓住了構禍的管叔等人,對竹書內涵的把握比較準確。


抓住「禍人」後,周公並未有出格之舉。竹書云:「於後周公乃遺王詩曰《周鴞》,王亦未逆公。」《周鴉》,今本《詩經?豳風》作《鴟鴞》。關於該詩的立意,或認為周公為下屬向成王求情,或認為周公陳說東征的原因,歷來爭執紛紜,是《詩經》學一大公案。


不過就文字表面含義來看,顧頡剛認為「這是一個人借了禽鳥的悲鳴來發泄自己的傷感」,當不失為穩妥的說法。先秦時期,通過賦詩來表達心志,乃是貴族通行做法,一般認為是君子言辭溫婉的象徵,所謂「不學詩,無以言」。竹書所刻畫的周公,即使受到了成王的誤會,仍於東都潛心抓獲構禍之人,並且沒有顯露怨恨之心,只是通過贈詩的形式委婉地向成王表露心跡。


其四,相較傳世本,竹書中的成王具有絕對的權威,這一點也正是竹書所表達的君臣際遇主題的著意之處。竹書後半部分重點強調了成王「未逆公——親逆公——出逆公」的態度變化。在周公抓獲「禍人」後,傳世本云:「王亦未敢誚公。」誚,《史記》作「訓」。


偽孔《傳》則認為該句意為成王欲責讓周公而未敢,很大程度上凸顯了周公依恃功勞及其強硬的政治作風。而竹書則云:「王亦未逆公。」一方面說明了君臣猜忌之深,這種情節極符合戰國時期權謀機詐的政治狀況;另一方面則說明了成王雖然只是懵懂小子,卻擁有無上權威,是否迎回周公、何時迎回周公,依然掌握在王的手中。而且最終使成王醒悟的並非老臣的努力,而是風雷示變,實屬上天的開悟。

這說明在竹書本《金縢》編撰者的觀念中,只有上天才有資格教訓君主。即使功勞如周公者,也只能默默承受成王的誤解,等待君主的幡然悔悟。因此,學者認為在竹書《金縢》中,周天子始終處於權力核心地位,位尊權重的老臣周公也只能服從這個最高權力。這正是戰國時期關於王權的典型觀念。


與傳世本相比,竹書《金縢》前後連貫,主題突出,已然脫離了生硬的拼接痕迹。結合整個先秦時期的史學發展來看,這種主題式的古史述作反映了先秦史學由西周以來「君舉必書」的史官記注傳統開始向個性化的主題撰述轉變。述作主體及形式的變化也顯示了早期史學功能的變化。


早期史官秉筆書事,是一項政治事務。早期的史官有「書過」傳統,《大戴禮記?保傅》云:「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書過」的目的就是為統治階級樹立行為典則。


西周末年以來,在周代官方史學範式衰落之後,早期史官制度瓦解,《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記載「司馬氏世典周史」,「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其後司馬氏的後人散入諸侯國中,其所講述的正是這樣一種歷史概況。


隨著早期史學範式的衰微,史學關注的範圍也就不再局限於統治者的言行,不再為統治階層樹立統治或行事的規範。像竹書《金縢》這樣的古史述作,屬於作者一己觀念的表達,顯然已不再具有類似職能。


文中少量甲骨文等古文字以『』代替,讀者如有需要請參閱原文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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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吉林大學歷史系講師;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7年第3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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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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