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瞿秋白的凄苦少年歲月

瞿秋白出生在破落的知識分子家庭，為早年共產黨成長和中國革命的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後來受到王明「左」傾集團的打擊迫害。最後，落入國民黨魔掌，英勇犧牲，走出了一條曲折悲壯的人生之路。

母親之死

瞿秋白家中的境況，一年不如一年。到1914年，全家八口人的生活全靠借債維持最低的水準。有時家中的午飯，只有早上吃剩下來的白粥。瞿秋白無限感慨地說，我們原來天天盼望孫中山，可是革命勝利了，老百姓的生活還是好不了。我們還有點粥吃，鄉下還不知有多少家連粥都吃不上嘞。一次，瞿秋白在街頭遇見一位老農，身邊站著一個頭插草標的女孩待賣，周圍不少人在看著。瞿秋白不忍心看下去，他痛苦地說：「那個小孩低垂著頭，好像在出賣我的妹妹似的。」他指著從身邊擦過的一個頭戴闊邊禮帽的胖子對同伴說：「什麼時候，大胖子要餓瘦了，天下人就好過了。」

一家八口，生活無著，只好把家中物品拿去典當變賣，以為糊口之計。逐漸地，衣服、首飾，全部送出去了；金石、書畫也變賣一空。最後，連櫃櫥、桌椅、盆桶和日用器皿，也大都典質了。當鋪、舊貨攤和米店，都是瞿秋白常去的地方，他把一包包衣物送到當鋪高高的櫃檯上，接過很少的幾個錢，然後再到米店去換回幾升米或者幾斤豆。

由於支付不起學費，瞿秋白的弟妹們早已停學在家。1915年夏天，瞿秋白在江蘇省立第五中學快要讀完本科的最後一年，家裡實在無法供給他學費，不得不停學了。瞿秋白體諒母親的困難，並不感到怎樣的痛苦。但是，這對母親卻是一個極大的刺激。她總覺得做母親的對不起自己的愛子，時常嘆息地對人說：「阿雙本來是可以造就的，弄得他連中學堂也沒有畢業，實在可嘆！」

典無可典，賣無可賣，借無可借，欠無可欠，瞿秋白一家真正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面對大量的賬單，母親無限傷心地對人說：要等到我70歲，才能還清這些債啊！

家道如此，自己又無能為力，瞿秋白痛苦極了。他時常想到清代常州名詩人黃仲則的兩句詩：「慘慘柴門風雪夜，此時有子不如無。」這正是瞿秋白家庭和自己心境的寫照。

1915年中秋節，這一天前來討債的人絡繹不絕，家中房門後粘貼的無法償還的賬單，已經有一寸來厚。這些債多半是秋白祖母生病時拖欠下來的陳年老賬，還有一筆是祖母逝世後買棺柩欠下的。討賬的人言辭峻刻，盛氣凌人，堵門逼索，遲遲不走。秋白的母親，只好再三道歉求情，婉言懇求他們再拖延幾天。可是，期限一到，又用什麼來還債呢？只好又是道歉求情。她每次把討賬人打發走，回到房裡，總是淚流滿襟，不勝悲楚。生活的煎熬，社會的摧殘，使她對未來已經完全絕望了。

1916年農曆正月初五之夜，大雪紛飛，滿城響徹爆竹聲。母親伏在瞿秋白書桌的煤油燈下，含淚寫了幾封請人代撫兒女的遺書，然後把剪下來的兩盒火柴頭，用燒酒和著吞服了下去。她步履蹣跚地走到兒子的床前，為孩子們蓋好了衣被，俯下身親了親兒子們熟睡的臉龐。這時，大女兒軼群忽然醒來，她睜眼看了看母親，又翻身熟睡了。母親環視了一下兒女的睡態，就倒在自己的床上。天明時，軼群看到母親腹痛如絞，在床上亂滾，知已服毒。在鄰居資助下，急忙請來西醫急救，但是已經無效了。延至初六日晚，終於去世，享年四十有二，遺下六子一女。

初七上午，瞿秋白接到父親打來的電報，便急忙從無錫趕回常州。在瞿氏宗祠側門前，他看見一堆燒化的東西，曉得事情不妙。他急忙走進院內，父親啜泣著說：「人已經死了。」瞿秋白看到母親的遺書、剩下的火柴頭和母親慘白痛苦的臉，悲慟地撫屍呼喚母親，倒卧在床前放聲大哭，痛不欲生。

為了安葬母親，瞿秋白到處奔走借債，典當衣櫃，購得棺木一具，草草將母親遺體收殮。母親的死，極大地震顫著瞿秋白的心弦。母親溫厚善良的性格，母親良好的文化修養，母親身上純真的愛，母親對兒女的教養和期望……這一切，是他永生難忘的。母親這樣的好人，把一切美好和幸福都給了別人，給了子女，而她自己卻成了窮困、勢利、誹謗折磨下的犧牲品，被這萬惡社會的血盆大口吞噬而去。

親到貧時不算親，藍衫添得淚痕新。

饑寒此日無人問，落上靈前愛子身。

這首《哭母》詩，表達了瞿秋白對母親的深情懷念和對那不合理的世道的怨恨。

母親自殺以後，瞿秋白的大弟雲白暫留常州，弟弟阿森（景白）和一位許氏阿媽，還留在宗祠。妹妹軼群同弟弟阿谷（堅白）往賢庄舅舅家暫住。

瞿秋白把諸事安頓好，便獨自一人到無錫江溪橋楊氏小學去了。這個學校只有他一個教師，月薪10元。有學生幾十人，實行單級複式教學。因此，他是所有學生的共同教師。他教學認真，任勞任怨，國文、算術、音樂、圖畫各科均能勝任。

在無錫任教期間，瞿秋白的生活非常清苦。他每月薪金10元左右，省吃儉用，除了添置日用必需品和書籍，還需把一部分錢補貼弟妹們。學校周圍都是農田村舍，課餘時瞿秋白常到田野散步，跟農民聊天，了解他們的疾苦。他平易近人，態度和善，很受群眾的歡迎。每當過節，群眾總要請他吃糕餅糰子。這時，他心中的苦悶會被沖淡一些。

悲慘生活的經歷，使得即使是處於「避世」狀態的瞿秋白，也沒有停止對人生道路的思考和探索。「母親自殺後，我從現實生活中悟出一條真理，當今社會問題的核心，是貧富不均。自古以來，從衝天大將軍黃巢到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鏟不均』。孫中山提出的『天下為公』，也是為了平不均。可見改革當今社會，必須從『均』字著手。」

告別家鄉

這一年，即1916年，瞿秋白已滿17周歲，少年時代不是在金色的，而是在黑灰色的顛危簸蕩中逝去了，結束了。他已經跨進了青年時代。

故鄉，家庭，給予這位年輕人的是些什麼呢？他自己所做的並非答案的回答是：

慘酷的社會，好像嚴厲的算術教授給了我一極難的天文學算題，悶悶的不能解決……

我的誕生地，就在這顛危簸蕩的社會組織中破產的「士的階級」之一家族裡。……於是痛，苦，愁，慘，與我生以俱來。我家因社會地位的根本動搖，隨著時代的潮流，真正的破產了……

我的心性，在這幾乎類似遊民的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中，融陶鑄煉成了什麼樣子我也不能知道。只是那垂死的家族制之苦痛，在幾度的迴光返照的時候，映射在我心裡，影響於我生活，成一不可滅的影像，洞穿我的心胸，震顫我的肺肝，積一深沉的聲浪，在這蜃樓海市的社會裡；不久且穿透了萬重疑網反射出一心苗的光焰來。

這一席飽含情感又富於理智的話，可以看作是瞿秋白對他的少年時代所處的社會、家庭，以及對人生道路進行探索的總結。

他正是帶著這一人生的「絕大的問題」，也帶著這「一心苗的光焰」，告別故鄉家園，告別逝去了的少年時代，開始了他衝破「萬重疑網」，砸碎「心靈的監獄」的新的旅程。

1916年12月，瞿秋白離開常州，前往華中重鎮——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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