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在馬尼拉屠殺2萬5千華人，為什麼明朝萬曆皇帝說殺得好？

萬曆皇帝

1603年，西班牙人對華人實施大屠殺，慘死之華人達二萬五千人，「史稱c」。

事件發生後，西班牙人一度害怕遭到明朝政府的報復，乃派遣兩名使臣來華辯解。

然而萬曆皇帝卻通過福建巡撫徐學聚傳諭西班牙總督：「屠殺華人一事，可勿視為重要。中國皇帝，寬懷大度，對於屠殺華人一節，決不興師問罪，而於妄言採金之Tioneg（按即張嶷——原編者），業經依法懲辦，以為玩法者戒。爾等西班牙人，素屬聰慧，對於此次慘殺事，勿容畏懼。對於在境華人，因多系不良之徒，亦勿容愛憐」。

為什麼明朝萬曆皇帝對於西班牙人在馬尼拉大肆屠殺華人，不但不動怒，反而認為這些華人都是「不良之徒」，讓西班牙人「勿容愛憐」？

馬尼拉大教堂

這是深層次原因的。

17世紀，美洲白銀的流入徹底擊垮了以寶鈔為基礎的明朝信用貨幣體系，而貨幣白銀化又降低了國家對財政和金融的主控權。

自嘉靖後期，國家貨幣財政開始陷入危機。

在寶鈔制度名存實亡和鹽引制度被廢除後，明政府事實上已經沒有能力發行公債或信用貨幣來解決財政赤字。

當時的西歐國家政府面臨財政收入不足時，主要依賴向商人舉債以應急需。

中國的帝國政府在財政匱乏之時，向富商借貸的情況卻相當罕見，從未形成規模和制度。與同期的西歐國家相比，統治者在稅收上對商人階層的依存程度也相當小，晚明中國稅收結構中來自工商業和貿易的比例不值一提。根據達維南特的計算，17世紀的英國，政府每年收入的330萬英鎊中，僅來自海外貿易的進口稅就大約有130萬鎊，約佔3914%。

光榮革命後，政府得自貿易和國內製造業的收入每年可達200萬英鎊，占政府總收入的相當比例。

荷蘭公民在戰時繳納給政府的賦稅占年收入的比例超過1/3，和平時期的賦稅約為年收入的1/4，其中大部分由商人承擔。

同時代的中國情形卻不然。黃仁宇估計明末全中國每年總收入為3700萬兩白銀，其中田賦收入在併入許多雜項稅目後，總計約銀2100萬兩；役銀1000多萬兩；鹽課價值200萬兩，雜色項目400萬兩。

西班牙戰艦

向長途販運的大商人和海商主要徵收鈔關稅和番舶抽分(列入雜色項目之內)，分別為34萬兩和7萬兩，兩項總和僅佔全國總收入的1.11%左右，約為帝國來自土地收入的1/90。

國家無法從商人集團的發跡中獲得更多經濟上的好處，因此出面支持對外擴張和貿易掠奪的「決心」和「意志」明顯不足。

晚明的幾位皇帝對於海上貿易和擴張的態度最能說明問題。

雖然嘉靖時期統治者解除了海禁，海上私人貿易被合法化，但是明廷不但沒有形成以國家的名義對外擴張的企圖和慾望，而且對於中國海外的貿易勢力，也不給予任何支持。

簡單來說，明朝沒有從這種海外貿易中獲得足夠的利益，因此對這些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則視為麻煩和累贅；雖然西班牙人屠殺了2萬5千華人，但畢竟這些華人並不在明朝本土。

而與西班牙人交惡的後果，明朝萬曆皇帝和官吏是看得很清楚的——

明朝巡撫南居益認為：「夷舟堅銃大，我舟當之無不糜碎。即有水犀十萬，技無所施。」

明軍將領朱文達認為：「紅夷勇鷙絕倫，戰器事事精工，合閩舟師，不足攖其鋒。」

也就是說，明朝認為沒有必要為了這些海外華人引起邊境動亂，因為為這些海華華人出頭並沒有什麼實際好處，反而可能導致與西班牙人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