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是同性戀，異性戀一百年前也是種病

編者註：儘管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已經不在學術領域將同性戀視為一種疾病，但是在現實生活中，認為同性戀是種病並試圖對此進行治療的還是大有人在。其實百年之前，我們今天認為十分「正常」的異性戀，在過去也是種病。

作者|Brandon Ambrosino譯者|Rebecca JIN 編輯|吳頔

1901年版的《道蘭氏醫學詞典》對異性戀的定義是：「一種對異性不正常的、變態的慾望」。二十多年過去，1923年版的《韋氏大辭典》也給出了相似的定義：「對異性病態的性慾」。直到1934年，人們對「異性戀」的理解才和我們如今熟悉的定義相似：「對異性產生性慾的表現；正常的性傾向」。

每當我把這件事告訴別人時，他們都表現出一副極度不相信的樣子來。這不可能是這樣啊！是的，這看上去的確不像真的：從古至今，異性戀似乎就應該是一種「正常現象」。

幾年前，一個名為「街上之人」（Man on the street）的視頻在網路上流傳開來。在視頻中，視頻創作者詢問人們，他們是否認為同性戀的性傾向是與生俱來的。他得到的答案多種多樣，但大部分人給出的答案都相似，比如「同性戀的性傾向受到先天和後天的雙重影響」。採訪者接著會再問一個對這項實驗意義重大的問題：「那你是什麼時候決定要成為『直男/女』的呢？」大部分人聽到後都撤回了自己之前的答案，然後相當不好意思的坦白自己從未思考過這個問題。當他們感到自己對同性戀的偏見已經不小心暴露出來後，就急著順應視頻製作者提出的觀點：就像異性戀是天生的一樣，同性戀也是生來就有的。

視頻里「跑偏」的人們似乎在暗示：我們所有的性傾向都是「與生俱來」的；就像我們無需對異性戀作出解釋一般，我們同樣不需要對同性戀進行特殊說明。但對視頻製作者，以及數百萬視頻傳播者來說，事實上，我們需要對這兩種性傾向給出解釋。

異性戀性行為和人性的歷史一樣悠久，而異性戀概念的提出卻是一項相對新型的發明。/Getty Images

在學術界和大眾圈，有許多有關同性戀慾望及同性戀認同的優秀社會結構研究。這帶來的結果是，當談到「同性戀的崛起」這一話題時，很少有人會感到驚訝——確實，大部分人都知道，「同性戀認同」是在人類歷史上的某一時刻出現的。但我們沒被告訴的是，「異性戀」也有著相似的形成過程。

這項教育疏漏的背後有多種原因，包括宗教對同性戀的偏見和其他各式各樣的同性戀恐懼症。但是，我們不研究異性戀起源的最大的原因，也許在於這看上去實在是太自然了，而且非常正常。對那些「生來如此」的事物，我們沒有必要去一探究竟。

但是異性戀並非「生來如此」，並且我們也沒有理由覺得它永遠都會是這樣。

異性戀被當作不正常的時期

對「發明異性戀」這一話題所提出的第一項反駁，通常涉及到對繁殖的訴諸：很明顯的是，異性性交活動的歷史和人類歷史一樣長——確實，如果這類性交活動不存在的話，我們也不可能生存這麼長時間。而這項反駁所基於的觀點是，異性戀和以繁殖為目的的性交活動是等同的。但事實卻並非如此。

「性沒有歷史，」來自密歇根大學的同志理論家大衛·霍爾柏林（David Halperin）這樣寫道，因為這「基於身體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由於性傾向是一種「文化產物」，它有自己的歷史。換言之，性是一種出現在大部分物種身上的遺傳性現象。對那些行為的命名及分類，以及那些行為的施動者都是一種歷史現象，它能並且應被調查和研究。

換一種表達就是：性本能一直存在於動物世界（這裡指「性行為」）。但就在某個特定時間點，人們對這種性本能賦予了其他含義（這裡指「性傾向」）。當人們談論異性戀時，實際上是在談論後者。

漢娜·布蘭克（Hanne Blank）曾在《直男直女：異性戀的驚人短史》（Straight: The Surprisingly Short History of Heterosexuality）中，將異性戀的歷史和自然的歷史進行了比較，這為這場討論提供了許多有用信息。2007年，國際物種勘測協會（IISE）將一種叫做電光鰩（Electrolux addisoni）的魚列入年度「十大新物種」名單。但是，這個物種並不是在10年前突然形成的，它只是在那時候被人們發現，並且以科學的方式命名。正如布蘭克所給出的結論一樣：「這份通過權威機構發布的書面材料，只是把電光鰩變為人們所知悉的一樣東西而已。」

奧斯卡·王爾德因「嚴重猥褻罪」而被審判，這通常被認作為同性戀認同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事件。/Alamy

19世紀末，異性戀史上也發生過相似之事，這使得異性戀為人們所知悉。「1868年之前，並沒有異性戀這一說。」布蘭克如是寫道。同樣，當時也沒有同性戀的概念。那時的人們尚未意識到，異性戀和同性戀之間「會因為愛和性慾的不同而有所差別」。那時人們對性行為進行認知與分類，還常常會禁止性行為。然而重點在於行為本身，而並非其動因。

那麼，是什麼發生了改變？答案是：語言。

19世紀60年代末，匈牙利記者卡爾·瑪利亞·柯爾特畢尼（Karl Maria Kertbeny）造了四個詞來描述性體驗：異性戀、同性戀，和兩個如今已被遺忘的詞語：單性戀和人獸戀（這兩個詞當時是用來描述手淫和獸奸的）。十年後，當柯爾特畢尼被要求為支持同性戀合法化的書寫一章節時，才首次使用了「異性戀」這個詞。當時的編輯古斯塔夫·雅閣（Gustav Jager）決定不出版這些內容。不過不久後，古斯塔夫在1880年出版的一本書中還是用到了這個由柯爾特畢尼創造的新穎辭彙。

這個詞再次出現在出版物中是在1889年，那時奧地利——德國的精神病學家理查德·克拉夫特·埃賓（Richard von Krafft-Ebing）在《性精神病態》（Psychopathia Sexualis）——一本描述性障礙的書中使用了這個詞語。但在這本將近500頁的作品中，「異性戀」這個詞僅被使用了24次，並且未被編入索引之中。這是因為對克拉夫特·埃賓而言，相對於「性本能」，他對「相反性本能（性變態）」更感興趣，他認為前者才是人類「正常」的性慾表現。

「正常」這個詞被具有豐富的含義，它在歷史上也常常被誤用。因等級秩序而起的奴隸制也曾被認為是「正常」的，地心說也是如此。只有對人們已達成共識事物的根基和核心進行質疑，才能把所謂的「正常」現象從它們原本所處的優勢地位上拽下來。

在克拉夫特·埃賓眼中，正常的性慾應置於生殖結果這一更為廣義的話題中來。這和西方主流的兩性理論觀點相一致。在性行為被分成異性性行為和同性性行為兩類之前，西方世界把它分成：以生殖為目的的性行為，和未以生殖為目的的性行為兩大類。舉個例子，《聖經》對同性性交與手淫行為都持批判態度。因為《聖經》認為，生命傳承之種撒播在性行為之中。雖然這種道德觀被廣泛傳授，也被天主教會和後來的基督教分枝不斷嵌入人們的思維之中，但我們需要知道，這類道德觀是起源於斯多葛學派的，而並非猶太聖經或基督徒聖經。

卡爾·瑪利亞·柯爾特畢尼首創出「異性戀」這個詞。/Wikimedia Commons

天主教倫理學家瑪格麗特·法蕾（Margaret Farley）指出，斯多葛派學者對「人類為了獲得內在的平靜，其意志在約束情感方面的力量以及對此約束的追求」這一問題上持支持態度。舉個例子，穆索尼烏斯·魯富斯（Musonius Rufus）在《論性放縱》（Sexual Indulgence）中指出，每個人都須使自己免於自我放縱，這裡的放縱包括無節制的性生活。為了控制性放縱，神學家托德·薩爾茲曼（Todd Salzman）、魯富斯和其他斯多葛派學者提出要把它置於「有關人類意義的更廣義的話題」中來。他們認為性活動只有以生殖為目的時，才算是符合道德規範。早期基督教神學家接受了這種婚姻生殖的道德觀。到了奧古斯丁時代，以生殖為目的的性行為是唯一正常的性行為。

當克拉夫特·埃賓把「以生殖為目的的性行為」道德觀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時候，他的確有把它作為主要觀點來闡釋。「在性愛中，人類並不能意識到性本能的真實目的以及物種的繁殖行為。」他這樣寫道。

換句話說，生殖目的包含在性本能之中——這個目的真實存在，儘管那些參與過「正常」性活動的人可能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喬納森·乃德·卡茨（Jonathan Ned Katz）在《發明異性戀》（The Invention of Heterosexuality）中注意到了克拉夫特·埃賓觀點的影響。「將生殖目的歸於人類的無意識，克拉夫特·埃賓創造出一個小而模糊的空間，讓性的愉悅感開始增長。」

雖然從生殖本能到性愛慾望的這一轉變，對當代性觀念來說非常重要，但它不應被過份誇大。當今天的大部分人談到異性戀時，他們也許會想到這樣一個案例：比利（Billy）從小就知道女孩對自己是有性吸引力的。有一天他對專註於對蘇西（Suzy）產生的慾望，便開始追求蘇西。他們相愛後，會因為性慾做出身體上的性表達。在這之後，他們會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

20世紀時出現了思想轉變：人們在那時才把性慾（這裡是羅丹的作品《吻》）和以生殖為目的的性行為分開看待。/Alamy

要是沒有克拉夫特·埃賓的研究，異性戀的「正常化」很難實現。無論描述多麼含蓄，也不會提到生殖行為。根據性慾的含義來定義正常的性本能，對有關性的思考來說是場重要革命。克拉夫特·埃賓的研究工作為這種文化轉變奠定了基礎：1923年，人們認為異性戀是「病態的」，但到了1934年，已經認為它是「正常的」了。

性和城市

思維和語言通常是時代的產物，這一觀點對「異性戀」來說同樣適用。「異性戀」是美式生活合法化的結果。正如布蘭克所說，異性戀的發明和中產階級的崛起是相關聯的。

19世紀晚期，歐洲和北美都市的人口開始出現爆炸性增長。舉個例子，到1900年為止，紐約已經有340萬常住人口，是一個世紀前的人口量的56倍。當人們向城市中心遷移時，他們也把一些性變態行為帶了過來——比如賣淫和同性性行為。或者至少看上去是這樣子的。布蘭克寫道：「和鄉鎮與農村相比，城市似乎是不端性行為和過度性行為的溫床。」 布蘭克還說，當城市人口縮小時，控制此類行為也更為容易，這就像在更小的農村地區控制此類行為更簡單一樣。因為在這些地方，鄰裡間彼此熟悉是種常態，而小鎮上的八卦緋聞是個有效促因。

布蘭克談到，由於公眾對性行為認識的不斷增強與下層階級大量湧入城市的現象同時發生，「準確來說，城市裡的不端性行為通常都歸咎於工人階級和窮人集體」。對正在興起的中產階級而言，把他們自身和這種無節制的性行為區分開來很重要。中產階級家庭需要找到一種方式來保護其成員「一方面免於貴族衰敗，另一方面免於大都市所帶來的恐懼感」。這就要求有一種「能在大規模範圍內運作的社會管理模式，這種模式要是系統的、可複製的、且能被廣泛運用的」。

布蘭克認為，在過去，這種模式可以建立在宗教的基礎之上，但是「新的世俗國家要求這種模式能為自己的法律提供世俗的理由支持」。性學專家克拉夫特·埃賓在他的著作《性精神病態（第一版）》介紹中寫道，他的工作是為了「減少人們的此類行為，從而達到合法狀態」。確實，當你繼續閱讀序言，你會發現現在的研究已經給法律法學帶來了良性影響。

千篇一律的19世紀城市生活常被歸咎於更自由，同樣也是更「不道德」的性行為。/Alamy

克拉夫特·埃賓把不合常規的性活動記錄在其作品之中，也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觀點：發展中的中產階級不再簡單地認為，人們對正常（異性）性活動的偏離是種罪孽，而把它當作是種道德衰敗——這可以算作是那些人們收到的最為糟糕的評價之一了。威廉斯·詹姆士（Williams James）在1895年寫道，「要是叫這個人『無賴』，那你就已經設定好他的社會地位了。要是叫他『墮落者』，你就已經把他和最討人嫌的那一類人歸到一起去了。」布蘭克指出，了解一個人是否性墮落已經成為衡量他品質的標杆。

墮落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反過程。如果說以生殖為目的的性行為對物種進化至關重要，那麼偏離這種常規就會對整個社會結構造成威脅。專家認為，如果此類偏離能被儘早發現，那麼它就可以被逆轉，這可算作是幸運的事情了。

對克拉夫特·埃賓而言，「性倒錯」在經過多個發展階段後，最終可以形成。並且在第一個階段中，「性倒錯」仍是可被治癒的。《性生活》（Vita Sexualis）的作者拉爾夫·雷克(Ralph M Leck)曾在他的作品中寫道，「克拉夫特·埃賓曾明確發出反對性墮落和性變態的呼聲。所有有公德心的公民都必須輪流登上社會觀察塔。」這是公民學的問題之一：殖民地的大部分人來自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在當時是相當龐大並且還在不斷發展的階級。

雖然有些非專業人士對克拉夫特·埃賓的理論很熟悉，但是是弗洛伊德（Freud）向公眾介紹了對性進行科學思考的方式。大師的理論很難用三言兩句講清楚，但他最為人們所知的遺產是性心理發展論。這項理論認為，當孩童看到他們父母跳舞時，他們的性心理就已經開始發育了。

在弗洛伊德看來，異性戀並非生來如此，而是後天造就的。如卡茨所指，異性戀對弗洛伊德來說是一項成就；那些成功解鎖成就的人，一直處於「安分守己」的狀態，他們在童年時期就被引導形成了異性戀觀。

卡茨還說，需要花費巨大的想像力才能按照常態構架出這種引導。

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要形成異性戀的正常心態必須經過如下過程：男孩（女孩）對母親（父親）有亂倫衝動，想要殺掉父親（母親），也想消滅其他兄弟（姐妹）中可能的對手。這個過程充滿了殺戮欲……在弗洛伊德看來，異性戀的發明是一種心理極度失常的結果。

這種戀母情結的觀點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以至於對正常性向的解釋都成了「對異性戀史的巨大諷刺，」他還這樣說道。

阿爾弗雷德·金賽（中間）使得有關性的話題不再是無法談論的禁忌，但他重申了對同性戀和異性戀行為的現有分類。/Getty Images

弗洛伊德的解釋似乎讓大部分公眾都感到滿意。對那些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標準化的人們來說，他們樂於接受關於正常生活的新科學（此處指正常的「異性戀」）。在阿爾弗雷德·金賽的研究中，這種態度也有更進一步的表現：他在1984年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男性性行為》。在研究中，他曾把男性的性傾向劃分成0（完全異性戀）到6分（完全同性戀）幾個等級，並得出這樣的結論：不說是絕大部分，也能說是很大一部分男性，在青春期和老年期內或多或少都有過同性戀經歷。卡茨注意到，金賽在同性戀/異性戀的分類的基礎上考慮到了確定的性連續。同時，這項研究再次強調了這兩種極端情況之間的一種性狀態。

異性戀的未來

這種分類一直沿用至今。1984年，溫德爾·里基茨（Wendell Ricketts）出版了他的研究《有關同性戀的生物調查》。在調查中，他寫道：「沒有人對『為何同性戀和異性戀是不一樣的』這個問題有一個清晰透徹的了解。」我們現在能給出的最佳回答其實是種自我重複：「人們認為同性戀和異性戀是不同的，是因為他們能被分成兩類人，並且基於他們覺得他們能被分成兩類人這一情況。」

雖然異性戀和同性戀的區分看上去是個永恆又堅不可摧的事實，但它事實上並非如此。它其實只是當代人們創造出的一個辭彙，這個辭彙被用來談論「性對我們究竟意味著什麼」這一話題而已。

卡茨認為，異性戀這種現象「是在人們的論說中被發明出來的，但它又不限於論說。它在一個特定的背景下被創造出來，但這個背景又相當廣泛，同時也不被時間所限。」也就是說，異性戀這種現象是被建造出來的，但人們又把這種現象假裝成天然存在、非建造的。任何一位法國哲學家或者有樂高積木的小孩都會告訴你：任何被建造出來的東西也可以被拆解。如果異性戀在過去不曾存在，那在將來也沒有必要存在。

有一次，因為我要寫篇有關性取向的文章，就對簡·沃德（Jane Ward）（《我不是同性戀》的作者）進行了採訪。採訪中她打了我一個措手不及，讓我思考性學的未來：「如果我們能像培養對食物的品味一樣來培養我們的性慾，那將意味著什麼？」雖然有的人會對性流動的可能性感到警惕，但我們仍需要知道，許多持有「生來如此」的觀點就不會被現代主流科學所接受。研究者不能確定是什麼「造就」了同性戀，而且他們明確的拒絕任何假設一個簡單起源的理論，例如「同性戀基因」。在我看來，性慾像其他慾望一樣，在我們的生命中不斷變化。每當它有所變化時，通常向我們暗示著新的性傾向。如果這個觀點成立，那麼沃德提出的性傾向可以塑造的觀點也將成立。

在沃德的問題之外，我們仍面對一個挑戰：如果我們對「我們是否能控制性傾向」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它」這兩個問題感到不自在，那這是為什麼呢？相似的是，為什麼我們要對「同性戀，甚至異性戀，都是自然界不變的事實」這一觀點發出挑戰，並且感到不自在？

作家詹姆斯·鮑德溫對「把人分成直的和彎的兩大類」這一做法感到猶豫不決，他認為「這是對錯誤觀點，同樣也是錯誤指控的回答」。/Alamy

在記者理查德·戈爾茨坦（Richard Goldstein）對小說家兼劇作家的詹姆斯·鮑德溫所進行的一次採訪中，詹姆斯·鮑德溫承認他對未來既有積極幻想，也有消極幻想。積極幻想之一是「今後沒人需要稱呼自己為同性戀」。鮑德溫坦言道，一旦聽到「同性戀」這個詞，他會失去耐心。「這是對錯誤觀點，同樣也是錯誤指控的回答。」

那事情本來的面目是什麼呢？

「實際情況是你沒有權利在這裡指手畫腳。你需要證明你有這項權利。我的意思是，我沒有什麼想要證明的東西。但這世界同樣也屬於我。」

在過去，異性戀的存在是必要的，因為人們需要證明他們自己是誰以及他們為什麼會存在，他們還需要捍衛自己所處位置的權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項標籤似乎限制了無數我們用來理解自身慾望、情愛和恐懼的方式。近期在英國的一項調查表明，只有不到50%的年輕人（年齡區間在18到24歲之間）認為自己「100%是直的」，而這個標籤也許是這項調查結果背後的原因之一。這並不表示大部分被調查的年輕人有穩定規律的雙性或同性性生活，只是表明，「異性戀」這個詞對年輕人而言並非必要，就像20世紀的人們一樣。

對性取向的爭論讓人們把焦點轉向了「本性」這個本就被定義的很差的概念。因為異性性活動會帶來物種的繁殖，我們就把它置於一個特殊的道德地位上。但是，「本性」並沒有向我們揭露我們的道德義務是什麼——我們在確定道德義務，即使我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在這樣做。正如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所認為，人們從對自然的觀察跳躍到對自然的規定，是犯了一種邏輯錯誤。

當同性戀權利越來越受到承認，很多人也把他們的性慾置於一個更為廣泛的範圍中。/Alamy

為什麼要用人類的動物本性，來判斷什麼東西對這個人而言是正常並且符合倫理的？許多人們覺得有價值的東西，例如藥品和藝術，都不是天生就存在的。與此同時，人們憎惡許多極度自然的東西，例如疾病和死亡。如果我們對一些自然而然出現的、符合道德倫理的現象，以及其他不符合倫理道德的現象進行思考，那就意味著我們的思維（觀察的事物）在決定著本性（被觀察的事物）。本性並不獨立存在於我們「之外」——事實上，我們總是在用內心來解釋自然現象。

地球發展到現在為止，以生殖為目的的異性性活動對人類這一物種的進化已經起到了積極作用。大約一個世紀以前，我們就對這類性活動賦予了特殊的含義，一部分原因是我們想要鼓勵這種性行為。但是，現在的世界和過去已經大不相同。胚胎植入前遺傳學診斷（PGD）和體外人工受精（IVF）等科學技術都在不斷發展。到2013年，已有超過63000個通過體外人工受精懷孕的案例。事實上，超過500萬嬰兒是在輔助受孕技術的幫助下誕生。誠然，這對人類生殖活動而言還是一個小數字，但是技術一直在進步。

在社會問題上，異性戀像它在過去一樣，正在逐漸失去它的「優勢」。如果過去還把同性戀當作一種醜聞的話，我們現在已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一個充斥著政客和名人不正當男女關係的世界，能看到各種性醜聞圖片、簡訊，甚至視頻。大眾文化也充斥著已經失衡的異性戀關係和婚姻。卡茨還注意到，在1960年到1980年期間，離婚率上升了90%。雖然在過去的三十年間，離婚率大大降低，但沒有人敢說只有在同性戀關係中才會出現「不穩定的情況」。

正如有的人引用了金賽的研究結果一樣，異性戀和同性戀之間的分界線並不模糊——異性戀是一項發明，是一個虛構的概念，是一個已經過時了的觀點。男性和女性仍然會發生異性性關係，直到人類物種不復存在那一天。但是異性戀——作為一種社會標記、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性取向——有可能在人類物種滅絕前就已經完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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