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賞玩零篇殘簡是一種快樂的智力遊戲

渾渾噩噩過了半生，回首往昔，找不到什麼值得驕傲的事情。差可自慰的是，日積月累，書齋里有了一些古刻舊本。雖然說只要有真性情，讀什麼版本的《史記》、《漢書》都能夠下酒，但讀線裝影印的百衲本肯定會比讀中華書局點校本要多喝幾口兒；要是能夠一親肌膚，摩挲宋刻元槧，那就難免一醉酩酊了。

遺憾的是，餘生也晚，所業亦貧，無緣無力購藏此等上乘精品，二十多年來，流連坊肆，所得多屬清代印本，而聊以竊喜之二三精品，亦多在是焉。若單純就版刻的時代早晚而言，即使是明版，亦所得寥寥，且多屬嘉靖以後的方塊兒字本，殊不足重。至於趙宋蒙元，猶如月中仙子，望之也艷羨，即之則既遠且寒，僅於偶然間勉強收取一二零篇殘葉，藉以私覷其芳顏而已。

更具體地說，我收存過的幾種早期雕版印本的殘本，實際上多屬鐫梓於元朝而刷印於明代中期以後，甚至更晚。例如，很早以前，在北京海淀中國書店，花200元錢，買下過一部元刻《玉海》附梓《通鑒地理通釋》，經過明、清兩朝迭修，竹紙刷印，已遲至康熙年間。一頁一頁仔細翻檢，在四冊二百多頁書中，竟然找到三頁元代的舊版。其中一頁已經完全模糊成了所謂大花臉兒，一個字也看不出來是什麼，唯一能夠判斷的是，書版確屬元朝故物；另外一頁要好一些，能夠看出一少半字的輪廓。最後一頁上半截尚是元朝舊版，不過字跡也相當模糊，下半截則是明嘉靖前後的補刻。就這樣，買到後也是滿心歡喜，因為按照圖書館著錄古籍的慣例，此本應當記作「元刻遞修至清康熙印本」，所以這也可以說是我買到的第一部「元刻本」。直到後來又有了幾種更好一些的同類元刻遞修印本，這才在自己心中的目錄里把它降格為「清代刻本」，並最終與店家換書，處理掉了。

在我後來買到的這類所謂「元刻本」的殘本中，有一種《新唐書》的零冊比較有名。是因為一位雅號「木兆軒」的藏書愛好者，在「往複」論壇上發過一篇帖子，名曰《我最難過的一天》，講述他在海王邨先看到此書，惜下手稍遲，被我捷足先登的故事，引得一干人等競相圍觀，不知道我撿到了什麼寶貝。借這個機會，姑且在這裡附上兩張書影，一張元朝舊版，一張明成化補版，滿足一下當年那些人的好奇心。

元大德九年建康路儒學刻本《新唐書》

此書初為元大德十一年江南建康路儒學刊本，是當時所謂九路合刻《十史》中的一種，書版後來進入明南京國子監，湊成南監本《二十一史》。我得到的這些零冊，就應該是進入南監後所印。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真的算不了什麼。書中已經有很多明朝的補刻（除了成化年間的補刻之外，還有幾頁更晚的弘治補版），像這樣的印本，且為斷編零冊，存世很多，只是比前述《通鑒地理通釋》要更象樣兒一些而已。當然三百元一冊再打八折（打折扣這一點木兆軒主並不知道，當天要是知道這一點，對於他來說，恐怕就不止是「最難過」的一天了，我很擔心會成為這位仁兄「沒過去」的一天），即使是在當時（2006年4月17日），也實在是很便宜，是窮措大幾乎不可再遇的良機。

元大德九年建康路儒學刻本《新唐書》中的明成化十八年補版

與這樣的補版後印之本相比，真正屬於元刻元印的書籍，我只有一本佛教典籍《宗鏡錄》的零冊，也就是經折裝佛經的一折（案，「折」這個字本來應該寫作「摺」，當年搞所謂簡化字那幫人硬要把它寫成這樣，文義全非）。《宗鏡錄》是五代時期吳越國著名禪宗僧侶延壽的著作，到底講些什麼玄妙道理，我完全沒有領悟的天資和能力。買下它，完全是為滿足自己擁有一冊真正元刻元印本的心理需求。

全本買不起，就買殘本；普通世俗書買不起，就買稍微便宜一點兒的佛教典籍；中國的書買不起，就到其他國家的書店裡去買。正是基於這三重想法，很多年前我初去日本訪學，就在東京大學附近的柏林社書肆，買下了這個零冊（當年還很少有人去日本購買中國古書，故古刻佛經零本的價格，尚較震旦本土為低，但沒過多久，禹域書價即扶搖而上，轉而逆襲東洋）。《宗鏡錄》全書煌煌百卷之巨，余之所得，不過其中之一，誠聊勝於無而已。

元世祖至正年間刻《普寧藏》本《宗鏡錄》（卷首）

僅僅這一卷書當然沒辦法讀。即使信奉先主席用一兩句口號概括複雜理論體系的認知範式，譬如用「造反有理」這一句話來表述馬克思主義，我也不相信自己會有那麼好的運氣，拿起一冊隨意收下的殘本，一開卷就會讀到其最精粹的真諦。不僅僅是宋元古本，就是現代印行的書籍，有些人，買下有些書，就是為了觀賞其裝幀印製之美，而不是閱讀它的內容。很多年前，琉璃廠的中國書店，召集京城裡一群喜愛舊書的玩家，議論成立藏書愛好者的組織。後來英年早逝的大藏書家田濤先生，起草了一個章程，大談特談藏書對傳承文化的重大意義，卻極力迴避藏書和其他所有收藏一樣，其更內在的本質，只是一種癖好，是滿足賞玩的慾望。

賞玩往往使人浸潤其間而不能自拔，但真正從內心裡喜好學術研究的人，對疑難問題的痴迷，又何嘗不是如此？至少對於我來說，文史研究就是一種快樂的智力遊戲：由已知到未知，再變未知為已知。賞玩之間，往往會經歷同樣的歷程。

「窺一斑而知全豹」：「看」書，也「看」字

前一段時間，我在新浪微博上發帖子，批評李致忠先生主持編著的《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把非常明顯的活字本定作刻本，有人責問我「翻過多少古籍」？言外之意，似乎是在質疑，像我這樣的「素人」，有什麼資格來挑戰司掌國家書庫鎖鑰的專家？這樣的想法，固有因緣。研究古籍版本，當然要儘可能多接觸實物，但古代版刻及其裝幀形式，自有規律性特徵可識可尋，由此著眼，透過有限的局部，往往也能夠得到一些比較普遍的認識，關鍵是研究者要能夠慎思明辨。

僅僅觀賞揣摩這一本佛經零卷，我也獲得一些超出於其本身之外的認識。放開眼界，認真思索，才會有所收穫。

首先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參照其版刻字體，展開具體的論證，把過去被一些人認作南宋刻本的所謂「無我慧身」本《寒山詩》（今僅存孤本，藏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改定為元至元二十六年刻本。

《中國版刻圖錄》載錄之《普寧藏》書影

我買到的這冊《宗鏡錄》，卷端鐫有千字文編號「傾」，據此序號以及其字體特徵，似屬元代在杭州附近普寧寺開版的大藏經，亦即所謂《普寧藏》。惟其卷末鐫刻的題記，雲「徑山興聖萬壽禪寺首座沙門慧元重校」，沈津先生嘗謂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亦收藏有一冊這種釋惠元校刻的《宗鏡錄》，起初也以為是《普寧藏》，但後來「核以《中國版刻圖錄》中書影，乃知非是」（見沈氏《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然而，我對比《中國版刻圖錄》以及其他多種《普寧藏》的書影，卻以為二者之間並沒有什麼差別。北京德寶公司2014年夏季拍賣會上拍的第94號拍品，亦為《宗鏡錄》零冊，末有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杭州路南山大普寧寺大藏經局主局僧明堅」云云的題記，顯然是《普寧藏》本，而篇末同時亦鐫有「徑山興聖萬壽禪寺首座沙門慧元重校」題記一行，與沈津以及我所看到的刻本相同，這更清楚證實此慧元校刻本就是《普寧藏》本。由於《普寧藏》刊成之後未久，經版就與普寧寺同毀於火，故存世所有《普寧藏》印本，都是大元本朝的印本，我得到的這卷《宗鏡錄》零本，自然也是元朝的印本。

元世祖至正年間刻《普寧藏》本《宗鏡錄》（卷末）

德寶公司拍賣《普寧藏》本《宗鏡錄》

所謂「無我慧身」本《寒山詩》亦刊刻於浙江，取與此《宗鏡錄》殘本對比，可以看到，《寒山詩》的刻書字體，雖然還是南宋浙本通行的歐體字風格，但字跡已更趨清麗廋勁，正酷似《普寧藏》的風格。從而可知此亦浙江地區元代釋家版刻之一種風尚，而主持刊刻這種「無我慧身」本《寒山詩》的無隱、可明輩正當地僧侶，自宜依循此等通行的體式，從而在版刻風格上切實證明此本應刊刻於元代（別詳拙文《五山版〈寒山詩〉版本價值測議》，刊劉玉才、潘建國主編《日本古鈔本與五山版漢籍研究論叢》）。對於這種版刻字體對比而言，一部書籍之殘與不殘，並沒有太大區別，所謂「窺一斑而知全豹」，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無我慧身」本《寒山詩》

旋風葉：宋元經折如何裝幀？

這折元刻本經折帶給我的另一項知識，是宋元時期經折裝的具體形式。明清時期釋道兩教的經折，一般要在經折的上、下兩面也就是最前面和最後面這兩張折葉上，各自裱裝上一塊硬紙板，用以護持折本，而且便於捧讀展閱。流傳於世的宋元經折零本，往往經過明清人之手，也做如此裝幀。但宋元時期的經折裝本，在當時主要採取怎樣一種形式，過去我卻無由了解；至少我所讀到的介紹古書版本的著述，例皆語焉不詳。

一次黃永年先生來京，抽空兒到我這裡閑聊，指名要看看這本經折。我馬上想到，這多半是因為當年在上海復旦大學讀書的時候，先生也曾買過幾本宋刻本佛經的殘卷零冊。想當初聽先生講買書經過，竟在不知不覺間產生了強烈的巴甫洛夫反應，通俗地講，就是滿嘴流哈喇子。

那是某天一大早兒，先生乘黃包車去四馬路（現在的福州路）逛舊書店，當然還是在萬惡的舊社會（順便說一下，舊社會裡的舊書店，往往與風月場毗鄰。像西安的粉巷、太原的柳巷，顧名思義，就能想到當地做的是什麼營生；北京的琉璃廠也緊鄰八大胡同。四馬路上不僅有很多書鋪，同時也是上海灘上妓館林立的地方。所以，提到去四馬路逛街，最好先說清楚是什麼時辰去的），在一家鋪子里，看到高高一摞宋元刻本的經折，全都殘缺不全，不管你挑那一本，都是一圓錢。可先生也算是窮學生，身上只有五塊大洋。就像守財奴買衣服，同樣的價錢要選最大尺碼一樣，先生先下手挑了一折最厚的。你想想現在不管什麼宋版書，都可以論頁計價一張兒一張兒地賣殘頁，就會明白這一原則有多重要。接下來選的一折，上面帶有一位元朝和尚師傅的題記，算是別有名堂。最後又揀了一冊什麼樣的經折，我已經記不清楚，只聽得黃先生說，他就此收手，起身離去。聽到這裡，趕忙吞咽下一大口涎液，問道：「還有兩塊錢呢，為什麼不再挑兩本？」先生不緊不慢地講：「我還得留一塊錢坐黃包車回去呢。」我說：「那不是還剩下一塊錢么？」看我急赤白臉的樣子，先生更為悠然地說：「午飯還要吃頓西餐呢。」年紀輕輕的，就為一頓可吃可不吃的午餐，為少走幾步路，失去兩冊宋版書，現在回想起來，這該讓人何等痛惜！先生卻是淡淡一笑：「當時好書多了，這算不了什麼。」

看了我的《宗鏡錄》，先生依舊是淡然一笑：「書算不了什麼。不過是元朝的原裝，值得珍重，千萬不要胡亂裝修。」其裝幀形式，最具特點的地方，是在經折的上面（也就是它的最前面），裱糊一張與折面大小相當的稍硬稍厚的暗褐色紙皮（日本學者稱作「里表紙」）；同時用一質地相同而橫向幅度更為寬展的紙張，裱糊在經折的下面（也就是它的最後面，日本學者稱作「表表紙」）；然後再把這張寬展的紙張，從下向上（亦即從後向前）摺疊包裹到上面（也就是前面），接下來先把左側的紙張貼靠在經折上面（即前面）的硬紙之上，再把右側的紙張壓在它的上面。

元世祖至正年間刻《普寧藏》本《宗鏡錄》的裝幀

宋元時期的經折裝佛經印本傳入日本很多，而且有相當多一批經折，是以其原始狀態留存下來，我在日本買到的這冊《宗鏡錄》即屬其中之一。這樣大規模湧入日本的經折，對其本土書籍的裝幀形式，當然會產生很大影響。日本學者總結彼國古代典籍裝幀形式的演變歷程，以為在由卷子本向冊子本轉化的過程中，較早出現的經折裝本，有「帙形折本」和「包表紙形折本」這兩種形式，而對照日本學者繪製的示意圖和中國學者很粗略的描述可知（見藤井隆《日本古典書志學概說》、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除了那一道「押竹」和用於繫結的「紐」之外，所謂「帙形折本」，大致即相當於《毗盧藏》、《磧砂藏》等宋刻佛經每一折經折外面包裹的「包衣」或稱「護衣」，而「表紙形折本」與這本《宗鏡錄》的裝幀樣式（中國有學者稱包裹到上面來之後左右兩側的暗褐色紙皮為左、右「壓頁」），基本相同，二者之間必定存在很緊密的聯繫。只是我實在沒有機緣見識更多的實物，編纂古籍圖錄者又多不展示完整的圖像，像這樣的問題，只能留待日後有機會時再做更進一步的探討。

「帙形折本」示意圖

「包表紙形折本」示意圖

按照東洋學者所說日本古代典籍裝幀形式的變遷過程，這種「帙形折本」和「包表紙形折本」乃出現於「旋風葉」之先，而所謂「旋風葉」又可細分為狹義的「旋風葉」與「固定形旋風葉」兩個種類（見藤井隆《日本古典書志學概說》）。最初指認上述狹義「旋風葉」的島田翰先生，曾舉述日本舊鈔本《論語》和《醍醐雜事記》的所謂「囊草子」裝幀，來證實這就是中國古代典籍的「旋風葉」裝幀形式（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因而得到馬衡、余嘉錫、王利器、周紹良、饒宗頤和業師黃永年先生等眾多中國高水平學者的認同。然而，也頗有一些中國學者對此不以為然，對於這些人來說，「這種形式的書在傳本中未曾見過」，就是他們否定島田翰一派人觀點的重要理由（如魏隱儒《古籍版本鑒賞》）。

「旋風葉」示意圖

「固定形旋風葉」示意圖

研究古代歷史，特別是各種有形的器物，重視直接證據，也就是強調所謂「眼學」，這固然應該提倡，學者也要儘力踐行這一原則，但也不見得事事都要「眼見為實」。古人已逝，古事已遠，古物也不可能盡有留存，通過其他外在形態相當相近、內在因緣又有密切關聯的古代遺存，再結合切實可信的文獻記載，仍然可以復原很多古代器物的面貌。再說，歷史研究的魅力，本來就是依靠間接的證據來做合理的推測判斷。殺人越貨者要都像武二郎那樣寫明「殺人者，武松也」，那還要「神探」做什麼？

在北宋人的著述當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旋風冊子」和「旋風扇」等相關的記載（宋侯延慶《退齋筆錄》、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足以證實「旋風葉」最突出的形態特徵，應是折迭成冊。結合這樣的文獻記載，再來看像元刻本《宗鏡錄》這樣實實在在的裝幀形式，使我愈加信服島田翰一派人對「旋風葉」的看法（別詳拙文《重論旋風葉》，待刊）。雖然說「帙形折本」和「包表紙形折本」，在發生的時間順序上，未必一定像日本學者所推斷的那樣先於「旋風葉」，但這幾種裝幀形式之間，確是通貫相連，都不同程度地帶有由卷子本蛻變的痕迹，適可彼此印證。

徑山版刻何以興盛？

這冊《宗鏡錄》零本，更值得注意的內容，是卷末所鐫「徑山興聖萬壽禪寺首座沙門慧元重校」這一題記。如前面引述的另一刊刻題記所示，所謂《普寧藏》，乃因有「杭州路南山大普寧寺大藏經局」主持刊刻而得名。這兩座寺院，雖然都在杭州附近，但派別迥異。普寧寺在元代是白雲宗的一個全國性中心，一般來說，反禪宗是白雲宗這一佛教宗派在信仰觀念上的一項主要特徵，而徑山的興盛萬壽寺則名列禪宗五山十剎之首。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糾集徑山興盛萬壽禪寺的首座沙門來參加《普寧藏》的刻印事宜，這本身就是一項很有意思的問題。

佛教史研究者如何看待這一情況，非余所知。我感興趣的是這位慧元禪師是僅僅幫助核校經文、還是在徑山分設作坊開雕經版？關於這一點，我並沒有看到任何直接的資料，只是摩挲賞玩間隨意產生的想法。

南宋理宗嘉熙二年徑山化城接待院刻《佛果圜悟真覺禪師心要》

刻印一整套大藏經，需要動用大量財力、人力、物力，如明清間刊刻的《徑山藏》，在其後期，就是由諸多寺院分別承擔刻版，而在元朝刊刻《普寧藏》之前，徑山就有很好的版刻基礎。如今藏國家圖書館的釋祖詠撰《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系「寶佑癸丑天台比丘德濬募緣重刊於徑山明月堂」（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又日本東京伊東祐淳先生和大谷大學圖書館都有收藏的《佛果圜悟真覺禪師心要》（後者系神田喜一郎先生舊藏，殘存下卷），亦宋理宗嘉熙二年徑山接待院所刻。南宋末年，就是這所徑山興盛萬壽禪寺的著名禪師大休正念，東渡日本，在主持鎌倉壽福寺期間，命工刊刻《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念大休禪師語錄》，在五山版興起之前，於鎌倉時代開啟禪林典籍刊刻的風尚，在日本版刻史上，據有很重要的地位（陳小法、江靜《徑山文化與中日交流》）。大休正念這些舉措，與他在徑山興聖萬壽禪寺時即已熟悉雕版印書事宜，也應當具有關聯。

大休正念命工據宋刻本重刊《斷際禪師傳心法要》

在《普寧藏》之後，徑山版刻，一直都很興盛，其最大規模的刻書事業，就是明萬曆時期雕印《徑山藏》了。《徑山藏》本來是在山西五台山開版雕造，但刻工遠自江南募集，實在難以為繼。其由北方向南方改遷，當然需要選擇基礎條件較好的地方，而最後確定在徑山，當然與這裡自宋代以來的雕版印刷基礎具有直接關係。

通觀前後時期的狀況，至少我們有理由相信，徑山的一些寺院，在元代應該會有雕版印刷的活動。以此為背景來分析這本《宗鏡錄》殘卷上的校刊題記，或許會引導我們認識到其背後所蘊含的歷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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