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一生！他是「作法自斃」的大秦帝國奠基人

公元前338年，45歲的秦孝公驟然去世，新君太子駟剛繼位，嗅到了政治風險改變的朝廷諸臣馬上就將矛頭指向了孤立的商鞅，一場腥風血雨的政治清洗立刻拉開了序幕。

君如青山，我如松柏，此生相扶，永不相負。」電視連續劇《大秦帝國》劇照——秦孝公與商鞅聯手，在秦國實行了深徹的變法

公元前362年，夏日炎炎，在通往秦都櫟陽的驛道上，從西面走來了一個年近而立、精力充沛、箱籠中滿是書經文牘的中年男子。就在前不久，操勞成疾的秦國國君獻公因病溘然長逝，即位的是年僅21歲的太子渠梁，是為秦孝公。孝公繼位後，秦國形勢依舊岌岌可危。雖然，秦軍在少梁再次擊敗魏軍，俘虜魏國大將公孫痤，收回繁龐，但秦弱魏強的大格局基本未變，一旦魏軍西出長城，衝破秦軍的洛水防線，就能直逼涇渭地區，不僅新都櫟陽難保，舊都雍城也難保。於是，孝公在登基伊始，即發布「求賢令」：明確提出「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明確提出了招徠人才的首要標準是身懷富國強兵之策，而非門第顯貴或德性純篤與否。一時間，各國士人紛紛西遷，從函谷入秦，期待在這個陌生而充滿機會的新興大國中一展雄才。

這名行色匆匆的中年男子，就是少梁之戰中被俘的魏相公孫痤府上的中庶子衛鞅。孝公繼位同年，為秦所俘的公叔痤歸魏後病死，病重時向魏惠王推薦衛鞅，說其才大志高，可任國相之重任。但又警告魏惠王說，如其不用，則必須誅殺，以免其為他國所用，成為心腹大患。魏惠王認為公叔痤已經病入膏肓，語無倫次，於是皆不採納。衛鞅預計在魏難酬壯志，遂離魏入秦，日後遂以商鞅之名見諸史冊。

當商鞅來到秦國都城櫟陽時，為了能儘快面見孝公，遂投在其寵臣景監處，暫時充當門客。

商鞅自幼好刑名之學，又仕宦在魏，受李悝、吳起的遺教甚多，決心將三晉之變法措施推行於秦，這已是他心中定見。然而剛上台的孝公到底胸中志向如何，他卻沒有底。《史記·商君列傳》說，商鞅入秦之初，四次謁見秦孝公，分別以帝道、王道、霸道、強國之術為遊說主題。結果孝公對標榜道德仁政的「帝道」都無興趣，「時時睡，弗聽」，講到王道也興味闌珊，直到商鞅奉上以短期稱霸為目的的「霸道」時，才興味盎然。而當商鞅最終談及富國強兵之術時，孝公更是大喜，於席上跪坐對談之時，不時向商鞅的座位前趨，暢談數日仍不知足。這深刻說明，法家之術重在解決現實的政治矛盾，是現實政治迫切需要的，即在短時間內富國強兵。而儒家的帝王之道卻要以德來安近懷遠，此固非一日之功，況且在諸侯力征的戰爭年代也斷難實現。

從今天的視角看，商鞅變法之根本目的，就是為將秦國徹底變成一個對全體人口實行有效控制的中央科層式集權國家，進而最大限度從社會汲取人力與物質資源，進行有效率的對外擴張戰爭。

然而，儘管有來自秦孝公「自上而下」的支持，但當時秦國世族的保守勢力依舊強大，出於「恐天下議己」從而引發政治風波，動搖自身王位的原因，孝公親自安排了一場御前會議，核心即讓商鞅與守舊派代表、世族老臣上大夫甘龍及左司空杜摯等進行一場針鋒相對的當堂辯論。對於甘杜兩人「無百倍好處不可變法，無十倍功效不變更祖宗器物典制」、「聖人與智者只能因循守舊進行統治教化」的觀點，商鞅犀利地提出，此僅是「世俗之言」——治理國家並無一成不變之法，前代之禮法各不相同，商湯、周武王並未恪守成規，才興旺發達，奪取天下。他鼓勵孝公當機立斷，「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

最終，孝公被商鞅的雄辯與熱情打動，於六年(前356年)拜商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6年後，遷都咸陽，標誌著強盛崛起的秦王朝向東擴展的決心，這裡地處渭河台地，具備豐厚的黃土，耕種簡易，且利於漕運。由渭河北岸古道，可以東出臨晉關，渡河可東至蒲坂，直取夙敵魏的腹地，由渭南古道，則可以東出崤山、函谷關，與中原諸侯爭雄。

商鞅前後兩次變法，核心內容即按照源於三晉的法家政治理念與變法經驗，增強秦國的「耕戰」之力。錢穆在《先秦諸子系年·商君考》中明確指出，編民為伍，彼此連坐之法，出自李悝《法經》;罷黜守舊勛貴出京，整飭軍備，沿自吳起;甚至變法之初，立木封金於都城南門，也是模仿吳起「南門僨表」。首先「廢井田，開阡陌」，改百步之田畝度量為240步，著重開闢與分配耕地，鼓勵墾荒，所以「開阡陌」的最終目的不僅是提升農業生產效率，統一繳稅，終極目的也是將土地度量與戶籍徭役兵役管理「綁定」在一起。根據商鞅所撰《墾草令》，秦王還採納了其建議，招徠三晉之人，給予田宅和國人身份待遇，一則削弱了三晉帝國的人力資源和相應的農業生產和軍事動員能力，也使相當部分秦國男性青壯年可投軍入伍，增強秦軍的戰鬥力。

商鞅變法之另一核心舉措，在於在秦國全境推行縣制，以往秦、三晉與楚設縣，多為邊境偏僻地區，軍事邊防作用為先。商鞅變法後，將秦國全境統一划分為41縣，最高行政長官為縣令，秩級從600石至1000石不等，職責相當龐雜瑣屑，包括管理農業生產、管理糧倉、管理公府金錢、興發徭役兵役、鑄造兵器等。縣令之下有縣丞和縣尉，合稱為長吏，是縣令的佐官，分別負責輔助管理政務，以及縣內軍事之職。縣令與長吏之下，有廄嗇夫、皂嗇夫等職責明確的胥吏。縣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國家可以強力控制編戶齊民，予取予求，賦稅、兵役、徭役悉出於編戶。

戶籍編製和授田之法的最終目的，在於驅民為戰，對外擴張，而商鞅變法中實行的軍功爵制，則是軍事組織動員的強心針。1975年出土於湖北雲夢睡虎地的秦簡中，亦有《軍爵律》兩條，分別規定了軍功賞賜的具體政策，戰場得敵人首級一，就能賞爵一級，為五十石之官;斬兩首者爵二級，為百石之官……可謂簡單直接，通曉民心。軍功爵制的推行，也有力促進了秦王國的社會轉型，使得周代貴族賴以維繫統治的「禮樂」教養更加失去了意義。發達的軍事組織與官僚制度之間，有著天然的親和與互相促進性，使得萬民在一條統一的起跑線上接受自上而下的統一指揮，協調行動。

隨著變法各項措施雷厲風行地推行，秦國的國力迅速增強，東進拓疆，建立霸權成為孝公和商鞅關注的核心問題。東進，就必須徹底摧毀秦的宿敵魏國，也許在商鞅內心深處，他一直沒有忘記魏惠王對他的冷落與忽視，而讓魏國付出霸權旁落、疆域縮減、軍力被毀的代價，則是最好的復仇。他遊說秦王說：「秦與之魏，譬如人之有腹心患，非魏並秦，秦即並魏。」

公元前354年，趁著魏趙大戰邯鄲之際，秦軍東進，元里一站大獲全勝，斬首7000，奪取了少梁，這是秦自商鞅變法以來取得的第一次外戰大勝。兩年後，商鞅晉陞大良造，再次趁著魏國爭霸中原，無暇西顧之勢，率大軍穿越河西，奪取了魏國的舊都安邑，並進而攻陷魏國防秦重鎮固陽。

曾經輕視商鞅的魏惠王，終於嘗到了悔之莫及的滋味。公元前344年，他派出使節前往宋衛鄒魯等國之間，試圖建立聯盟，集各國之力聯盟伐秦。然而，這次表面上聲勢浩大的反秦聯盟，卻被洞悉魏惠王心理的商鞅輕鬆破解。他告訴孝公：獨立抗擊聯軍是下策;請齊楚等與魏國有隙的東方大國發兵來救，是中策;上策則是先以利害分歧破魏組織的反秦聯盟，再設法令齊楚等國自行伐魏，這樣秦國不僅自身無損，還可以再次趁魏國交困之際出兵收復河西之地。魏惠王居然在親身涉險的商鞅遊說下，吃下了秦國支持自己稱帝這枚空心湯圓，計劃聯合燕國伐齊楚，興沖沖地「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閉門過起了皇帝癮，結果引發東方六國眾怒，先是在桂陵之戰中敗給齊軍，喪師10萬，又被商鞅率秦軍趁火打劫，大將公子卬被俘，失去了河西之地。

凱旋而回的商鞅，達到了其事業與威望的頂峰，秦孝公親去東郊迎接凱旋之師，同時兌現了自己「有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的諾言，將商鞅「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

然而，正在商鞅達到自己政治生涯與理想抱負巔峰之時，滅頂之災也悄然降臨。一位名叫趙良的官員曾拜訪商鞅，當商鞅洋洋自得地讓他比較自己與曾經的穆公賢相百里奚哪個功勞大時，趙良說，百里奚出任秦相，勞累不坐車，酷暑炎熱不打傘，走遍國中，不用隨從的車輛，不帶武裝防衛。而商鞅卻在封地南面稱君，天天用新法來逼迫秦國的貴族子弟，用刑罰懲處反對變法的太子師傅。一旦出巡，則前呼後擁，車馬眾多，衛士們弓上弦，刀出鞘，實在不是長久之計。趙良進而說，商鞅的權勢表面上炙手可熱，實則除了秦孝公的支持外別無依託，如同日光下的朝露。他進而勸告商鞅其將十五邑封地交還秦國，到偏僻荒遠的地方澆園自耕以自保。對趙良的建議，商鞅自然嗤之以鼻——5個月後，公元前338年，45歲的秦孝公驟然去世，新君太子駟剛繼位，嗅到了政治風險改變的朝廷諸臣馬上就將矛頭指向了孤立的商鞅，一場腥風血雨的政治清洗立刻拉開了序幕。

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君秦惠文王絕對不會允許卧榻之旁還有商鞅這樣位高權重且有宿怨的前朝舊臣，曾因反對變法而受到文身等肉刑的太子師傅公子虔和公孫賈立刻勸告昔日的學生不要養虎遺患，於是商鞅被收繳了相印與兵權，逐回封地。不僅如此，惠文王又借口商鞅離行之儀禮形制太過奢靡，有越制非禮之罪，索性宣布其為罪臣叛黨。窮途末路的商鞅在奔魏未果的情況下，只得暗自逃回封地起兵，作孤注一擲的抵抗。最終被惠文王所派大軍擊敗，被執於鄭國境內的澠池，慘遭車裂處死。

商鞅雖死，但其變法卻已在秦國牢牢生根，所謂「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秦國已經如同一列呼嘯的列車，完全在他設計的旨在富國強兵的法家政治軌道上隆隆前行。商鞅以後，各國客卿依舊源源不斷湧入秦境，出自三晉或與三晉之學有淵源者眾多。在其他秦代「四世而霸勝」前來助力的主要客卿中，韓非是韓國貴族，尉繚來自魏國，黃留珠在《秦客卿制度簡論》中做過統計。在秦惠文王、秦悼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莊襄王、秦王嬴政六位國君統治期間，「先後擔任秦國相國要職的共有22人，其中18人是受人推薦的客卿，張儀、公孫衍、范雎、李斯……秦國遂成為戰國時代外籍布衣將相最為密集的國家，也就此奠定了自己統一六國、合并天下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