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小冰期毀滅大明卻成就滿清？真正要害居然僅僅如此

作者：冷兵器吧弗里曼

小冰河時期嚴重的氣候災害，一直被當作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有觀點甚至認為，如果沒有小冰期對明朝經濟的致命破壞，清軍絕無入關的機會。這種觀點看似合情合理，其實卻存在一個顯見的邏輯漏洞——同為東亞居民，小冰期難道不會打擊滿洲經濟嗎？

事實上，關外的女真諸部，很早就發展出了農耕經濟。比如，可木以南地區靠近漢地，農業技術相對成熟；黑龍江諸衛也經常和漢人發生貿易往來；弗提衛更因為地處松花江下游，佔據了北至黑龍江中下游地區的必經之路，所以在永樂年間便是邊境地區的貿易樞紐；努爾哈赤曾於天命元年征討的薩哈連部（居住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龍江交匯處），則已經擁有一至兩年的糧食儲備了。只有撒魯溫以北地區比較落後，據《皇清職貢圖》記載，當地女真人「勁弓長矢，射山為生」；庫頁島上的女真部落則「持木弓，矢尺余。塗毒於鏃，中必死。器械堅利」，「雖知耕種，而專以漁獵為生」。而作為所有女真部落中最開化的建州女真，其農耕經濟在明末已經頗具規模。據《滿文老檔》記載，努爾哈赤在剛建立八旗時就下令：「每牛錄各出十丁四牛，墾殖荒地，設立穀倉，以備凶歉。」

【女真人狩獵和戰爭的重要武器——清弓【

如此一來，小冰期對農耕經濟嚴重的破壞作用，自然也會作用於滿洲地區，從雙方的糧價對比上便可看出端倪。天啟年間，明朝方面「聞廣寧斗米八錢」。到明金戰爭期間，監軍御史方震孺報告稱：「（遼東地區）斗米價一兩二錢，臣至河上人給一金僅買米八升（《明熹宗實錄》）。」到崇禎年間，陝西爆發饑荒，時人將當地物價刻錄在岩石上：「稻米粟米每斗二兩三錢，小麥一斗二兩三錢，大麥一斗一兩四錢，蕎麥一斗九錢。」還有特殊的例子，例如後金來襲的時候「都城戒嚴，斗米三百錢（《罪惟錄》）」

不過，這些明朝遭災時的物價上漲，相比後金國內的物價，就顯得小巫見大巫了。皇太極剛剛登基時，當地物價已達到令人瞠目結舌的「一斗糧價銀八兩」，逼得後金「國中有食人肉者」。這倒也不奇怪，本來後金就緯度偏高，又不能像明國那樣利用貿易之便轉運南方糧食，小冰期對其造成的傷害自然遠勝明國。關鍵問題是，明朝和後金在同時面臨小冰期的壓力下，為何結局卻完全相反呢？

【明末楊東明《饑民圖說》中描繪的災民「餓殍滿路」、「全家縊死」】

首先看明國方面。作為一個典型的漢族王朝，明廷在解決天災方面自然繼承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制度習慣，主要靠減免賦稅、發放賑濟來平撫災情。例如，作為重災區的陝西，就「發帑金十萬兩賑陝飢（《罪惟錄》）」。與此同時，民間也展開自發救濟：「崇禎十四年錢公，在籍修荒政，是歲大旱蝗，東南赤地千里，死骸棄骸盈路……公為設粥廠食之（《賜餘堂集》）。」

但官方組織的救濟卻遇到了一大難題——這便是晚明那朽爛不堪的吏治。上文所述的十萬兩救災款，總共不過「就撫七千人」，平均每十兩白銀救不活一個災民。款項的真實流向，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同時還要注意，這次發放的是「內帑」，也就是崇禎皇帝的私房錢。皇帝的私房錢都照貪不誤，真正的公款會是個什麼下場自然不言而喻。而且到了崇禎年間，由於遼東戰事吃緊，崇禎皇帝不得不「拆東牆補西牆」，拿著其他各鎮的軍事預算補給遼東這個無底洞。結果導致「寧夏欠十之四，甘肅欠十之六，山西欠十之七」，整個九邊的軍餉還欠著五百二十餘萬兩。

【被文臣們騙得傾家蕩產的崇禎皇帝】

長年累月的欠餉加上天災，導致明朝軍隊中的大小嘩變不斷，逃亡更是從未斷絕。不少軍鎮實際在役人數不足理論編製的一半。為了補貼軍需，崇禎下令對拖欠的賦稅要「勒令速催」，對於收稅不利的官員要「指名參究」。迫使官員們一個個變成了「惡吏」，同時也讓更多的自耕農走上了造反之路。結果，大量逃亡軍人和破產農民組成了「流寇」的主力。而流寇對明朝腹地的不斷掃蕩又進一步破壞了國內經濟，災情愈發嚴重。

相對於明朝的焦頭爛額，滿清又是怎麼應對小冰河的呢？其實方法非常簡單——以戰養戰。

皇太極起初想與明朝議和，通過恢復貿易來達到休養生息的目的。於是向明朝索取「黃金十萬兩，白銀一百萬兩，綢緞一百萬匹，毛青細藍布一千萬匹」。而作為回報，後金方面會還予明朝「東珠十、貂皮千張、人蔘千斤」。在遭到明朝遼東官員的「冷處理」後，又將要求降低到「五萬兩黃金，五十萬兩白銀，綢緞五十萬匹，毛青細藍布五百萬匹；每年再給十萬兩白銀，一萬兩黃金，十萬匹綢緞，毛青細藍布三十萬匹」，結果再次被「冷處理」。

【紫光閣功臣像】

對遼東地方官員失望透頂的皇太極，決定親自找崇禎皇帝「上訪」。於是在蒙古三萬「帶路黨」的幫助下，繞道入關，圍困了北京城——這就是赫赫有名的「己巳之變」。入侵過後，皇太極和滿洲親王們驚訝的發現，原來明朝的邊防如此之空虛。如果不是缺乏重型攻城火炮，或許北京都能拿下了。

此後，八旗軍多次繞道北部長城一帶破口入關、大肆劫掠。僅崇德元年的一次入關，清軍便「轉掠兩千里」，俘獲「人畜四十六萬兩千三百有奇、黃金四千零三十九兩、白銀九十七萬七千四百六十兩（《清太宗實錄卷三十一》）」。貝勒阿濟格更是縱橫關內長達八個月，攻克三府、十八州、八十八座城鎮，擊敗明軍三十九處。獲得黃金一萬兩千二百五十兩，白銀二百二十萬五千二百七十兩，珍珠四千四百四十兩，各色緞共五萬兩千兩百三十匹，緞衣與裘衣一萬三千八百四十領，貂狐豹虎等皮五百餘張，俘獲人口三十六萬九千人，以及駝、馬、牛、驢、羊三十二萬一千餘頭（《清太宗實錄》）。明國就像一個脫衣的舞女在面對饑渴的壯漢，只要八旗經濟一出現「需要」，立刻能從明國處得到「滿足」。面對八旗的玩法，替後金掌管財會的漢官不禁發出了這樣的讚歎：「我國地窄人稀，貢賦極少，全賴兵馬出去搶些財物。」

【投降漢臣的元老李永芳】

除了明國之外，八旗大軍還「光顧」了明朝的鐵杆小弟——朝鮮。

1627 年，也就是後金爆發大饑荒的同一年，「丁卯虜亂」爆發。天聰元年正月十三日，大貝勒阿敏、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岳拖以朝鮮降將姜弘立、韓潤為嚮導，對朝鮮發動進攻。並於三月初三，迫使朝鮮焚書盟誓，簽訂了《江都之約》。皇太極以「爾國狡詐反覆」為由，下令朝鮮每年繳納「黃金百兩，白銀千兩，水牛角二對，豹皮百張，鹿皮百張，茶千包，水獺皮四百張（《清太宗實錄》）」。

【丁卯胡亂】

綜上所述，似乎明朝雖然對國內災荒的處理方式不夠高效，卻不違天道仁義；後金雖然靠劫掠壯大了國力，卻顯得野蠻橫暴。但如果深入分析二者背後的管理邏輯，就會發現問題遠沒有那麼簡單。

崇禎皇帝所面臨的實質情況，既不是天災作祟，也不是官員貪腐，而是大明朝的行政效率低到了極致。皇帝陛下既無法監督自己的賦稅收入能否足額獲取，也無法跟蹤自己的財政支出能否流向確定的目標。而皇太極的後金則是另一番景象。雖然八旗軍所到之處，大掠人畜金銀。但這些行為都受到上級的嚴格監控，絕非為個人私利而肆意妄為。所掠奪的財物人畜，歸國後都要經由高層按需分配。

換言之，雙方真正的差距，在於管理效率的不對等。不過，這種不對等並不完全來源於制度的不同，還源於國家體量的差異。要讓明王朝的行政管理，做到像後金那樣細緻，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後金政權船小好調頭，而大明王朝則已經因肢體肥大症而積重難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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