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華四戰，末戰非「浩劫」不能形容

歷史上，中國與日本有四次戰爭：大唐白江海戰、萬曆朝鮮戰爭、甲午海戰、八年抗戰。前兩次戰爭對中國歷史的走向影響不大，而後兩場戰爭則嚴重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世所公知，甲午戰爭結束後，中國真正進入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具有兩千歲高齡、僵而不死的中國封建政治制度，也是甲午戰爭撬動的。

如果說英國人發動的鴉片戰爭還沒有讓清人清醒過來，那麼，中日戰爭則徹底扯去了老大帝國遮羞布。正因為甲午戰爭的慘敗，中國朝野上下才正式直面富國強民的根本——政治體制這道「過不去的坎兒」。

可以說，沒有甲午戰爭，就沒有戊戌變法，也就當然談不上後來中國青年的「留日潮」，以及以留日生為主力、以東京為大本營、推翻中國兩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這是日本主動對中國發動戰爭、為中國帶來的唯一一次「反轉身」，實可謂「痛定思痛、知恥後勇」。

接下來日本是日本全面侵華、中國全面抵抗的八年抗戰。在日本決定發動全面侵略戰爭時，一手舉起「同文同種」，一手舉起「大東亞共榮」兩塊招牌，其實仍顯示出日本文明的優越感。

很多日本學者鼓噪，「中國應交給日本管理」。諸如日本歷史學者桑原騭藏發表《關於日支共存共榮》一文，文中認為，漢民族是喚不醒的睡獅。

「沉睡的獅子過幾十年還是睡不醒的獅子，終究不會覺醒。……四千餘年來的長夢，在今天還沒有充分喚醒。」

他的同事內藤湖南說得更不留情：

「中國乃世界最古老國家……由於數千年來其周圍幾乎沒有可與之競爭、將其磨礪之別的國家存在，也就像曠野中的獨木自在地成長，充分發展，即使沒有受到外部之害。

由於樹木本身的生命周期，也會在內部出現空虛……中國作為長期孤立的國家，因其內部滋生的弊端，而逐漸趨於老衰，而從老衰恢復過來，靠樹木自身的活力來做到，是難乎其難的。救濟它，必須以外部之力去其腐敗、或切除其寄生之木才行。」

桑原騭藏將「保守」「文弱」「猜疑」歸納為漢民族的三大屬性，並認為三大屬性已經根深蒂固，成為民族性，並沒有因為民國的到來而出現根本性改變。

還有一些比桑原更激進的日本學者認為，現在誰都在輕視中國，就是因為中國貧弱，漢民族品格心性「優柔惰弱」，這個樣子的中國人只能於「歐人」面前盡其屈辱。

而「忠孝義勇、廉潔高雅」且對「外來先進文明敏感」的日本人，理應去改造中國人，承擔改良東方人種的「重任」。

桑原騭藏、內藤湖南發表此論時，民國北洋政府已經退出政治舞台，中國進入國民政府時期，可以說，比起北洋時期，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國從政治制度到國力已經大大躍進了，但為什麼日本學者依然不看好此時中國認為沒有日本的介入，中國的革新就無法實現呢?

剖開日本學者惡評中國的表面，其實深層是另有玄機的。任何話語都不能脫離時代背景孤立存在，日本學者們說這句話時，一個無法忽視的時代背景是：日本的「軍國神話」正如日中天。

剛剛贏得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的日本，已經無可置疑地成為亞洲老大，東方一哥。凡涉遠東外務，國際都要看日本臉色說話。作為東方世界在西方人面前的驕傲，日本當然不滿足於左右遠東外務，鄰國的內務它都要染指，這裡，當然就包括介入中國事務。

從大歷史視角解讀觀察，日本學者的一切高論，都可看做是為日本全面吞併中國「做理論準備」。新生國民政府還未長大，此時中國國力仍遠不及日本。

而強勁的鄰國是不養鄰國的，給不了中國太久的成長時間。胃口和耐心是呈反比例生長的，隨著胃口的擴大，耐心逐漸縮小了。

於是乎，日本就極力在國際散布這種論調：中國無論官民，都不能成為革新的力量。中國靠自身，不可能實現民族復興，必須外力介入。說白了，就是日本去統治中國才行。

今天看日本學者說這些話，如果僅是促就中國文明進化，像辛亥革命那樣支持中國，當然不是壞事。然而，關鍵是中國當時已經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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