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海歸」與「土鱉」待遇差別有多大

北京大學法科畢業、曾經擔任國民政府中宣部副部長、《中央日報》總主筆的陶希聖，1924年前後，離開任教的安徽省法政專門學校，因為朋友之介紹進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職，充分地體會到了所謂「海歸」與「土鱉」的待遇之差別。1955年，年近古稀的陶希聖面對即將留學歐美的青年學子演講，不無感慨地敘述了自己當年在編譯所遭受的「歧視性待遇」：

有一顯明的象徵可以說明每一人的待遇。我是國內大學畢業而有教書經歷的，月薪八十元，坐的是三尺長一尺半寬的小桌子，加一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開水壺式的大壺向一個小瓷盂注入的。

若是日本明治大學一類學校畢業回國的人，月薪是一百二十元，桌子長到三尺半，寬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國大學畢業回國者，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長到四尺，寬到二尺半，藤椅子。桌上有水晶紅藍墨水瓶，另加一個木架子，內分五槅，可以分類存稿。

若是歐美一般大學畢業回國的留學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於日本帝國大學的留學生。如果是英國牛津、劍橋，美國耶魯、哈佛，而回國後有大學教授經歷，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在待遇上頂了天。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蓋，除自己坐藤椅外，還有一個便凳子，預備來接洽工作的人坐。

時隔三十年，中國時局變動如此劇烈，而陶氏經歷之事情如許複雜（如在杜月笙襄助下協同高宗武脫離汪精衛集團的高陶事件等），卻仍能如此細緻地回憶出來商務印書館在留學生（內部亦有分層）與非留學生之間的待遇差別，這種工作場所的標誌性等級區隔，自然給心氣甚高而自視不凡的陶希聖一種日曆而彌深的創傷性體驗，久而久之，就成為沉潛到意識深處的創傷性記憶而反覆被訴說。

清末以來留學者如過江之鯽，動機則千差萬別，而在國外無熟人社會之牽絆、規約，若又系官費，則以留學之名，行遊樂之實者大有人在，這些人也就是錢鍾書調侃的方鴻漸之類的冒牌洋學生。

留學日、美、歐但並不以此為榮的陳寅恪先生當年就曾對其學術助手浦江清說：「禍中國最大者有二事，一為袁世凱之北洋練兵，二為派送留美官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