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事人為什麼不跟你說實話

我喜歡關注考古信息。多年前，我就曾經在文章中說過，法官審判首先要發現真實，這跟考古很像。如果退休了，我也渴望放下法槌，拿起洛陽鏟，施施然奔到考古現場，跟摸金校尉們鬥智斗勇。

不過，審判與考古畢竟還有是極大的不同。最主要的，就是考古要發現的是死人的真實，而審判要發現的，是活人的真實。

既然是活人的真實，包括言詞與局面證據在內，都必然要受當事人心理、精神、思維、身體狀態的影響。單從心理上說，當事人在做與己有關的陳述時，必然是要有利於自己。有意無意，都是如此。也就是說，你面對的這一切真實，其實都有可能是流動的。

這也不奇怪，很多考古者遇到過疑冢，也就是假墳，如曹操，據說有七十二個墳，個個都不是真的。再如朱元璋，發喪時同時從幾個城門一起往外抬，還提前造了三十六個假墳，孝陵下面，是衣冠冢。為了迷惑摸金校尉們，古墓里還有數不清的狠辣招數，隱真示假，保護死者。

連死人都會騙人，何況活人乎？

審判有原告被告兩造，就有兩造的博弈。自古皆然。

這樣的博弈自然也包括兩部分，一部分爭的是理：我比你有理，比你合法；一部分爭的是事：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或者，讓我的假話，聽上去更像真話，讓你的真話，聽起來變成假話。

英國神判時期，發生過多起通過賄賂教士，在摸鐵塊時做假的案例。面對燒紅的鐵塊，教士偷偷在自己人手上塗抹大量防燒油脂，使他可以長時間握住鐵塊做陳述，對方當事人就沒這麼幸運了，即使他說的是真話，但因為握不住鐵塊，也只能被法官認定為在說謊。

如果沒有辦法讓對方當事人說的，聽上去更像是假的，乾脆就把對方當事人說的話消滅。

上世紀八十年代，離本地不遠的某法院就出現過這樣的事。當事人從法庭回家後，越想越覺得官司要玩完，便於午夜來到法庭，當時正值夏夜，元巧不巧，法官辦公室沒有關燈(法庭位於鎮政府樓下)，當事人用竹竿綁上鐵絲，午後將法官辦公桌上的卷挑出，最終找到了自己一案的卷宗。他沒有帶走或銷毀之，而是把所有對方當事人的陳述與證據全部撕掉並銷毀：你說的話都沒有了，這下你輸定了。

這個蠢者被發現後，只是被批評教育，再就是輸了本來就該輸的官司。當時法制不健全，他沒有再付出更多代價。

後來，偽造、變造證據也出現了。九十年代，我剛進法院的時候，曾遇到一位在法院人見人閃的律師，據介紹，他曾經夥同某法庭副庭長，把當事人的書證變造，法官據此下判。事敗，法官判刑三年，該律師沒有進去，只停業一年，沒有再付出更多代價。

2000年之後，出現了當庭銷毀對方當事人證據的情形。某當事人在法庭調解時，成功地將對方當事人手中的借據吞下。他獲得的，是法官激烈的批評、罰款、拘留數日，至於進一步的代價，他也沒有付出。

孩子說謊，可能被家長罵，甚至打PP。當事人說謊，卻很少有人被打PP。我們這個社會是十分寬容的，可以認為說謊者是為了打官司而使用戰術。公眾對這樣的肇事者，因為事不關己而鮮有譴責，因為法不責眾而我行我素。

由此看來，當事人天生不會說真話，除了與自私自利天性有關之外，主要的，還是跟社會環境有關。

當事人不會說真話，擺在法官面前的，往往是一堆假話堆起來的東東。在一個處處缺乏誠信的環境里，我們很難聽到真話，更何況是在法庭上呢？

這增加了中國法官發現真實的難度。而關於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標準的混亂，又加劇了這種困難。對很多人而言，適用法律並不難，因為法條畢竟是死的，新手或者笨法官多找幾遍也就是了。可面對從內容到證明標準都變動不居的事實，如何下嘴呢？

發現真實，實在是一件要命的事。可以看看近年披露出來的冤案，哪一件不是認定事實出了大問題呢？趙作海案，張氏叔侄案，呼格案，聶樹斌案，等等，都是如此。雖然導致冤案的因素很多，但關鍵的一點，還是法官沒能發現真實。再看看近年形成輿情的案件，從彭宇案，到於歡案，又有哪一件是單純因為適用法律出現爭議的呢？

個人覺得，法官還是多練練考古，提高發現真實的本領吧。

呵呵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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