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列寧遺囑與夫婦死亡之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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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列寧《遺囑》中可見，列寧已預感到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不和與緊張關係，必然會導致黨中央出現分裂的危險，為此他想了一個辦法，就是擴大中央委員的人數以增加黨的穩定性，避免分裂的出現。他想從最基層工人和農民中選拔中央委員，避免官僚主義的產生。

其實列寧想得太過於天真，如果所增加的是斯大林幫派體系的人，那麼這樣的增加，不但起不到穩定的作用，相反，更會使黨內的悲劇重演和加劇。後來的事實證明，斯大林就是通過增加政治局委員人數和中央委員人數把所有擁護和支持他的人安插了進來，從而使斯大林的地位得到鞏固並大大地得以加強。

就在決定斯大林命運的十三大上，新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委員由40人增加到53人，候補中央委員增加了一倍，由17人增加到34人，但是新增加的人員基本上都是斯大林的支持者和擁護者，使斯大林更擁有了無限的權力。

列寧深感到斯大林「掌握了無限的權力」，會不會「永遠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他「沒有把握」。他想把斯大林撤下來「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但是又沒有提出誰來接這個班。這就給以後的爭權奪利鬥爭埋下了禍根。

此時的斯大林身兼四職：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書記處成員、黨中央書記，可謂是權傾一身，大權獨攬。在1922年3月27日—4月2日召開的十一大上，他被加米涅夫提名當上了領導人，列寧也是同意了的，當時列寧已經感到斯大林這個「喬治亞廚師是個只會燒辣菜的傢伙」。

列寧在遺囑中數次提到托洛茨基的名字，但是在他死後，誰來坐他的位置，斯大林撤下來之後，誰來當領導人，在遺囑中他都沒有回答，也許他想在代表大會上讀了他的信之後，由代表們民主討論來選擇。

《勝利與悲劇》一書的作者德·安·沃科戈諾夫認為，這正是列寧十分英明的地方，如果指名道姓說誰是「太子」，就像搞「繼承製」，列寧是不容許這樣做的。其實，列寧未將接班人的名字寫上，恰恰是悲劇的所在。因為在列寧死後，將難以保證斯大林真的會從領導人崗位上撤下來調開。事實證明，列寧的遺囑不僅不能遏止斯大林的過分權力，而且為斯大林的大規模血腥報復提供了一次機會，使他殘暴的本性得以施展。

然而如果真的換了另一個領袖，這個人真的能勝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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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7年4月列寧從國外返回俄國後，領導了震驚世界的十月革命，從此他一直忘我地不知疲倦地工作著。他沒有節假日休息日，每天一干就是14—16小時，上至國家大事，下至老百姓的生活小事，他都要親自過問自己來處理。在此期間，他只得到過兩次特殊的休息：第一次是為了躲避臨時政府的逮捕，不得不轉入地下，隱匿在離彼得堡北面34公里的拉茲利夫車站附近的草棚內，過著隱居休息生活。另一次就是遭到女間諜卡普蘭的暗殺槍擊中彈，在醫院裡算是受到了休息照顧。一旦他病情好轉，他就奮不顧身地又投入到工作之中。

1921年秋天以後，他身體健康已每況愈下，在抱病出席1922年3月召開的聯共（布）十一大之後，劇烈的頭痛和極度的疲勞，使他不得不搬到哥爾克村休養了幾個月。後來又突發中風，右肢癱瘓，口齒失靈，甚至喪失了說話的能力。1922年10月他重返莫斯科時，他已覺察到斯大林利用他不在工作崗位之際，獨攬大權，並試圖改變他的方針政策。列寧又預感到自己生命即將終止，於是產生了寫遺囑的念頭。1922年12月12日晚上8點，列寧從辦公室返回家，這是他在克里姆林宮最後一個工作日，第二天他兩次發病，病情急劇惡化。

從1922年12月23日起，他就在病床上陸陸續續地口授遺囑，由他的秘書動筆寫下，這就是後來稱之為《給代表大會的信》——一般稱它為《列寧遺囑》。

在這份遺囑中，列寧建議把斯大林從領導人的崗位上撤下來；而斯大林當上領導人才9個月，列寧就要把他撤下來調離開，這是為什麼？這是因為在列寧患病期間，他與斯大林的交鋒中，深感斯大林的工作作風粗暴、專斷、善於採用行政高壓的手段，造成了極壞的影響，所以他認為斯大林不宜擔任這一職務。

列寧與斯大林的分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對外貿易壟斷方面的分歧。列寧主張堅持貿易壟斷；布哈林等人反對，斯大林也主張放寬貿易壟斷。在1922年10月6日的中央全會上，通過了一項允許某幾類商品自由進出口或在某些邊界上實行妥協的決議。少數派的列寧不得不向托洛茨基求得支持，「請您務必在即將召開的全會上出面維護我們的共同觀點，即保留和加強對外貿易壟斷制是絕對必要的。」經過列寧的努力，在12月全會上取消了10月6日的決議，一致承認保留和在組織上鞏固對外貿易壟斷，列寧取得了勝利。

列寧與斯大林的最大的分歧是在民族問題上的尖銳矛盾。十月革命後俄國各民族地區建立了一些獨立共和國，並受到蘇維埃政權的承認。但是在如何把它們組合成一個聯合政體上產生了不一致的意見。斯大林起草的方案是讓烏克蘭、白俄羅斯、亞塞拜然、喬治亞、亞美尼亞以自治共和國身份加入俄羅斯聯邦，並在沒有得到列寧和政治局的同意下，在喬治亞領導人的反對下，私自在委員會上通過這個方案，並向中央委員們散發。

斯大林的方案與列寧設想大相徑庭。列寧十分理解各小民族仇恨俄羅斯的心、要求自主的情緒，對於大國沙文主義是給予嚴厲的批判的，指出這會影響國際主義的問題。所以在建立蘇聯問題上，他打算成立一個各民族平等基礎上的共和國聯盟——即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所有的自治共和國與俄羅斯一起共同組成聯邦政府。

但是斯大林未接受列寧的意見，對於列寧對他的批評「操之過急」，他不但不接受，而且反唇相譏「列寧同志自己有些操之過急，這種操之過急的做法將會助長『獨立分子』，而使列寧同志的民族自由主義受到損害。」

1922年10月6日，俄共（布）中央全會討論俄羅斯與各共和國的關係問題時，列寧因病未出席，他給加米涅夫寫了一張字條：「加米涅夫同志：我宣布我要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決一死戰。我那顆該死的牙齒一治好，我就要用滿口好牙吃掉它。要絕對堅持在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由：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喬治亞人等等輪流擔任主席。絕對！」

斯大林不得不按列寧意見對草案作了修改，在修改中斯大林玩了一個花招，結果是換湯不換藥，改與不改一個樣。他不是把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三個共和國分別加入蘇聯，而是讓這三個共和國組成一個外高加索共和國，然後再加入蘇聯。斯大林這個喬治亞出生的民族事務部長卻讓自己的國家降低身份，在聯盟機構中剝奪喬治亞的發言權。

斯大林的這些方案首先就遭到喬治亞領導人的反對，他們與斯大林路線執行者奧爾忠尼啟則進行了頑強的鬥爭。斯大林為了狠狠地教訓這些喬治亞人，就寫信給奧爾忠尼啟則，「我們打算結束喬治亞的爭吵並狠狠懲罰一下喬治亞中央委員會。請告知，除召回4人外，我們還應把誰從喬治亞調開。依我看，應當採取一條堅決的路線，把各種民族主義殘餘統統從中央委員會清除出去！」奧爾忠尼啟則就對喬治亞黨中央採取了組織上高壓的政策，給喬治亞領導人以黨內警告和撤職處分。當他們提出集體辭職後，奧爾忠尼啟則在斯大林支持下接受他們的辭職，並在原來的崗位上按上了他們的親信擔任領導。

列寧為此大為不安，派了以捷爾仁斯基為首的調查組前去調查，列寧認為捷爾仁斯基也有大國沙文主義傾向，於是又派了李可夫去調查。就在調查時，奧爾忠尼啟則當著李可夫的面打了喬治亞領導人一記耳光，列寧知道後很是生氣，所以在口授遺囑時，同時擬了一個文件的題目《關於民族問題與國際主義（從喬治亞黨內最近衝突談起）》，準備寫一篇文章來批評此事。

1922年12月30日，在蘇聯宣告成立的大會上，斯大林正在做著《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的報告時，列寧在同一時刻正在口授他的一篇《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的文章，對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和在喬治亞問題上的表現提出了批評。列寧痛斥以斯大林為首是「俄羅斯化的異族人」，是個地道的「民族主義分子」，「是粗暴的大俄羅斯的傑爾席莫爾達（果戈里喜劇《欽差大臣》中一個愚蠢粗野、動輒用拳頭打人的警察）」。並指出他「在表現真正俄羅斯人情緒方面總是做得過火。」

列寧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所寫的《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一文中寫道：「保護俄國境內的異族人，使他們不受典型的俄羅斯官僚這樣的真正俄羅斯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實質上是惡棍和暴行的侵害。毫無疑問，在蘇維埃的和蘇維埃化的工人中，會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沒在這個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蒼蠅沉沒在牛奶里一樣。」

「因此，壓迫民族或所謂『偉大』民族（雖然只不過是因為施行暴力而偉大，只不過是像傑爾席莫爾達那樣的偉大）的國際主義，應當不僅表現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現在壓迫民族即大民族要處於不平等地位，以抵償在生活中事實上形成的不平等。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不懂得對待民族問題的真正無產階級態度，誰就實質上仍持小資產階級觀點，因而就不能不隨時滾到資產階級的觀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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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引起列寧不滿的是斯大林以政治局名義打著關心列寧身體健康的幌子，對他進行了嚴格的控制。「三駕馬車」特別害怕列寧與托洛茨基結成聯盟，所以斯大林以領導人身份加強了對列寧的監護。1922年12月18日，俄共（布）中央通過專門決定，責成斯大林負責監督執行醫生為列寧規定的制度。12月24日政治局又對列寧想了解政治生活情況以及通信、會晤、口述等活動作了嚴格的限制。

因此，列寧的遺囑是在嚴密的監控下陸續寫成的。當他剛開始口授時，醫生只容許給他4分鐘時間，但他要闡述自己的觀點，這點時間怎麼夠呢，為此他苦苦地要求醫生再給他繼續口授，甚至還提出過抗議，如果得不到滿足，他就拒絕接受治療。第二天，一個監護方案制訂出來了。方案規定：列寧的口授每天只容許5－10分鐘，不應該帶有通信性質，禁止會客。無論是朋友還是家屬都不要向列寧報告政治生活中任何事情。從此以後，列寧的一切通信、會客，甚至親屬朋友的談話，哪怕有一點牽涉到政治內容，都會成為違背中央決定的非法活動，列寧就是在這樣情況下，完成了《給代表大會的信》。

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了解不到政治情況是件很痛苦的事。1923年2月，他不顧各方面的阻撓，要了去年12月召開的全俄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的速記記錄。

病榻上的列寧已經覺察到了他在的時候與他不在的時候中央路線上的不同，覺察到了黨內存在的不和，他看到了斯大林權勢日重的嚴重後果，因為「有一個問題使他焦急不安」。他已經知道自己在世的時間不多了，他要抓緊一切時間，把他內心深處的想法觀點統統地寫出來，再過幾個月黨的第十二大即將召開，他想親自出席大會。如果病未痊癒，他準備託人在大會上宣讀這封信。這封信的每字每句都是經過列寧的深思熟慮精心推敲的，在思想中早已是醞釀已久，這是他成竹在胸流淌出來的肺腑之言！

在他堅持和請求醫生並得到允許後，在1922年12月23日開始口授那封著名的《遺囑》，即《給代表大會的信》。

在口授遺囑的同時，他又口授了幾篇文章，其中對斯大林領導的工農檢查院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讓我們直說吧，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現在沒有絲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沒有比我們工農檢查院這個機關辦得更糟的機關了。」而工農檢查院就是斯大林領導的部門，如今在列寧的眼中竟是個最糟的部門，怎不令斯大林感到深深的內疚。

原定在1923年舉行的十二大上宣讀的信，由於列寧病情惡化，不得不在封存了一年多時間列寧去世後與這些黨的領袖們見面了。

許多人認為，這份遺囑在沒有啟封之前，斯大林是不知道的，因為列寧曾叮囑過秘書們要密封，並加上火漆蓋印後封存，在大會上當眾向全體代表宣讀。

其實斯大林和其他的中央委員事先早已知道了的，由秦永立編著的《斯大林年譜》一書中，在1922年12月23日的條目中這樣寫道：「列寧在徵得醫生允許後，向值班秘書沃洛季切娃口授了《給代表大會的信》的第一部分。24日，又口授了信的第二部分。列寧吩咐他口授的東西是絕密的。但事實上，列寧口授的東西，列寧的另一值班秘書福季耶娃當即轉給了斯大林和其他幾位政治局委員，『至少是12月29日以前所有札記』的內容。」

在1923年8月7日條目中，曾有一段小小的加註：「這封信的第一部分於1922年12月23日由福季耶娃轉交給斯大林。當時不僅知道這一部分，而且知道列寧1923年1月4日口授的對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補充內容（即建議把斯大林從領導崗位上撤下來）的，現已查明，有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可能還有奧爾忠尼啟則和托洛茨基。」

斯大林等中央領導們，雖然知道有列寧的這封信，但是這封信將會在哪種場合下發表，大家心裡是沒譜的。所以才出現了當克魯普斯卡婭打開這封信的時候，斯大林害怕得臉色發白，中央委員們感到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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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寧卧病時，有一件事卻令列寧大為光火，甚至提出要與斯大林斷絕關係。那就是在他口授遺囑的時候，他的妻子遭到了斯大林的謾罵，他認為斯大林的這一錯誤是不可原諒的。事情是這樣的：

12月21日列寧經醫生允許，在對外貿易壟斷問題上對妻子口授了一封給托洛茨基的信，要求托洛茨基在對外貿易問題上得到支持。不料第二天此事被斯大林得知，就打電話給克魯普斯卡婭，以監察委員會名義粗暴地斥責她「破壞了患病領袖的生活制度」，並用放肆的語言對她辱罵與恫嚇。這令克魯普斯卡婭非常生氣，立即給中央委員加米涅夫寫了一封信，信中她寫道：「列夫·鮑里索維奇：由於我記錄了列寧經醫生許可口授的一封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對我大發雷霆。我入黨不是一天了，三十年來沒有聽見任何一位同志對我說過一句粗話。我珍視黨和伊里奇的利益，並不亞於斯大林。現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克制自己，什麼可以同伊里奇講，什麼不可以講，我比任何醫生都清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因為我知道什麼事會使他不安，什麼事不會。請保護我，使私生活不受粗暴干涉，使我免遭不應有的責難和威脅。斯大林還敢用監察委員會的名義對我進行威脅，對這個委員會一致同意的決定我不懷疑，但是，我既沒有精力也沒有時間去進行這種愚蠢的勾心鬥角。我也是個活生生的人，我的神經已經緊張到了極點。」

於是加米涅夫把此事告訴了斯大林，斯大林給她寫了一封道歉信，說他這樣做純粹是出於對伊里奇（即列寧）的關心。

斯大林謾罵列寧妻子的事，雖然是在列寧開始口授遺囑的前兩天發生的，但是躺在病床上的列寧並不知道，妻子並沒有把這事告訴他，所以這件事並不影響列寧在遺囑中對斯大林的評價。

兩個月後，1923年3月初的一天，當列寧與妻子正在交談時，斯大林打來了電話。當她從走廊里接了電話返回到列寧身邊，列寧問她誰打來時，她回答說：「是斯大林打來的，我們已經和好了。」列寧又再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於是克魯普斯卡婭才把兩個多月前發生的事告訴了他。

當列寧得知妻子曾遭到過斯大林的辱罵事後，非常氣憤，立即於3月5日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你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電話，並辱罵了她。雖然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記您說的話，但這件事還是由她告訴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諾夫。我不想這樣輕易地忘記反對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認為反對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對我的言行。因此，請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話並且道歉，還是寧願斷絕我們之間的關係。」

這封信由列寧的秘書沃洛季切娃送交給斯大林，直到斯大林逝世，這封信就躺在斯大林辦公室的抽屜里，保存達30年之久。斯大林收到信後，並不情願地向列寧作了檢討，承認了自己的粗暴無禮。他給列寧回復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同娜·康（即列寧妻子）交換過意見，已證實在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談的誤會外什麼問題都沒有，也不可能有。不過，既然您認為為了保持『關係』我應當『收回』上面那些話，我可以收回，但我弄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我『錯』在哪裡，到底想要我怎樣？」

列寧並沒有原諒他的錯誤，第二天，列寧又口授了一封給喬治亞領導人姆季瓦尼等人的信，並把信抄送給了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信中說：「我對奧爾忠尼啟則的粗暴，對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的縱容感到憤慨。」由於連續口授了兩封信，對列寧的刺激很大，3月10日病情加重，使他重登講台在黨的十二大會議上準備向官僚主義展開猛攻的計劃落了空，他過早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有的傳記作家曾指出，斯大林的專橫任性，是促使列寧病情加劇的原因，因此斯大林對列寧的死負有一定的責任。

1923年4月17—25日俄共（布）十二大召開，斯大林的地位和威望得到了鞏固和發展。他在第十二大上所作的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和《關於黨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的報告，在這些報告中，斯大林對喬治亞中央領導人進行了大肆攻擊和批判。

從列寧的遺囑和信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並不是列寧忠實的學生和戰友，也不是列寧的合法的接班人，他們之間的關係也絕不是牢不可破久經考驗的。從斯大林後來的所作所為中，證明他完全背叛了列寧主義路線，背叛了列寧的原則，走的是一條與列寧完全相反的道路。【感謝原作者的整理】

未

完

待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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