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最後的備份：走進斯瓦爾巴「末日」種子庫

北極圈內一個碎石坡上，立著一座光禿禿的楔形建築，一位瘦高的60歲美國男人站在它面前。建築是抽象風格，四周一片荒涼，寒風凜冽。

但這個叫卡里·福勒（Cary Fowler）的老男人卻一臉生機蓬勃，他說，「我們帶著宗教般狂熱的激情來這裡工作，就是為了保護生物的多樣性。」

身為全球作物多樣性信託基金（Global Crop Diversity Trust）執行總監，福勒的職責是「確保作物多樣性，以保障全球糧食安全。」

說白了，就是防止氣候變化引發作物多樣性喪失，而導致全人類死於饑荒。

因此，在挪威大陸以北1000公里的地方，福勒的信託基金正在貯藏作物種子——那些或能克服新型氣候條件的品種。

「我們在這裡所做的工作將拯救生物多樣性，否則，多樣性就會喪失。」他說，「所以，這個倉庫才讓人感覺如此踏實。貯藏在這裡的種子不會丟失，有朝一日或拯救數以百萬計的生命。」

說著，他拉開鐵門，進入了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Global Seed Vault）。雖然使命非凡，關係到人類日後能否生存下去，但這座種子庫卻坐落在一個偏遠至極的蠻荒之地。

全球種子庫

全球種子庫於2008年投入運營。此前，工程師曾耗時一年，在各種類型的岩石中鑽洞、爆破，創造出一個可儲藏450萬顆種子的地下室系統。

挪威政府承擔了900萬美元的建築成本，另提供每年15萬美元的補助。該信託基金則承擔其他成本，並負責運營這座種子庫。（該機構隸屬於聯合國，由私募資金支持，並接受了英國等主權國家的捐款。）這也是福勒此次來到挪威朗伊爾城的原因。

氣候變化對糧食作物的威脅令科學家憂心忡忡。

「在我最近參加的一場會議上，林木基因學家猜測，近50年來，種子帶（植物物種得以繁衍生息的緯度帶）已經上移了一個區間。」美國國家遺傳資源保護中心的戴維·埃利斯（Dave Ellis）說，「這著實有些觸目驚心。」

從中可以看出，高緯度地帶越來越溫暖，已經影響到了當地的植被種類。種子庫至少提供了一個後備選項。

「在保護作物及其野生近緣種的遺傳多樣性上，斯瓦爾巴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英國雷丁大學沃克氣候系統研究所的作物學教授蒂姆·維勒（Tim Wheeler）說，「這樣一來，我們在面臨病蟲害、氣候變化等重大挑戰時，就能有一個額外的選項。」

種子庫剛啟動那會兒，媒體要麼稱之為一場神聖的使命，稱福勒是拯救植物界的當代諾亞，要麼聚焦於建築本身，說它像《007》系列電影里那些大反派的基地。

對那些「爛大街的商業陰謀論」，福勒已經習慣了。「有人說，我們要把一半挪威人口藏進種子庫，待到毀滅性事件過去後，再繁衍出全人類。」福勒嘆氣說，「挪威人口的一半是什麼概念？250萬人。但我們這兒只有一個依賴化學處理的簡易廁所！」

他大笑，不過，懷疑論者讓他很是無奈。「人們從世界各地寄種子給我們，讓我們代為保存。」他說，「這年頭，積極有益的事也是會發生的，但有些人就是不信。」

全球種子庫並不是一個「末日」計劃，不是為了在滅頂之災發生後，讓作物重新遍布全世界。（不過，它已經存下526,129個品種的作物種子，說不定能在一定程度上履行這樣的使命。）

其實，它只是個安全的儲藏地，用來保管已經遭受威脅的種子。樣本的所有權始終歸寄存者所有，唯一的條件是，原樣本必須遵照《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對研究人員和育種人員免費開放。

目前，種子庫收到的作物物種共計3,710種，來自全球29個作物研究所，代表了226個國家，涵蓋每一塊大陸。

近幾年來，設立一個安全儲存庫的需求變得日益緊迫。2006年，菲律賓遭遇颱風，該國的作物基因庫被兩米深的洪水淹沒。

現實中，多樣性的喪失根本不需要多猛烈的自然災害；光是種子庫的電力供應中斷，就足以毀滅一個品種。

生物多樣性的消失是一場緩慢展開的危機：它不是原子彈爆炸，而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卻依然能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物種滅絕

我們已經失去了多少物種？

「不好說。」福勒坦言，「我們不知道最初有多少物種。但我們每天都要失去一些東西。對於物種的滅絕，公眾已有了概念，但對於物種內部多樣性的消失，人們並不清楚。

為什麼會滅絕呢？

棲息地消失是一個原因，但也有的是因為喪失了環境適應能力。農作物的生存掌握在我們手裡。我們以多樣性為材料，選擇農作物。失去多樣性，就失去了選擇權。

前不久，一個美國議員訪問團來到朗伊爾城，他們是歐洲安全與合作委員會（COSCE）的成員。作為一家美國政府機構，其使命是評估人權、安全與軍事問題及氣候威脅。他們帶來了美國國家遺傳資源保護中心的一個盒子，裡面裝有13種作物種子，共計537個品種。

這些樣本中，有三種辣椒種子，美國人的用意很明確，就是將辣食的種子帶到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當時是2月份，氣溫零下23攝氏度。）「它保護的是食品多樣性與食品安全。」訪問團團長、參議員本傑明·卡丹（Benjamin Cardin）說，「這對國際安全至關重要。」

我們沿著一條曲折的小徑上山，來到種子庫前。不見武裝警衛，只有一個混凝土入口，像是電影《2001：太空漫遊》中的神秘石柱——這是一道灰色的大門，光禿禿的，既透出古老的氣息，又是通向未來的門戶。

入口處的頂部有一件名為《永恆的迴響》的藝術作品，出自挪威藝術家迪維克·桑尼（Dyveke Sanne）之手。它是一個十厘米深的玻璃燈箱，內置高反射、抗酸腐的三角形鐵片，以及稜鏡和鏡子。

在冬季的極夜期間，它會在白雪覆蓋的山坡上投射出閃亮的抽象圖案。但走進內部你才發現，全球種子庫其實充滿了實用主義。「這其實就是一條長廊，最那頭是個冷庫。」福勒說。

門廳的盡頭是另一條長廊，水泥牆和地面開始傾斜向下，盡頭就是「斯瓦爾巴管道」——由波紋鋼建造的下行密閉空間，壓實的泥土與柏油地面完全被冰覆蓋。山上融化下來的雪水在走道兩旁奔涌。經過第二道門，我們才進入一個服務區。

我們的頭頂上有各種架子和管道，將電線和通風管接入種子庫。右手邊是一個單層的煤渣磚建築，內設兩個辦公室。穿過另一個入口，進入主洞窟，溫度立刻降了下來。

我們已經身處永久凍土層。這是福勒最喜歡的區域。「對我來說，這裡就好像一個大教堂。」說著，他指了指鑿山而成的鋸齒狀白牆。

他又指向正對入口的牆壁。「我們在岩壁中鑿出了一個弧面。如果有人從入口處發射一枚火箭彈，或者核爆炸沿著走廊傳來，它們就會撞向這個弧面。」他說。「撞到這裡後，它們就只有一個地方可去了，那就是原路返回。」

這面牆的中心掛著日本藝術家田辺光彰（Mitsuaki Tanabe）的一個雕塑，名為《野生稻種》，材質為不鏽鋼，代表著「水稻之母」的含義。

這些門都通往地下室，但只有中間的地下室放了東西。裡面有五個金屬架子，高度均為3米，寬度從65到125厘米不等。一排冷氣扇對著金屬架的側邊吹風，以保持低溫。（當時溫度是零下18攝氏度。）

架子都是人力架設的，不用叉車，以免出錯。福勒恰恰是在這樣的苦寒之中應對氣候變暖的：「如果要預測氣候變暖造成的影響，我覺得，在問題變得嚴重之前，我們還有20年時間，這還是保守的估計。有些地區受到的影響會更大。」

所以，我們面前的樣品中，才有那麼多是玉米。「如果20年後，玉米品種還是今天的這些，那麼，玉米的人均產量將下降25%，因為人口在不斷增長。這絕對是一場災難——電視上將再一次出現兒童餓死的畫面。」

有專家稱，情況比這還要危急。「我們沒有20年的時間可用。」位於秘魯的國際馬鈴薯中心的帕梅拉·安德森（Pamela Anderson）說，「培育並普及作物品種，需要15至20年。我們現在有一個活躍的育種項目，旨在針對發展中國家，培育耐高溫、抗乾旱的土豆品種。我們正在與氣候變化賽跑。」

還有人則看到了其他方面的威脅。漢密爾頓擔心，「我們也許一心關注氣候變化帶來的迫切問題，而忽略了大局。我無意弱化氣候變化的重要影響，但我們要面對、並且要去適應的挑戰是無止境的，氣候變化只是其中最新的一個。」

雷丁大學的維勒也認為，不存在一個確切的時間框架，原因有二：「首先，用全世界種子庫的遺傳物質作為基礎，培育更能適應氣候變化的作物品種，這樣做固然重要，但要構建出一個更能適應氣候變化的農業領域，種子庫只是眾多因素之一。」

他說，「其次，我們並沒有一個簡單的時間框架可以參考，比如說到了某個時候，我們就會有麻煩。因為在全球各地，人類活動引發的氣候變化對作物的影響因地而異、因時而異。比如在歐洲北部，氣候小幅變暖對多數作物都有利。但未來二三十年，熱帶地區的農作物就會受到不利影響。」

最令福勒擔心的，是世界上最貧困地區所受的影響。他走到一個盒子前，這是敘利亞阿勒頗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儲存在此的。盒子里裝有香豌豆樣品。

「這是香豌豆屬的一種。」福勒說，「我們也許把它當作一種觀賞植物，但在衣索比亞、索馬利亞、印度和孟加拉國，這是一種糧食作物。它極為耐旱，是衣索比亞最耐乾旱的作物，其他作物不能存活的地方，只有它能生存下來。」

在很多情況下，香豌豆也許是嚴重乾旱條件下唯一能存活的作物，但其中又涉及另一個問題。「該作物中含有一種神經毒素，當作物缺水時，毒素含量就會升高。」福勒說，「澆水可以將毒素去掉，但既然是乾旱，又哪兒來的水呢。」

那時，將香豌豆作為主要食物來源的人，「他們的雙腿將永久癱瘓。癱瘓還是餓死，這個選擇太可怕了。這讓我感到憤怒。他們已經是世界上最貧困的人了。」

所幸，被送來這裡的香豌豆種子，以及敘利亞研究人員正試圖培育的低毒品種，都可能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未來，窮人們也許就不用面對這個「可怕的選擇」了。

如果說福勒有點像是正義的化身，那麼，事實還真是如此。對他而言，他的工作既是科學事業，也是社會責任。

總監福勒

福勒出生於美國南部的田納西州，當時的種族隔離還十分嚴重。他第一次對農業感興趣，是在祖父的農場上，但是，他對社會正義的渴望，卻來自現實的磨練。

讀高中時，作為中產階級白人學生，他參加了六十年代的民權遊行，這些遊行往往充滿暴力。

「我參加了馬丁·路德·金的最後一場演講。」福勒回憶說，「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個人的個人魅力。他一進屋，你立刻就能感覺得到。因為參與民權運動，我們頗受矚目。從某種程度上講，南方白人看我們比看敵人（黑人）還不順眼。我們是叛徒。」後來好多年，他還時常收到死亡威脅信。

福勒曾拒絕去越南參戰。「我是一個出於道德原因而拒服兵役的人，也是第一批拒服兵役而不用坐牢的人，後來我在一家醫院服了替代役。」他說。

他的激進主義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對農業的熱情。「這兩種傾向都十分強烈。」他說，「回顧民權運動，我想，現在已經沒人質疑它了。但大學裡，當我第一次遇到農業問題時，我才意識到，做其他工作也能幫到人們，於是，兩種傾向開始匯合。」

福勒曾在挪威生命科學大學擔任教授與研究主管。近30年來，他都致力於保育和作物多樣性事業。他漸漸發現，種子庫不僅能給忍飢挨餓的人們帶來希望，也是「生命的壯麗史詩。」

物種多樣性

他說，「這些多樣性講述了文明與文化非凡的進化歷程——1.2萬年來農作物的適應過程。它也是一種文化資源，一件植物學藝術品。」

這些多樣性與文化差異相互交織。我們之所以擁有此等多樣性，是因為人們看到了這些差異，並珍視這些差異：他們需要玉米來製造啤酒、藥物和麵包。一些品種之所以被選中，只是因為某個人認為它十分好看而已。

若沒有人類多樣性，就沒有作物的多樣性。而沒有作物多樣性，你就無法講述人類歷史——把這一部分去掉，歷史是不完整的。

挪威航海家首次造訪斯瓦爾巴是在12世紀。很長一段時間內，捕鯨和狩獵都是這裡的主要產業。直到19世紀，煤炭的發現使兩座永久性的小鎮在這裡形成，一座是朗伊爾城，現有2600個居民；另一座是西面的巴倫支堡，現有500個居民。兩個鎮都是採煤中心，挪威人和美國人在朗伊爾城採煤，俄羅斯人在巴倫支堡採煤。

與世隔絕、低溫、現成的礦井，正是這些讓福勒對斯瓦爾巴產生了興趣：礦井是進入永久凍土層的現成通道。但後經一位礦工指點，他才意識到，礦井容易爆炸、坍塌和進水，而且充滿有毒氣體，所以，他只能構建新的隧道。2004年，福勒找到管轄斯瓦爾巴的挪威政府部門，請求在那裡建造隧道。

雖然後來，多家機構都參與了種子庫項目，但最初的支持還是福勒爭取來的。

「挪威官員對種子庫並不是很了解。」他回憶起當初的情景，「他們靜靜地聽了20分鐘。我說，『這是世界上最寶貴的自然資源之一，是農業的基石。』他們問，『然後，你又覺得斯瓦爾巴是世界上最合適的地方？』『是的。』我回答。他們想了想說，『既然如此，我們有什麼理由拒絕呢？』」

福勒差一點沒見到項目完工的那一天。2004年，當種子庫計劃正在推進時，他遭遇了一場車禍，險些喪命。在得過兩次癌症之後（1972年患黑色素瘤，被告知活不過六個月，1982年被查出精原細胞瘤），去年，他又被確診為基底細胞癌。

「這一次，我得的是一種良性腫瘤的惡性形式。」他平靜地說，「之前我就致力於這項工作，現在我更投入了——你開始意識到，時間是有限的。」

而福勒帶給世界的，正是時間。

有保障的未來

種子庫處在永久凍土層之下，幾乎堅不可摧——即便電力中斷，在低溫的保護下，種子也不至於腐爛。而且，該建築位於海拔130米的高處，即便最糟糕的極冰融化預言成真，它也能免受洪水的侵襲。

這些種子可以存活數百年，有的甚至數千年，而不會發芽或是失去活性。

最近，福勒擔任的執行總監職的任期又被延長了五年。他認為，在挪威政府的持續支持下，幾代人之內，斯瓦爾巴的未來都有了保障。

「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千年或一萬年之後，這座建築仍將屹立於此。」他說，「在世時間超過金字塔，這也是很容易辦到的事。我們還成立了一個信託基金，進行保守投資，這足以產生足夠的利潤，使之永久性運營下去。而且，種子庫的年度運營開支非常有限，財務規模很小，極易管理。」

作為一名種子寄存者，漢密爾頓也認同這一觀點：「我想不到還有什麼比這更安全的系統。」他說，「喪失這種多樣性的風險已被降到了無限低。」

在同美國訪問團舉行的種子交接儀式上，福勒發表了講話。不過，這場講話比他準備的要短，因為客人們顯然已無法抵禦嚴寒，就連保鏢們都開始頻繁地換腳取暖了。

於是，福勒抓住重點，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聯繫的世界中，隨著地球日益變暖，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保護生物多樣性、共享資源。

為闡明觀點，福勒舉了一個例子：在當今美國，最高產的水稻大多都來自土耳其培育的一個品種。

事後，訪問團似乎對福勒的演講有些肅然起敬。「美國人對自己的食物、對當今農業的高效率津津樂道。」參議員卡丹說，「但我覺得，他們可能並不了解多樣性的重要意義，而且也不知道令美國農民受益的抗蟲害稻種，其實是在土耳其培育的。」

「我們把享受美食視為理所當然，這是不對的。」

對卡里·福勒而言，這是邁向更高目標的一小步。參與過馬丁·路德·金的遊行，拒絕去越南參戰，為最貧困的人奔走呼號，還三次戰勝過癌症，有了這些經歷，對他來說，拯救世界食物資源，也許並不是什麼難事。

翻譯：雁行

來源：W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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