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民族國家之後，我們該如何處理中國和中國人的認同？

作者簡介：

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歷史系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華東師範大學—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與世界聯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兼任上海市社聯常委、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主要從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與知識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近著有：《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啟蒙的自我瓦解》(合著)、《大時代中的知識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合著）、《啟蒙如何起死回生》、《當代中國的啟蒙與反啟蒙》等。《中國知識分子十論》一書 2005 年獲得首屆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

書籍摘錄：

後記/跋（節選）

家國天下，乃是一個認同的問題，而且是中國人獨特的認同方式。

所謂認同（identity），正如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所指出的，它是一個人或一個群體的自我認識，是自我意識的產物。認同由自我界定，是自我的想像建構，同時也是自我與他人交往的產物。認同同時也是同一性的要求，通過自我的認同和他人的承認，形成同一的自我、同一的文化、同一的制度、同一的民族或同一的國家。

認同的問題雖然古已有之，伴隨著軸心文明的興起而發生，但在古代社會長期而緩慢的歷史過程之中，它並沒有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因為傳統的血緣、地緣、社群、道德與宗教共同體為人們提供了穩定而持續的認同對象。只有到了現代社會，當傳統的家族、地域、道德和宗教共同體一一瓦解，而維繫心靈秩序的精神世界出現解體的時候，伴隨著人口流動的加速、社會分工的發展，人們的認同問題便成為一個時代性的突出問題。人們普遍地陷入精神和文化的迷茫，重新思考：我是誰？個人的自主性根源何在？為什麼傳統的家國天下共同體解體？

亨廷頓，來自：gavilan

之後，現代的民族國家成為個人無法迴避的新的共同體認同？在這個新的共同體之中，維繫社會基本關係的道德認同又是什麼？人們的心靈秩序是否要依賴某種超越的宗教，是否依然要有信仰的皈依？等等。這種種現代性的迷茫構成了現代人的認同危機。

現代人的認同危機，有多種表現。但最基本的認同危機體現在社會政治秩序與精神心靈秩序之中。在社會政治秩序之中，核心的問題是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個人與國家是在現代性過程當中同時出現的，究竟如何形成個人與國家的認同？二者的關係又是如何？這直接影響了對現代社會政治秩序的理解和建構。在精神心靈秩序之中，如何建立道德和宗教的普遍性認同？在一個多元社會之中，價值的信仰究竟如何確立？

在傳統中國，以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核心，形成了古代中國人的自我認同和群體認同，其基本架構是「自我—家族—帝國—天下」。傳統中國的認同是以自我為中心，由內而外，逐波外推；同時自我又並非現代意義上獨立的、原子的個人，而是整個宇宙世界和家國關係中有機的一部分。古代中國缺乏國家認同，只有所謂的天下，在「自我—家族—帝國—天下」四者的關係中，自我和天下構成了最重要的兩端，形成了古代中國人特殊的自我價值觀、世界觀和社群意識。

晚清以後，古代中國的認同受到了嚴峻的挑戰，發生了兩個層面的危機：政治秩序危機和精神秩序危機。在家族、王朝和天下秩序的解構過程之中，中國人不得不重新理解個人、國家與世界的關係。現代的個人與國家概念誕生了，形成了現代的個人認同和民族國家認同。

嚴復，來自：ihuawen

現代的認同有兩個脈絡：一個是以政治秩序為核心的共同體認同，另一個是以心靈秩序為中心的精神價值的認同。

在共同體認同方面，在現代性的歷史語境之中，涉及究竟是以個人為中心，還是以民族國家為中心？在 19 世紀末，這兩種認同同時出現，互相內化，在國民／國家一體化思想體系中，獲得了暫時的和諧。到 20 世紀初，日益嚴峻的現實選擇面前，個人與國家的認同發生了分化，從此分道揚鑣，以後發展為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兩條不同的思想脈絡。晚清的個人認同從儒家的自我概念中脫胎而來，形成了以康有為、譚嗣同為代表的仁學自我觀，以嚴復、梁啟超為代表的國民自我觀，和以章太炎為代表的自性自我觀。這三種自我觀，到五四，經過一系列的蛻變，演化為科學主義、人文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三種個人主義類型。

在 1930 年代，隨著民族存亡危機的加深，重建國家共同體成為時代的核心命題。然而，民族國家認同，是以制度性的政治認同，還是以文化性的社群認同為重心，在自由主義者內部顯示出不同的思想譜系，這也是晚清梁啟超多歧性民族主義思想的內在分化結果。到 1940 年代中後期，國家認同的核心問題從「統一」轉向為「民主」，又重新與個人自由發生內在的聯繫。所認同的不再是一個「中國式」的民族國家，而是具有自由、民主普世性內涵的現代政治共同體。從現代中國的思想史脈絡來看，中國的個人認同與國家認同並非兩個不相干的問題，而是內在地纏繞在一起，互相滲透，互相影響，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互動關係。這是中國現代認同區別於西方的非常特殊的地方。在重建認同的歷史過程之中，傳統的「自我—家族—帝國—天下」譜系表面看起來被消解了，實質上是深刻地鑲嵌在個人與國家的現代認同之中，形成了中國現代性之中關於個人、社群、國家和世界的獨特理解。

在精神價值認同方面，傳統中國的儒家提供了社會核心的價值觀念和心靈秩序，它雖然不是以宗教的形態出現，但以道德為中心的儒家學說建立了普遍的禮之規範，並指出了個人德性的修身目標。到了晚清民初，儒家意識形態隨著普遍王權的衰落而解體，中國人心靈秩序在規範倫理和德性倫理兩個層面都發生了危機。與之同時發生的，是以個人為中心的新的現代道德觀的出現，這一新的道德觀不再具有傳統的天命、天道和天理的超越性源頭，而具有了世俗的特徵。這一特徵首先體現在從倫理為中心轉變為以個人為中心，其次體現為中國新的道德觀依然繼承了中國思想的「大我」傳統，相信個人的「小我」的意義要在「大我」之中獲得，只是這個「大我」不再是超越的天下，而是世俗的人類、歷史、社會或者國家。現代的心靈秩序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認同與信仰有關。由於作為中國思想傳統核心價值的儒家學說以人文代替宗教，中國人很少有西方式的以天啟為特徵的宗教信仰，或者說即使有佛教、道教這些民間宗教，但社會的核心價值依然是由理性化的儒家所提供的。

章太炎，來自：newsancai

然而即使如此，中國人的心靈秩序也不是只有理性，而缺乏信仰。相反，理性與信仰同時並存，中國人的心靈秩序表現出一種獨特的宗教感精神，一種不具宗教形式的信仰方式，使其在許多方面具有與教徒同樣的靈修、激情、衝動和殉道這些由信仰所激發的宗教感精神。到了現代社會，這些宗教感精神雖然轉化為世俗的形態，但依然存在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結構之中，存在於現代文明的高級形態之中。胡適相信理性化的「三不朽」宗教，朱謙之、郭沫若等以浪漫的宇宙精神作為自己的情感信仰，民初的儒者梁濟以宗教般的熱情殉道中國文化，早期的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者以清教徒的精神進行道德的自我修身……這一切都顯示了由信仰所推動的心靈秩序，同樣表現出中國特殊的宗教感精神。

中國現代性中的認同，顯然具有與西方不同的方式、特徵和表現，雖然在全球性的普世現代性過程之中，與西方共享了個人、國家、道德、宗教等這些共同的觀念，但其背後的意蘊與西方頗為迥異，既是「現代的」，又是「中國的」，從而構成了中國獨特又具有普遍現代性的政治秩序與心靈秩序。

從知天命之年起步，在耳順之年來臨之前結賬，人生究竟有幾個十年呢？唯一令我欣慰的是，因為有了這本書，讓我稍稍有點心安，對這剛剛過去的十年似乎有了一個過得去的交代。那麼，下一個十年呢？風聲雨聲讀書聲，大風浪中可耕田？我只想說，家國天下，我心依舊；是禍是福，十年以後再看。

作者謹識

2016 年盛夏酷暑中

題圖為梁啟超，來自：hu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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