捲舌音是受胡人影響產生的嗎

中國人喜歡從語音上區分一個人的來路，是南是北，是西是東。縱使試圖掩飾，一個人的口音也很難不出賣他的籍貫。

人們通過口音判斷人的來路，則是依靠人說話語音中的一個個鑒別性特徵：他的聲調是什麼樣的？他說話分不分n和l？h和f是混還是分？有沒有前後鼻音的區別？將諸如此類的種種特徵綜合考量，一個人到底是哪裡人就呼之欲出了。

而在諸多可供參考的特徵中，說話帶不帶捲舌音至關重要。

大多數中國人對捲舌音的直觀印象就是北方人說話帶捲舌，南方人不帶。北方人要想模仿南方口音，往往故意把舌頭捋直了說話。而有些不甘示弱的南方人則說捲舌音是北方受到游牧民族語言影響比較重，把他們語言當中的捲舌音吸收進了漢語。

然而要是仔細篩一下全國哪裡有捲舌、哪裡沒有，結果未必和常識性的經驗相符合。

南方不一定不卷，北方不一定卷

並不是所有北方人都慣於髮捲舌音。東北最大的城市瀋陽就只有平舌音，沒有捲舌音。山西中北部從太原一直到大同的大片區域都是不分平捲舌的。而在遼寧部分地區，則有平捲舌不分，全都讀捲舌的地方。若干年前，中央電視台科教頻道走紅欄目《百家講壇》曾經有一位東北籍的教授。每每提到「三」，必然要說成shan。雖然表面上和全讀平舌的地區大不一樣，實際仍屬於平卷混淆。

南方人也不都卷不了舌頭。位於江蘇南部的常熟，說話就以舌頭卷聞名。西南邊陲的雲南省大部分漢語方言都能區分平捲舌。四川盆地巴中、自貢、樂山、遂寧等地都有平卷之分，安寧河谷畔的西昌亦然。湖南南部有成片的捲舌區。就連天南之地的廣東，也不是全省人民都不會髮捲舌音——廣東梅州周圍的五華、興寧、大埔等縣的客家話全有捲舌音。

如果我們能夠穿越到幾百年前，就會發現情況更加複雜。

漢字的一大特點是超乎時間和空間存在。今天的繁體字和兩千年前漢朝人用的漢字大體上仍然一樣。然而，漢字這一特點卻對今人了解古人的語音形成了重大的障礙。相比之下，拉丁字母拼成的文字在反映語音上就比漢字強得多。現代英語meet和meat、vain和vein、write和rite已經不能區分，但是拼寫則還維持區分，今天的英語學者可以很輕鬆地推導出這些詞在幾百年前英語拼寫定型時並不同音，甚至可以根據拉丁字母一般的讀音規則推導出這些詞當年的發音。

如果有用拉丁字母記錄的漢語，那麼對我們了解漢語歷史上的語音就會有極大的幫助。幸運的是，一群外國人就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衛三畏，傳教士兼外交官，官話粵語流利，對吳語也有較深了解

明朝開始，來自西方的傳教士陸續進入中國傳播基督教。他們中有的出人頭地，身居要職，如利瑪竇，有的靠著在華經歷，成為漢學先驅或外交官，如衛三畏。更多的藉藉無名，在中國某個角落默默完成教會分派的工作。

傳統上中國有重官話輕方言的習慣，古代中國的韻書，主要是給寫詩作詞作參考之用。語音上必尊崇官話，乃至尊崇前代的官話。清朝人寫詩用來指導押韻的仍然是宋朝官方出版的《大宋重修廣韻》，而這本書所重修的則是南北朝時期的《切韻》，距清代已經有逾一千年時間。

中國士大夫們將傳統的語音韻書奉若圭臬，從西方來的傳教士則沒有如此的心理負擔，更不需要為中國科舉考試而溫習韻書學習官話。對於一個合格的傳教士來說，不管在中國混得如何，傳教事業進行得是否成功，學會當地語言幾乎是必不可少的功課。

正因為傳教士學習漢語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口頭和他們的潛在受眾交流以方便傳教，在那個普通話並不普及的時代，學習當地的漢語方言就成了第一選擇。因此，他們記錄的漢語可被認為是當時當地的原生態口語。而用當地語音拼寫的漢語教材、《聖經》等文獻，就成為現代人了解古語音的窗口。如果傳教士活躍的區域文盲較多，很多情況下，當地的中國人甚至也會學習難度比起漢字低得多的拉丁字母，以之充當文字。

從傳教士留下的記錄來看，在他們活躍的百多年前的晚清時期，中國可以卷著舌頭說話的人分布的地理範圍比現在要大得多。

退縮中的捲舌音

一百多年前，位於江蘇南部的蘇州、無錫、南京都有捲舌音。今天的成都人經常笑話川南的自貢人總是卷著舌頭說話，甚至揶揄自貢捲舌音是陝西鹽商帶來的，但1900年出版的《西蜀方言》（《Western Mandarin》）里的成都話平卷劃然兩分。而在廣東，不僅是梅州當時還有捲舌音，甚至廣州話也不乏捲舌音，只是當時的西人已經提到廣州「有些人不太能分」了。

傳教士編的漢語教材畢竟離開當下一般中國人的生活太遠。但是在有些地方，他們的影響卻可通過其他途徑為人所察。今天的香港在地名、人名拼寫中仍然沿襲了當時西方人為自己方便所使用的一套拼音，在這套拼音當中，平舌捲舌的區分非常明顯。如「石」拼為shek，而「錫」就是sek。香港地名「沙田」是Sha Tin，「尖沙咀」是「Tsim Sha Tsui」，「上水」則是「Sheung Shui」，仍然保留了一百多年前廣州話初入香港時的狀態。

香港人名地名拼寫體現的是一種已經滅絕的廣州話。

在部分城市，捲舌音的消亡甚至是一個正在發生的過程。無錫、南京的老人說話往往還有捲舌音，但是兩座城市年輕人捲舌音已經接近消失。而在四川不少地方，縣城年輕人的語音已經為成都、重慶這樣不分平捲舌的大城市所影響而變得不分，但是鄉下人，尤其是長者仍然能保留區分。就算是南方捲舌音的堡壘雲南，近年以其旖旎自然風光和璀璨人文景觀吸引了大批文藝青年的大理，平卷對立也正在模糊。

要說這些地方都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影響，那是不太可能的。中國歷史上雖然不乏半壁江山甚至全國被北方民族統治的時候，但是由於農業相比游牧漁獵所累積的巨大人口優勢，中原以南的人口中北方民族佔比一向微乎其微。不光如此，北方民族的語言相較於具有極深文化積澱的漢語而言，向來處於弱勢。在人口、文化均不佔優的情況下，要想讓這麼多地方長出捲舌音來不大可能。

讓「北方民族影響說」可能性更小的是，中國歷史上的北方民族語言多數並不具備捲舌音。無論是突厥語、蒙古語還是滿語，都是本來沒有捲舌音的語言。當今突厥語言中少有的具備捲舌音的撒拉語分布於青海東部和甘肅西南部，撒拉語裡面帶捲舌音的詞幾乎都是從當地漢語借用的借詞，如「尺子」、「桌子」之類。而滿語甚至為了方便記錄漢語中的捲舌音特別創製了幾個字母——在滿語本族辭彙里，這幾個字母從來都不出現。

要想追溯漢語中捲舌音的來源，求諸北方民族語言顯然是緣木求魚，還得在漢語自身上下功夫。

之前已經提到，漢語古代語音由於漢字表音功能不佳的特質很難復原。萬幸的是，現代中國人碰上不認識的字要查字典，古代中國人也會遭遇不認字的問題，他們也需要類似字典的工具書來幫忙，這就是所謂的韻書。

古已有之的捲舌音

中國從南北朝到清朝，最重要的韻書始終是以南北朝後期陸法言編纂成書的《切韻》為綱的切韻系統韻書。這套韻書包括《切韻》《廣韻》《集韻》，反映了南北朝後期中國上流讀書人所使用的語音，以兩晉之交永嘉南渡時從洛陽遷入金陵（今南京）的士族語音為基礎。通過總結《切韻》的語音體系，就可以了解到中古時期漢語的語音。

從清朝到現在幾百年對中古漢語語音的研究已經使得我們可以對《切韻》的語音系統有較為具體的了解。通過總結，《切韻》的語音中聲母有37個，韻母有160多個，並有平上去入四個聲調。其語音規模遠遠超過當今任何一種漢語方言。

《切韻》原版已經在流傳中散佚，現今切韻系韻書主要以《廣韻》為代表。

由於缺乏拉丁字母這樣得力的注音工具，中國傳統要想表達語音系統仍然得用漢字，他們的做法是，一個聲母用一個讀這個聲母的字來表示。通過總結，《切韻》中的三十七個聲母分別是：幫滂並明、端透定泥、知徹澄娘、精清從心邪、章昌禪書船、庄初崇生俟、見溪群疑、影曉匣（雲）以、來日。

平捲舌對立，大體也就是這三十七個聲母中的「精清從心邪」和「知徹澄章昌禪書船庄初崇生俟日」這些聲母的對立。普通話的平舌音和捲舌音大體就按照這個方式區分，所以多數情況下讀捲舌音的字比讀平舌音的字要多出不少。

現代漢語中的捲舌音只有zh ch sh r四個。中古漢語那麼多的聲母可以變成現代的捲舌音，它們當時不可能都讀捲舌音。我們可否有辦法知道他們當時的讀法？

在那個拉丁字母還跟中國人的生活非常遙遠的時代，求諸拉丁字母肯定不能解決問題了。這次，問題的解決得靠我們西南的鄰國——印度。

佛教自從東漢傳入中國以後在中土廣為流行，極為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人的思想和觀念。佛教中的不少概念中國本來並不具備。當佛法傳入中國時，中國人就必須想辦法用漢語表達這些佛教概念。

總體而言中國人仍然傾向於意譯法。「輪迴」、「觀世音」、「天王」、「法」等佛教概念均通過意譯形式進入漢語。但在不少情況下，意譯並不合適，尤其碰上人名地名，則也只能音譯為主了。

梵語中區分三種s，在天城體字母中分別寫成?、?和?，拉丁字母轉寫為?、?、s。梵語誦經至今在印度仍然很流行，而我們也可以較為確信地知道這三種s的讀音，它們分別跟漢語拼音的x、sh、s類似。即?=x、?=sh、s=s。

各式各類的佛經為探尋漢語早期語音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中古漢語中對梵語辭彙的?、?、s的對譯都予以區分，?一般用「書」母字對應，如佛祖尊稱?ākyamuni（釋迦牟尼）中的?āk用了「釋」來對；?則用「生」母字來對，Tu?ita被翻譯為「兜率」；s就用「心」母字，佛祖本名Siddhārtha（悉達多）的Sid用「悉」。而「知徹澄泥」為聲母的字則一般用來對應梵語中帶捲舌的? ?h ? ?h ?。

梵語的讀音向我們揭示了中古漢語捲舌音聲母的不同發音：「知徹澄娘」發有點大舌頭的t th d n，在今天的漢語中已經消失，「章昌禪書船日」發音部位和普通話的j q x差不多，「庄初崇生俟」則最接近今天的捲舌音zh ch sh r。

南北朝時期是北族首次能控制中國北方地區，饒是如此，他們對中國南方仍然無力控制。在這個時候南方的漢語中就有捲舌音，可見捲舌音是漢語自身的產物了。

捲舌的不同演變

中古以來，「知徹澄娘」、「章昌禪書船日」、「庄初崇生俟」三組聲母按照不同的方式演變，現代各地方言中捲舌音的範圍基本不出這些聲母，但是在各地方言中到底這三組聲母下轄的哪些字讀捲舌音卻並不一致。

讀捲舌音最多的地方這三組聲母下轄幾乎所有字都讀捲舌音。這類方言以鄭州、濟南為代表。在這些方言中，普通話讀捲舌的字都讀捲舌。普通話讀平舌音的「鄒」、「淄」、「森」、「所」、「側」也讀捲舌。但是在洛陽、西安等地，讀捲舌的範圍就要小很多，西安話「生」讀seng、「山」讀san、「茶」讀ca、「市」讀si，和「四」同音。

到了南方的昆明話，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昆明話「山」、「市」、「茶」讀捲舌，和西安不同，但是「生」、「森」、「鄒」又讀平舌，和濟南不一樣。查閱資料可以發現，當成都和南京還分平捲舌的時候，它們的分法和今天的昆明是一樣的。西南地區其他能分平卷的方言也基本都屬於這一類型。

要想探究今天平捲舌的分法為何如此不同，我們仍然需要求助古人留下的文獻。

《中原音韻》以元朝大都話為基礎。

元朝元曲盛行，作為一種起自市井俚俗的文學形式，元曲的語音押韻規則迥異於詩，《切韻》、《廣韻》並不具備指導意義。因此，時人周德清編寫了一本《中原音韻》，反映當時大都（今北京）的語音。《中原音韻》的平卷分法也就可以讓我們了解到元朝的北京人是如何分平捲舌的。

以具有代表性的「知」、「支」、「淄」、「茲」四個字為例，當時的北京話這四個字分別讀為zh-i（「知衣」合音）、zhi、zhi和zi，共分三類。

經過推理可以發現，《中原音韻》式的平捲舌分法就是北方大部分方言的祖先類型，知≠支=淄≠茲。以這個狀態作為起點，只要「知」和「支淄」發生合并，就形成了鄭州、濟南那樣的格局；假使「支淄」和「茲」合并了，那就是洛陽、西安的情況；而如果維持這個狀態不變，那就成了語音活化石——現代膠東青島、威海、煙台等地的方言正是如此；反過來說，也有些方言變得特別快，四個字都合并了，那就成了平捲舌不分的瀋陽話。這些後來的變化發生得都很晚，也就顯得不那麼整齊——鄭州和洛陽相距不到一百五十公里，兩邊的變法就不太一樣。鄭州東邊的開封分法和鄭州類似，但更靠東的徐州反倒又跟洛陽近似了。

然而，《中原音韻》式的分類方式並不能解釋南京、昆明、自貢等地的平卷分法。在這些地方，知=支≠淄=茲。由於《中原音韻》式的分法中「支」和「淄」已經合并，無論它的格局發生怎樣的變化，這兩個字都無法再變得能區分出來。南京等地的平卷分法中，「支」和「淄」的區分意味著早在元朝以前，這些方言的祖先已經和北方的官話分化了。

和連片分布的北方式分法相比，南京式分法的地理分布非常奇特——在長江下游局限於南京周圍的一小片地區，無錫、蘇州的分法和南京來源不同，更南邊的長沙、廣州、梅州等地也和南京式的分法有所差異。但在西南地區，凡是能分平卷的幾乎都可脫胎於南京式的分法。雲南等地自不用說，四川零散分布的捲舌音也都和千里之外的南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貴州的屯堡人來自明初下江駐軍，他們說話和當時的南京話有相似之處。

明朝初年，西南地區要麼經歷了長期的戰亂，要麼是尚未整合入內地的邊區。明朝建立後，徵發了大批軍民移民四川，並派軍平定了雲南的蒙古梁王勢力，並建立一系列衛所。這些衛所聚集的軍民大多原籍江南，明朝南京官話的影響力又相當巨大，來自不同地方的軍民在一起使用南京官話交流。就這樣，南京式的平捲舌分法跟隨南京官話一起從南京飄到了西南。

在北方，由於江南籍官員的影響，南京式的平卷對北京話也產生了一定影響。明朝早期的北京話平卷分派方式和濟南、鄭州較為類似。但後來卻跟從南京話將一部分字改讀了平舌，如「澤」、「鄒」、「森」、「所」。尤其有意思的是，北京話中「色」、「擇」在口語中讀shai、zhai，但是書面辭彙中則讀受到南京影響的se ze。

更為奇特的是，西北腹地的銀川，由於明初衛所設置的影響，平卷分布竟然也和南京類似。儘管銀川人的生活方式已經幾近完全西北化，他們口中的捲舌音，仍然能夠追溯回600年前的江南原鄉。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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