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的是非功過，隱藏在民族背後的大義之收台功臣施琅

施琅作為一個有著傑出貢獻的歷史人物，卻長期得不到應有評價。這主要是受封建道德和正統觀念的影響。正如傅衣凌先生在《施琅評傳》的序中所寫道的：「鄭成功的復台和施琅的復台雖各有具體原因，但是都隱藏著中華民族的大義。」因此,施琅應該得到公正的評價。

施琅

施琅（1621-1697年），字尊侯，號琢公，晉江衙口人，出生於農民家庭。生於天啟元年，卒於康熙三十五年。早年，他是鄭芝龍的部下，後隨鄭降清。不久，由於鄭成功的招攬，他加入鄭成功的抗清隊伍，成為鄭軍中一員虎將，積极參与抗清活動。後因與鄭成功交惡，釀成父親和弟弟被殺的大禍，他再次投清。他先後擔任副將、總兵、水師提督，參與清軍對鄭軍的進攻和招撫。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軍平台，之後，他積極呼籲清廷在台灣屯兵駐守，力主保台衛台。他為祖國的統一做出了傑出貢獻，受到廣泛的讚譽，但也為一些人所詬病。對施琅的評價是一個海內外史學界較有爭議的問題。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史學觀點的不同。那究竟該怎樣評價這樣一個歷史人物呢？筆者以為，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應當把他放到特定的歷史背景下，觀察其具體的實踐活動對當時社會以及歷史所產生的影響，這樣才能客觀和公正的對歷史人物做出評價。

施琅

一、當時的社會背景

十六世紀後期，明政權已是腐敗透頂，自身也無法調整，其覆滅是歷史的必然。早在後金尚未進入中原之前，已有大批的漢人為躲避苛捐雜稅向關外遷移，投靠後金政權，而且也有不少的明將領和儒生主動投降後金。施琅投清之時「農民起義軍的主力已遭到失敗;先後建立的幾個南明政權也已被摧毀，全國範圍內的抗清浪潮已被平息下去，僅有局促於西南一隅的南明永曆政權和活動於東南沿海的鄭成功仍在堅持抗清鬥爭。換言之，從清兵入關以來，曾為爭奪全國統治權而進行角逐的三股勢力之間的勝負已經分曉，清朝實現其在全國的統治已成定局，徹底打敗西南和東南的抗清武裝，已不存在太大的困難了」。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施琅這時投清可以說是順應歷史的發展。再拿明後期的幾個皇帝與清前期的幾個皇帝相比，可以看出，新興的清政權生氣勃勃，這也證明了清政權的入主中原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是歷史的進步。

施琅

再者「當時西班牙、荷蘭、葡萄牙的殖民者紛紛東來，他們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古老的中國，攻佔澳門，侵入澎湖，佔據台灣，侵擾大陸東南沿海。他們的堅船利炮，已對中國構成威脅。與此同時，沙俄也侵入我國東北的黑龍江流域，對東北廣闊的土地垂涎三尺。在外國侵略勢力叩關犯境的國際環境中，中國只有建立起一個統一而強大的中央政權，才能有效地抵禦外侮，捍衛國家的安全、獨立和尊嚴。而清朝的建立，在客觀上恰恰符合這個需要」。所以在這個背景下投清，是有積極意義的。

二、施琅背鄭降清的原因

施琅在祭奠鄭成功的祭文里說「獨琅起卒伍，與賜姓有漁水之歡，中間微嫌，釀成大戾。琅與賜姓，剪為仇敵，情猶臣主；蘆中窮士，義所不為。公義私恩，如是則已。」施琅口中所說的微嫌是什麼呢？這關係到施琅為什麼投清以及對於施琅的評價問題。

在施偉青教授的《論鄭成功與施琅的恩怨》一文中分析得很清楚。施琅引起鄭成功不滿的主要有以下幾件事：第一，在進攻郝尚久之戰中未能及時燒斷浮橋；第二，與陳斌不睦，導致陳斌逃亡；第三，勸阻鄭成功南下勤王；第四，在籌集糧餉的問題上與鄭成功持不同看法，引起鄭成功的反感；第五，殺掉親兵曾德。這幾件事上的分歧，最終導致施琅的父親和弟弟被殺，施琅被迫投清。下面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幾件事的是非對錯：

第一件事，從表面上看是施琅作戰不利，但細細分析，鄭成功也有不對的地方。施琅作戰不利，鄭成功即下令：「諒一橋難拔，尚欲圖大？今日本藩親督，有奮勇拔克者，重賞升擢；退卻者，不論總鎮官兵，立即梟首。」施琅在鄭軍中是以驍勇善戰而聞名的，僅一次失利，鄭成功即出言譏諷，實在令人寒心，而且有悖於統馭之道。秦穆公在孟明視戰敗歸來時把罪責攬在自己身上，曹操在征張秀失利時祭奠典韋，這都是很好的激勵和收買人心的方法，而鄭成功卻反其道而行之。

第二件事，「少年時代的施琅受到神話和迷信的影響，形成了強烈的自尊意識和『自負』情緒，併產生了建功立業的迫切願望，它使成年後的施琅在戎馬生活中，往往是勤於謀劃，勇敢作戰，功勛卓著，同時，在待人接物，處理問題時又每每是孤高自傲，不甘後人。」所以才會「每有跋扈之狀，動多依兵凌人，各鎮俱受下風」。據《先王實錄》記載「惟後鎮陳斌每與之抗，曰:『彼恃兵力，吾兵足與之敵；若彼手段，雖兄弟，吾用只手揉躪之。』郎（琅）知之，亦讓之，但每訴於藩（成功）。斌有戒心，至是率兵而逃，密啟一稟，陳所逃緣由，藩（成功）心含之。」據施偉青教授的《施琅年譜考略》的分析，施琅既讓陳斌,又訴於鄭成功，目的是希望鄭成功能夠出面干預，但《先王實錄》卻不見這方面的記載。再者，據楊英的行文，陳斌的戒心不是對施琅的，而恰恰是對鄭成功的。陳斌稱自己的兵力足與施琅相抗衡，那他又怎麼會逃走呢？顯然是由於鄭成功的態度不明朗，使他憂心忡忡。因此，鄭成功本人對此事也要負一定責任。

第三件事，「鄭成功至南澳之前，清兵已攻入廣州；潮州總兵郝尚久也已叛南明而歸清。形勢的變化，使鄭成功南下處於不利的戰略地位。故施琅勸阻鄭軍南下，是無可非議的。」鄭成功不通權變，感情用事，反而將施琅削職。即便如此，施琅在被削職後，仍在廈門帥六十人擊退清兵約六七百人的進攻，保衛了鄭成功的軍事基地。施琅本以為可以復職，但鄭成功卻只賞了他花紋銀二百兩，加二級，卻並未恢復其左先鋒一職。在這件事上筆者以為鄭成功做的是不恰當的。

第四件事，據施德馨說：「會（成功）以糧匱，議剽掠粵中，公（施琅）正言以阻。」《八旗通志 施琅傳》記載：「今以糧匱，議剽掠廣東，琅正言阻之，拂其（成功）意。」鄭軍在征糧時常屠城，可見施琅的進諫也不是沒有理由的。

第五件事，在殺曾德這件事上，鄭成功是有責任的。犯法的兵丁應該懲罰，鄭成功回護就是「淫刑」，而因此逮捕施琅和其親屬更是不該。即便如此，施琅在逃出後也沒有馬上投入清營，而是去找鄭芝豹以求排解，以期挽回他和鄭成功的關係。但鄭成功不但沒有任何挽回的舉動，還派人去刺殺施琅，最終還把他的父親和弟弟殺死，斷絕了最後挽回的可能。

從以上幾件事可以看出，對於施琅的叛鄭降清，鄭成功是要負很大責任的！施琅錯在孤高自傲，每有跋扈之狀。但是，他並沒有反心，由他逃出後去找鄭芝豹排解就能看出。但鄭成功把施琅重新回到鄭軍的路都堵死了，還殺了他的父親和弟弟。所謂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深受孝悌思想影響的施琅為了報仇就只能投降清朝了。

施琅

三、氣節問題

宋代以降，氣節為統治階級大力提倡，被抬到了極高的地位。忠君被看作是天經地義的，否則就是大逆不道，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可是，這種「忠」忽視了重要的前提條件。孔子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原意是講君主的作為要像個君主的樣子，臣子的作為要像個臣子的樣子，每個人都要盡自己的本分。雖然孔子沒有說出另一面，但由他這句話我們可以體會到，如果君主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那麼臣子也不必愚忠。即孟子所說的：「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況且我們歷來講孝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又怎能不報。

其次，投降也並不意味著這個人就是亂臣賊子，就要被釘在歷史的十字架上。《新唐書》第八十九卷《列傳第十四》上記載：「高祖起，代王遣通（屈突通）守河東，久戰不下，高祖留兵圍之，遂濟河，破其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或說之降，曰：『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死報爾！』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帝遣其家僮往召，通趨斬之。琮縱其子壽往諭使降，通大呼：『昔與汝父子，今則仇也！』命左右射之，通知不免，遂下馬東南項，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遂被擒，送長安。釋之，授兵部尚書，蔣國公，為秦王行軍元帥長史。」歐陽修在評價他時寫道：「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為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兩君而無嫌也。」

再者，為了天下也不一定要忠君。《長短經 懼戒》引《屍子》：「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為兆人也。』」由孔子這句話可以看出，孔子是不提倡愚忠的，而主要是看是否對天下人有利。那麼施琅降清是否對天下百姓有利呢？在清廷與鄭成功的拉鋸戰中，為斷絕鄭軍的給養和兵員的補充，清廷開始實行「遷界禁海」。數以百萬計的沿海居民背井離鄉，輾轉流徙。「朝命甫下，奉者過於嚴峻，勒期僅三日，遠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騎即至，一時踉蹌，富人盡棄其貲，貧人夫荷釜，妻襁兒，攜斗米，挾束蒿，望門依棲」。在圳山，「壬寅之歲，遷民流離失所極矣，加以饑饉薦至，輾轉溝壑，而孑遺之黎民，至於十無二存」。在晉江，「遷移之諭既下，而巡界之兵馬迭至，鄉黨之高堂大廈隨復而為丘墟戰場矣。於是扶幼攜老，挈家襁負，僑居外家（即英林也），將欲安身之計，而大兵又四齣矣，幾死邊地之場。至於流離辛苦，始復再徙宅內，旋而移居青陽，住青陽二十二年」。在錦東，「時值鼎革之後，祖居塘東海濱，遭盜寇之亂，知其不可居，勉置永春田租一百七十畝以為遷移之計。越辛丑果遷，因寓家埔許，就田以食。故鄉遷民十不存一二人，始嘆公之明且遠也。」由此，可以看出遷界禁海對百姓的傷害巨大，而施琅率軍消滅鄭氏政權，使百姓安居樂業，正符合孔子所說的「為兆人」。

四、民族問題

有種觀點認為施琅是民族的罪人，認為投降清朝就是對民族的背叛，這其實是大漢族主義和漢民族正統觀念在作祟。自古中國這片土地上就居住著許多民族，各個民族在頻繁的交往中不斷融合，逐漸形成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任何人也不能否認，這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那麼，我們又怎麼能把與漢民族有著悠久和廣泛聯繫的滿族視為異族，把他們建立的政權視為外國政權呢？從歷史上看，漢民族不斷與少數民族通婚，吸收少數民族的文化，同時少數民族也不斷吸收漢族文化，並不斷的漢化。如果按照有些學者的所謂的「正統觀」，那麼中國歷史就會變成不斷被外國入侵的被侵略史了，而那些建立政權的君主都變成了外國人。舉例來說，我們一提到中國就會講到漢唐文化，而據《新唐書》第一卷《高祖本紀》的記載：「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以故文帝與高祖相親愛。」 《新唐書》卷七十六：「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京兆平陵人。父毅，在周為上柱國，尚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入隋為定州總管，神武公。」大家都知道獨孤這個姓是由鮮卑族的姓改來的，而北周是由鮮卑族建立的，襄陽長公主也就是鮮卑族女性，以此說來李淵就不是純種的漢族人或者說是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混血兒，那麼，開創了史稱「貞觀之治」的唐太宗身上流的血的少數民族成分就更多了。他的父親是混血兒，母親也是，那麼他身上有至少有超過一半的少數民族血統。如果有興趣考察一下唐初大臣們都是哪些民族的，你就會驚奇的發現，朝堂上站的很多都是高鼻子深眼眶的「外國人」。如果按照少數民族政權是外國政權的邏輯，那唐朝就成了標準的外國政權，那時取得的成就就只能說成是「在外國人的領導下取得的成就」。再按這個邏輯推下去，歐陽修就成了民族罪人，因為他竟然把後唐、後晉、後漢等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奉為正統，實在是罪大惡極啊！通過以上的推理，我們可以看出，所謂少數民族是異族，其政權是外國政權的論調是多麼的滑稽！所以，認為施琅是民族罪人的看法站不住腳的！

歷史人物是複雜的，評價時只能根據其貢獻。這個貢獻可以是精神上的也可以是物質上的，而不應對其主觀願望求全責備，所謂「論跡不論心，論心世上少完人」，所以主要看客觀效果。例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其主觀願望是為了找到東方，獲取財富，但我們在評價時就不能說他是為了發財才這麼做的，沒什麼可肯定的。再例如，鄭成功從台灣趕走荷蘭殖民者是為了找到一個抗清基地，「可以說，連鄭成功本人也沒有想到，他東渡台灣的舉動，能夠成為後人評價鄭成功豐功偉績的主要依據。」從客觀上講，施琅平定台灣既對祖國的統一大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也為當時的沿海百姓做了一件好事，對台灣的開發更是意義非凡。不僅如此，他在力主保台時還指出：台灣「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紆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這說明他充分認識到台灣佔據了重要的戰略位置，收復台灣對於祖國統一有著重要的意義。可以說，施琅的貢獻是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他比與他同時代的人在台灣問題上看得更高更遠！因此，我們要肯定施琅，肯定他對統一做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