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籍《經國雄略》關於釣魚嶼的記載

中國是文獻大邦，古代典籍數量浩繁，一向以浩如煙海相比喻。以國家圖書館的藏書之富和地位之顯，做這樣的工作自然有很大的優勢，所以我們對文獻圖籍錄的總體質量有著樂觀的預期。然而，古籍數量太大，遺漏亦所難免。筆者從網上關於《文獻為證：釣魚島文獻圖籍錄》的報道文字中，讀到所收圖籍如明清古籍《順風相送》、《使琉球錄》、《籌海圖編》、《武備志》、《使琉球雜錄》、《使琉球記》、《中山傳信錄》和《台海使槎錄》等以外，覺得漏收了一種重要的史籍，即南明弘光朝時由鄭大郁編刻的《經國雄略》，該書的《四夷考》卷之一《琉球南界合圖》對釣魚島（嶼）也有清晰的記載，史料價值很高。

《經國雄略》成書與傳世

《經國雄略》，明溫陵鄭大郁（字孟周）編撰，四十八卷。此書於南明福王朱由崧弘光元年（乙酉，1645年）夏天刻於福建，此時的北方已經是大清王朝的順治二年，滿洲勁旅正在底定中原各省，並積極招降納叛，揮師南下。

《經國雄略》卷首有鄭成功的父親、當時被弘光朝封為「鎮守福建等處並浙江金溫地方總兵官、太子太師、南安伯」的鄭芝龍的序，還有明末福建著名書商張運泰（字來倩）序和鄭大郁自己的序，另有鄭大郁寫的《紀例》十四則。

弘光是腐朽短命的王朝，存在首尾不到一年多，其軍政中心始終局促於江淮一隅，既無經略天下、收復北方之志，又不能戮力同心以堅守江南，朝內黨爭紛紜，舉措失當，不久便舉巢傾覆、土崩瓦解了。在鄭芝龍家族擁有強大勢力的福建，居然還能在相當短的時期內編刻出一部卷帙宏大的「規畫恢復之書」，顯現了浙閩之間如鄭大郁這樣的愛國士人的報國胸懷，應該說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數百年後的今天猶不能不讓人掩卷興嘆。

《經國雄略》傳世稀少，入清後，其中的《邊塞考》六卷又遭到禁毀，故長期以來未能引起史家的注意。近代治南明史的專門名家中，謝國楨（1901—1982）先生在《晚明史籍考》卷10有《南明三朝上》著錄，依據的是「海鹽朱氏舊藏明弘光元年刻本」，即民國藏書家、南明史籍的權威收藏家朱希祖（1879—1944）先生的藏本，而此本的下落暫時不得而知。謝先生對書的卷次作了著錄，說「此書為弘光乙酉刻本，在文獻上，甚足珍也」。其他前輩學者，如錢海岳紀傳體的《南明史》卷13《藝文三》收載了「鄭芝龍、鄭鴻逵、鄭大郁《經國雄略》」。但他在《南明史》的《引用書目》中沒有收列此書，說明錢先生知有此書，自己卻沒能見到。顧誠先生的《南明史》也沒有引用此書，甚至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也未予著錄，似乎此書國內各圖書館均無收藏。

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據台灣鄭梁生《佚存日本的〈經國雄略〉》一文載，此書美國國會圖書館、日本內閣文庫均有收藏。又據劉申寧《中國兵書總目》，國內北京圖書館、中科院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華東師大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館也都有收藏。據了解，北圖所藏二部都是殘本，一為明末三槐堂刻本，存二十六卷；一為明末刻本，存二十二卷。中科院館所藏也為殘本，存二十四卷。

另外，《經國雄略》的部分內容曾有別的刻本，如北圖所藏鄭大郁《武學備考》十四卷，其內容其實就是《經國雄略》的天經、奇門、武備三考，似乎在《經國雄略》刊行以前就曾獨立成書了。由此看來，《經國雄略》的成書和版本情況比較複雜，不是一下子能說得清楚的，我們只能先擱置下來以後再做深究。

我所見到的《經國雄略》是日本東京圖書館藏本的複印本，總四十八卷，分訂為三十冊，半頁八行二十字，四周單邊，白口。無魚尾，書口下有「觀社」二字。卷首鄭大郁的《紀例》自署「觀社主人鄭大郁識」，則《經國雄略》的刊印者也應該是鄭大郁本人，這讓人懷疑鄭大郁和寫序的張運泰一樣，也是一位富有學養的書商，「觀社」可能就是他書業的字型大小，這種人在明代刻書業十分發達的福建並不少見。總之，鄭大郁是頗有些神秘感的人物，我們對他所知甚少，目前先把重點轉到《經國雄略》關於「釣魚嶼」的記載上，其他問題還須留待於方來。

《經國雄略》關於「釣魚嶼」記載

《經國雄略》關於「釣魚嶼」的記載，見於《四夷考》卷之一的《琉球》條。該條的標題下有雙行小字云：

琉球，番國名，在東南海中。即今進貢入福建者便是也。

據《明史》卷323《外國四·琉球傳》記載，琉球國自洪武初年到崇禎末，一直保持對明朝的朝貢關係，甚而「後兩京（指北京、南京）繼沒，唐王立於福建，猶遣使奉貢。其虔事天朝，為外藩最雲」。「即今進貢入福建者便是也」一句，很可能就是對弘光、唐王時入貢的記述。

《經國雄略》接下來一段關於琉球國的說明文字，內容相比於《明史·琉球傳》和明人著述如《咸賓錄》、《西洋朝貢典錄》等，都簡略很多，顯然是從某些流行圖書上抄撮來的，沒有多少史料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文字後面所附的三幅海圖，即《琉球東界合圖》、《琉球南界合圖》、《琉球北界圖》三圖，其中的《琉球南界合圖》明確地畫著「釣魚嶼」的位置，較之成書略早的鄭若曾《籌海圖編》卷一《福建七》、茅元儀《武備志·海防十二》的海圖來，都更為清晰。而且因為繪圖的視角不同，《籌海圖編》、《武備志》都是從「海防」的角度繪製的，而《經國雄略》畫的是外洋圖，於是它就更加接近於成書時間更早的《順風相送》的記述。這三幅圖以琉球島為中心，分別分為其東界、南界和北界三圖。其中東、南二界圖可以拼合為一，北界圖則自成一圖。

依照目前所發現的史料，一般認為，約成書於明永樂年間的《順風相送》是最早提到「釣魚嶼」的書，此書是明代航海家世代相傳的抄本，業內稱為「海道針經」。《順風相送》原抄本現藏英國，國內最常見的是向達先生校注的《兩種海道針經》本，詳情可參閱向先生的《序言》和吳天穎先生《甲午戰前釣魚列嶼歸屬考》第二章之二。《順風相送》有《福建往琉球》一篇，內容是：

太武放洋，用甲寅針七更船取烏蚯。用甲寅並甲卯針正南東牆開洋。用乙辰取小琉球頭。又用乙辰取木山。北風東涌開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單卯取釣魚嶼。南風東涌放洋，用乙辰針取小琉球頭，至彭家花瓶嶼在內。正南風梅花開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單乙取釣魚嶼南邊。用卯針取赤坎嶼。用艮針取枯美山。南風用單辰四更，看好風單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馬齒山，是麻山赤嶼。用甲卯針取琉球國為妙。

細讀這段文字，我們且不管那些古代航海家慣用的專業術語，只從針經所提到的路徑和島嶼名稱看，不難發現《順風相送》的文字與《經國雄略》的圖十分接近，可以說差不多到了若合符節的程度。請看：

《順》：「用乙辰取小琉球頭」，即圖中最南的「小琉球」，指台灣。圖中小琉球頂端的「雞龍嶼」，或作「雞籠山」，即指今天台灣的基隆市。

《順》：「北風東涌開洋，用甲卯取彭家山。」即圖中之「彭家山」，吳天穎先生認為即今之「彭佳嶼」，古代亦稱「彭佳山」、「平佳山」。

《順》：「用甲卯及單卯取釣魚嶼。」即圖中之「釣魚嶼」。

《順》：「用乙辰針取小琉球頭，至彭家花瓶嶼在內。」即圖中與小琉球相近的「花瓶嶼」、「瓶家山」。沒有見到此圖的吳天穎先生認為彭家山亦即「瓶架山」，而圖中「彭家山」、「瓶架山」各有所指，並不是一碼事。

《順》：「用艮針取枯美山。」應即圖中的「古米山」。

《順》：「南風用單辰四更，看好風單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馬齒山，是麻山赤嶼。」即圖中靠北的「馬齒山」。

據抄本《順風相送》原序說，明成祖永樂元年（1403）：「奉差前往西洋等國開詔。累次較正針路，牽星圖樣，海嶼水勢山形圖畫一本（山）為微簿。」這就是說，《順風相送》的原本是有文有圖的，現存的抄本只抄錄了其中的文字，沒有將相配的圖畫也抄繪下來，或者是繪為另本，但圖本沒能同文本一起傳存下來。

由此推想，《經國雄略》的這三幅圖有可能是錄自《順風相送》一類由明朝的「天使」參與修訂的航海「微簿」，琉球主島的全景圖，清晰地標註有那霸港和「抬舡之所」的位置，還有「迎恩至天使館」、「天使館至歡會門三十里」等標記，表明三幅琉球國圖的產生與明朝頻繁的出使的活動密切相關。所以，其繪製的時間肯定比鄭大郁編纂《經國雄略》的弘光元年要早得多，至少不會是晚明的東西。

明代出使琉球，多由福州或泉州出發，然後由金門島正式出洋，一般以金門島的太武山為海舶的望山，故前引《順風相送》第一句就是「太武放洋，用甲寅針七更船取烏蚯」。此處的「太武」即指金門島，「烏丘」指福建湄州島東的烏丘嶼，這裡是祭獻天后媽祖的地方，是出洋者的必拜之地之一。然後經由台灣海峽，趁著東南季風，經由釣魚島等島嶼進入琉球國境。這一經吳天穎先生論證過的海程，在有了《經國雄略》的琉球三圖之後，顯得更加清晰、更有說服力了。

記述「山形水勢、澳嶼淺深」是《順風相送》這類官方參修的「海道針經」的責任，此見《順風相送》原序。《經國雄略》圖在「古米山」之側，有一行小字寫著：「此山下水急難行。」這七個字表明，琉球三圖與實際的航海活動有關係，不是一般向壁鑿空之作。而這個「水急難行」的海域，應該就是「洋面深黑，波濤洶湧的『黑水溝"，「古米山」即今沖繩的久米島，這個島和附近「水急難行」的海溝，正是明代海疆與琉球國的分界，這一點非常重要。

明嘉靖十三年（1534）陳侃出使琉球，他在《使琉球錄》中記載：使團於五月八日出洋，九日經小琉球（台灣），十日，「南風甚迅，舟行如飛」，先後過平嘉山（即《經國雄略》的『瓶架山』）、釣魚嶼等，「目不睱接，一晝夜兼三日之程……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這就明確無誤地指出了明朝與琉球的海上分界區，清楚地表明釣魚島等島嶼在明朝的海疆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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