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

撰文：許紀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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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也就是中國的現代轉型發生之初，中國在「認同」問題上，產生了共同體和個人兩個層面的危機，分別表現為政治秩序危機和精神秩序危機。

一百年來，中國知識界對「中國」的想像並非鐵板一塊，它隨著運動、思潮在變化，它在歐風美雨的家族天下之間搖擺掙扎，國家機器本身，也在不斷調整，以獲求統治的正當性，而知識分子和國家機器對於「中國」的理解，也左右著我們普通人對國家、對個人的認同。

《家國天下》（世紀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的意圖，就是在思想史中，探尋中國近現代國家認同所受到的衝擊和和轉變。作者從傳統的「天下觀念」遭受現代性衝擊入手，討論了儒家、晚清立憲派與革命派、晚清的地方認同和個人認同、五四的「世界主義」、文明與富強之間的競爭、民族主義等等中國近現代思想革命中的嘗試。最終，作者設計出「新天下主義」的認同模式，用來解決國家認同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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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朝廷與地方士紳

清末民初所發生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從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而言，似乎只是一次輪迴，從中央集權重新回到封建割據時代。但這 個迴轉，並非突然發生，乃是經歷了 60 年的滴水穿石。被壓抑了二百 年的士大夫精英，到了晚清經過湘軍崛起、科舉廢除、晚清新政、諮 議局與資政院成立等一系列歷史時刻，一步步逼近政治舞台中央。隨 著晚清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出現，與此相對應的地方意識也得以強化， 並獲得了新的歷史形式，地方精英的國家化與地方意識對朝廷的挑戰，最終引發了一場地方對中央的革命——辛亥革命。

第一個歷史時刻是湘軍的崛起。為了鎮壓太平天國，清廷被迫讓曾國藩、李鴻章等士大夫精英在地方上自主募餉、設厘卡、辦團練，以後又辦企業、搞洋務，從此地方勢力有軍隊、有財力、有圈子，形成尾大不掉之勢。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劉坤一這些晚清一代重臣與傳統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不同，他們雖然有功名，卻基本是地方士紳，因軍功顯著得以提拔，有儒家的正統觀念，在「理」之外，更重「勢」，與正統出身的士大夫清流不同，有清醒的現實感，靈活實用，不拘泥於經典陳義。重新崛起的地方勢力以封疆大吏督撫為核心，背後又有各地地方士紳支持，清代二百年衰落的紳權重新抬頭。此時的士大夫精英已不純粹是國家精英，而是有相當的地方性，開始形成與中央疏離的地方精英。這一情形與東漢末年類似，在國家貴族之外，出現了地方豪強，而地方豪強的合法化名義，不再是傳統的「封建」，而是一個經過日本轉手而來的西方新詞「地方自治」。楊國強指出：「地方自治是西來的學說，但是在中國能與之現成對應的恰恰是紳權。於是古老的東西因西學傳入而獲得了一種新的生命力。這個過程造成的變化借西來的學理助成了紳界的強勢，因此，彼時的狀元張謇和進士湯壽潛、譚延闓、湯化龍、蒲殿俊等等，雖然都官格齊備而寧肯在官場之外，以紳界領袖的面目造時勢。」

第二個歷史時刻是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不僅是精英選拔制度，而且是中央與地方關聯的樞紐。朝廷通過科舉考試，將各地最優秀的人才精英吸納到體制與中央，避免沉澱在地方特別是體制之外，以免構成對朝廷的潛在威脅。科舉制的廢除使得朝廷不再對地方精英有過去那樣的凝聚力，官場也不再成為讀書人的唯一選擇。自此各地精英通向中央之路被攔腰切斷，使他們沉澱在地方，活躍於官場之外。這就是晚清日趨活躍的紳界。讀書人分為官僚士大夫和文人士子，前者是被中央吸納的進士、翰林，屬於國家

精英，後者是暫時未入仕的舉人、秀才，屬於地方名流。晚清紳權的崛起，與之前朝代不同的是，這是文人士子的崛起。如果說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還是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些國家精英立足於地方致力富強的話，那麼，到1890年代從公車上書開始，代替洋務派國家精英執掌變革大旗的，是康有為、梁啟超這些原本屬於地方的文人士子。他們從邊緣進入中心，從湖南進入京城，掀動戊戌變法的大風暴。在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絕對王權國家裡面，社會與政治的變革往往是從邊緣開始，逐步向中心滲透，地方的成功倒逼中央改革。晚清的變革，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再到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皆是如此。而執掌改革牛耳的社會重心，卻是一個倒過來的從中心流落到邊緣的逆向過程：首先是體制中心的官僚士大夫，其後是體制邊緣的文人士大夫，最後是因科舉制廢除而被拋到體制外部的革命「游士」。

晚清是近代國家意識萌生的年代，也是近代地方意識的發端。傳統中國的地方意識，乃是一種鄉曲主義，楊蔭杭說：「中國人重鄉誼，嚴省界」，「大率黨同伐異，皆由地方習慣不同；而召集徒眾，皆以『鄉誼』二字相號召。若是者，謂之鄉曲主義」。鄉曲主義與近代的地方意識不同，它只是一種鄉籍意識，比如潮州人、客家人、閩南人、溫州人、紹興人等，卻沒有形成近代以省籍為中心的地方意識。近代的地方意識，與近代的個人意識一樣，是近代國家意識的產物，或者說地方意識與國家意識是同構物。程美寶對廣東地方意識的研究，就發現過去並沒有統一的廣東文化，只有廣府文化、客家文化和潮州文化，到了晚清，隨著國家意識的出現，相對於國家整體的地域性，廣東文化才開始被建構起來，「在中國，地方文化的存在，絕對不會對國家文化造成威脅，正如客家人在強調自己的特色的同時，並不會阻礙他們表達自己的中國人或漢人的身份」。地域與國家不是對立的，而是互為前提、相互補充的。對地方志的書寫，就是對「國家」如何在「地方」存在的歷史的敘述。

晚清地方意識最明顯的表徵，是各地留學生去了日本之後所形成的同鄉組織。但這個同鄉，已經不是原先「鄉曲主義」的「小同鄉」，而是以省籍為中心認同的「大同鄉」。鄒魯回憶說：「時各省學生皆有學生會，會中多辦一機關報。」於是，晚清的留日學生刊物多以《四川》《江蘇》《河南》《江西》《新湖南》《新廣東》《浙江潮》《雲南雜誌》《湖北學生界》等命名。然而，晚清畢竟是一個國家主義時代，而非古時的封建復辟。留日的各省學生，在地方意識覺醒的背後，所抱的卻是一種深刻的國家救亡心態。歐榘甲所撰寫的長篇文章《新廣東》（又名《廣東人之廣東》）是一個很好的文本。他對國難當前廣東內部的四分五裂痛心疾首，大聲疾呼廣東人要有自己的廣東意識，樹立自立之精神：「廣東為廣東人之廣東，非他人之廣東。是廣東人者，為廣東之地主矣。……以廣東之人，辦廣東之事，築成廣東自主之勢，以健全全國自立之起點。」面對「外國欲瓜分中國，何能自瓜分之」的批評，作者強調：「中國之名，於其身泛而不切，尊而不親，大而無所屬，遠而無所見。……愛中國者不如愛其所生省份之親，人情所趨，未如何也。故窺現今之大勢，莫如各省先行自圖自立，……省省自立，然後公議家裡中國全部總政府於各省政府之上，如日耳曼聯邦、合眾國聯邦之例，即謂全中國自立可也。」提出於20世紀初的「各省自立」主張，是20年後「聯省自治」的先聲，可以從中發現，再強的地方意識、再激烈的「各省自立」呼聲，其本身並不足以導向歐洲式的國家獨立運動，相反，其最終的合法性依然落實在國家意識，按照「家國天下」的傳統，先治地方「小家」，後謀國家獨立之大業。省籍意識不僅不與晚清的國家主義思潮衝突，反而是其內在的一部分，如章清所說：「『省界』構成『合群』之先聲。」各鄉、各省是地方小群，通過地方的自立，最終合成國家之大群。而被中國視為先進國的美利堅合眾國和德意志帝國，都為中國人提供了由聯邦而建國的典範。

第三個歷史時刻是晚清新政。晚清政治以富強為目標，學習西方的近代化，呈現出兩個互相衝突的趨勢：一是近代民族國家的出現，朝廷試圖藉助改革加強中央集權，提升政府的財政吸取能力；另一個以地方自治的名義，各省封疆大吏在地方士紳的支持下，力圖實現地方的自主性。從洋務運動到晚清新政，都有這樣的特點。如果說在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中，地方實力派還剛剛形成的話，那麼到了20世紀初的晚清新政，他們就已羽毛豐滿了。任何一場改革，都是一場資源與權力再分配的過程。太平天國革命之後，中央與地方財政各自為政，各有一本賬，戶部無法干預地方收入支出，國庫日益空虛。另一方面，督撫們集軍事、行政、財政等地方大權於一身，形成尾大不掉、直逼朝廷之勢。1900年北方鬧義和團，朝廷向列強宣戰，八國聯軍入侵，南方諸省在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袁世凱和盛宣懷的密謀之下，與外國簽訂《東南互保章程》，形成了一國之內中央主戰、地方主和的咄咄奇事，如胡春惠所說：「就現代政治學主權不能分割的觀念而言，此一情勢下的中國，顯然已不能稱之為一個統一的國家。」1辛丑之後，朝廷決心搞新政，除了力圖扭轉衰落之勢，實現國家強盛之外，加強中央集權，將督撫的地方軍事和財政大權收繳到朝廷，也是重要的目標之一。然而，晚清末年的軍事與財富重心已經從中央下移到地

方，連強勢的慈禧太后也未能做到這一點。慈禧死後，弱勢的攝政王眼見中央大權旁落，試圖強力推行，反而引起地方的反彈，最後招致革命而自取滅亡。對中央政府來說，僅僅握有地方大員的任免權並不足以掌控局面，一旦財權與軍權下沉，財政日拙，國庫空虛，軍隊蛻變為地方私家軍，那麼，藩鎮割據、重新封建化將呈不可逆之勢。

各省督撫原為朝廷命官，之所以能夠與中央抗衡，除了有資源與軍隊之外，乃是得到了地方士紳的支持。督撫與士紳的關係，頗為微妙，在地方事務上，二者既有共享利益，也有權力之間的衝突，但面對朝廷的集權，士紳與督撫卻是利益一致，在同一條戰壕之中。杜亞泉說：「前清督撫，常利用其中間地位，以施其狡獪之伎倆，當民氣強盛時，豫揣中央之意旨必將屈從與輿論，則竭力鼓吹髮揚民氣，借人民之後援以抵抗中央。……清廷之失墜，其近因以此為著。」地方士紳們雖然由血緣、鄉緣等各種關係網路聯為一體，但自從中世的世家大族和宋明的文人書院衰落之後，士紳階層並無正式的組織系統，戊戌變法前後各種學會的興起，使得士紳們開始有了自己的民間組織，這些組織雖為朝廷所忌諱，卻多為地方督撫所公開或暗中支持，比如張謇為領袖的江蘇省教育會，就是在江蘇巡撫支持下的地方士紳組織，不僅掌控了江蘇全省的教育文化事業，而且在晚清地方與全國的政治事件中扮演了核心作用。1909年各省諮議局和1910年資政院的成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機遇，自此士大夫階層在體制內部獲得了一個得到朝廷正式承認的政治參與空間。這一空間雖然還不是議會，只是民意諮詢機構，卻具有完備的組織系統和動員網路，隨後的三次國會請願運動就是以諮議局為龍頭髮動的。到了辛亥革命之前兩年，鄉村士紳搞地方自治，城市士紳發動立憲運動，地方上層士紳參與諮議局，國家級士紳進入資政院，由此構成了一個從鄉村到城市、從地方到中央、自下而上的全國性士紳網路。張謇又在上海籌建了各省諮議局聯合會，這個與朝廷分庭抗禮的地方聯合體的出現，使得上海成為北京之外的第二政治中心。

晚清以紳士為主體的國會請願運動，背後有地方督撫的暗中支持，雖然打著立憲的旗號，其實是一次地方向中央進一步要權的運動。1909年之後，全國出現了「參與大爆炸」的局面，各個層面的地方勢力蜂擁而起，要求介入地方與中央的政治事務。類似的情形，在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也出現過，在1880年代，以地方勢力為背景的各政黨風起雲湧，要求參政。在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元老的主持下，經過充分的互動，於1889年正式制定了各方都能接受的明治憲法，成為德國式的君主立憲國。明治時期的日本之所以能夠成功化解地方的參與壓力，乃是有一批德高望重的元老，他們超越於各種地方利益和黨派勢力之上，以國家體制之外的樞密院為基礎，設計和安排國家的重要事務，以立憲為中心，將各種地方與黨派的參與力量收編到國會這一制度化的框架之內。而在辛亥革命前的中國，當面臨地方士紳的「參與大爆炸」時，卻沒有伊藤博文那樣能夠在地方與朝廷之間斡旋、把握歷史大方向的權威人物，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死了，張謇站在了地方士紳一邊，袁世凱因為被革職對清廷記恨在心。在朝廷與士紳、中央與地方嚴重對立之際，沒有深孚眾望、超越中立的重心人物，而作為全國民意諮詢機構的資政院，也嚴重地捲入到地方與中央的衝突之中。最終因為缺乏緩衝和調和的中間勢力，由清廷收回地方鐵路而引發的保路運動，成為最後一根稻草，壓垮了清廷這頭愚蠢的駱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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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之後，中央完敗於地方

辛亥革命結束了兩千年的君主帝國，建立了中華民國。為什麼革命之後遲遲無法實現國家的整合，而陷入了「五代十國」的亂局？這與革命本身的性質密切相關，周錫瑞在其名著《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一書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兩張面孔：一張是進步的，民主共和主義的面孔；在某種程度上，掩蓋著另一張『封建主義』的面孔。兩者都把中央集權獨裁專制，當作攻擊的目標。」辛亥革命是一場民主革命，同時，也是一場封建的革命，是地方對中央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由革命黨人與地方士紳共同完成的，從湘軍崛起到辛亥前夜，士大夫精英抓住幾個大的歷史機遇，以省為單位形成了尾大不掉的政治力量。他們之中除了上層是一批國家精英之外，更多的是中下層的地方士紳。革命黨人其實也是如此。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內部的三大派系有著鮮明的地域特色：興中會的背景是廣東人以及海外華僑，華興會的活動區域在兩湖地區，而光復會的核心成員多為江浙人士。他們各有各的地域網路，各自藉助當地的血緣、地緣關係，動員當地的宗族、會黨籌備發動革命。正如深町英夫在《近代中國廣東的政黨·社會·國家》一書中所分析的，從晚清到民初，植根於各個地域的革命黨人所建立的只是鑲嵌到地方的血緣、地緣網路的「水平」動員系統，在其內部並沒有一個高度集權的、自上而下的「垂直」控制系統，1因此從同盟會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內鬥不斷，箇中原因除了革命策略、學術背景的分歧之外，大半與人脈關係的衝突有關，而傳統中國的人脈關係中地域因素最為重要。在同盟會成立之時，孫中山已經表達了對中國發生內訌的憂慮：「中國現在不必憂各國之瓜分，但憂自己之內訌。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聯結，各自號召，終必成秦末二十餘國之爭，元末朱、陳、張、明之亂。此時各國乘而干涉，則中國必亡無疑矣。」孫中山的擔憂果然不幸而言中。

辛亥革命是一場地方對中央的革命，晚清的地方主義以省為中心，無論是中央權力，還是地方權力，都從中央與鄉縣集中到省城。溝口雄三認為，從宋明的鄉里空間，到清末的一縣自治，再到辛亥革命的各省獨立，由鄉而縣至省，逐級放大，遂使辛亥革命採取了典型的封建形態，它具有如下特點：「（1）這是一場導致持續二千年之久的王朝體制崩潰的革命；（2）其形態採取了各省獨立的形態；（3）其結果是舊體制的解體，革命後國內紛呈四分五裂之狀；（4）實現革命的主要勢力，並非傳統型的叛軍或異族軍隊，而是蓄積於民間的『各省之力』。」

當革命發生的時候，不僅清王朝土崩瓦解，而且帝國內部也分崩離析。從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神聖羅馬帝國，到奧匈帝國、蘇聯帝國，幾乎所有帝國的瓦解，都伴隨著帝國內部的四分五裂、各地的獨立和再封建化。推翻中華帝國的辛亥革命，採取的是典型的封建形態，即各省獨立。這種獨立類似於美國的獨立戰爭。美國革命中的13個殖民地不再承認英國的宗主國統治，而辛亥革命中的各省紛紛宣布獨立，也是不再奉清朝政府為正朔。辛亥既是一場共和對專制的革命，也是地方對中央的革命、封建對皇權的革命。這一各省獨立的革命形式，在民國初年後來又上演過多次，二次革命中的江西獨立，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西南各省獨立，都意味著在辛亥之後，中央政府是否合法有道，其判斷的標準已經轉移到地方，視各省是否承認中央的最高主權權威而定。

剛剛建立的民國，各省「儼然具一獨立國家之形象」，有自己獨立的軍隊，財政獨立，「縣款不解於省，省款不解於中央」。梁啟超感嘆曰：「而省而府而縣而鄉，各自為界，豆剖瓜分，追不可紀極，而各皆以排外為唯一之能事，遂以二千年大一統之國，幾復返於土司政治。……惟見亞細亞大陸東部有二十餘部落，各部落中又有其小部落，為數至千數百而未已，而所謂中華民國者，果安在也？」

為什麼民國初年會成為五代十國式的亂世，分裂成到處是「土司政治」的部落國家？最重要的原因乃是革命之後國家整合層面發生了問題。辛亥革命從美國式革命開始，各省獨立，地方革中央的命，革命成功之後卻沒有延續美國革命的道路，即各省通過制憲奠定國家權威，劃清國家與地方的許可權，而是轉而走向法國式道路，革命黨、立憲派和北洋派這三大政治勢力角逐國家最高權力。民初最尖銳的爭論乃是國權至上還是民權至上，從今天的觀念來看，自然是民權高於國權，但抽象的觀念背後往往隱蔽著實在的利益。歷史的弔詭在於，民權與封建彼此糾纏，封建的再造以民權的名義進行，民權的擴張也以地方封建為後盾。同盟會原先不過是一個鬆散的、秘密的革命團體，到民國初年改組為國民黨之後，一夜之間成為國會的第一大黨。之所以勢力急劇擴張，主要就是因為革命之後各種地方勢力的趨炎附勢。他們畏懼袁世凱的中央強權，希望維持在革命中獲得的地方利益和各省自主性。當民權的訴求背後反映的是封建的地方利益的時候，政黨很容易流變為缺乏政治信念的朋黨，維護的只是一己或小集團的私利。二次革命之後，一時強大無比的國民黨急劇沒落，分裂成多個缺乏政治理念和凝聚力的小團體，革命黨內部的迅速分化乃是外部的封建勢力滲透所致文，民景權的出理想追品求蛻，變為請保存勿一己私外利的傳功利考量。

革命後最重要的問題是國家的整合。一個大一統帝國崩潰之後，地方的自主性被充分釋放，如何將破碎的「二十餘部落」縫合為一個完整的現代國家？民初最初的政治方案是代議民主制，但從同盟會改組而來的國民黨與立憲派演化而來的進步黨在國會與制憲中惡鬥，在《天壇憲草》中竟然無法就中央與地方的許可權即省制問題達成一致，只能擱置。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的表面原因是宋教仁被刺，更重要的因素是袁世凱試圖削藩，掌握南方部分省權的革命黨人被逼武裝反抗。正如胡春惠所說：「二次革命在本質上即為民國史中首次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主張者鬥爭的最高表現，也可以說是地方勢力與袁世凱中央政府的總決戰。」決戰的結果是得到進步黨支持的袁世凱大勝，以地方為後盾的革命黨人大敗。

然而革命之後所形成的地方勢力並未傷筋動骨，不說革命黨，即使是進步黨和北洋派，它們的權力根基也不在中央，而在地方。當袁大總統將代議民主制變為行政威權制的時候，一時是得到了希望加強國權、結束割據的那部分民意支持的。但得勢的袁世凱急於削藩：一是解散國會，替之為御用的參政院；二是削藩，調整各省都督，宣布解散各省省議會，推出了廢省改道計劃；三是打壓晚清以來的地方自治運動，解散各地地方自治機構。袁企圖通過這三招，將權力迅速集中於中央，集中於一人控制之下。然而，這些舉措得罪了被「參與爆炸」激發起來的幾乎所有政治與社會勢力，從國會中的革命黨、立憲派，到各省實力派諸侯、地方士紳和自治勢力，包括北洋軍事／官僚內部的既得利益集團。袁一稱帝，形勢迅速翻轉，袁世凱如同清廷一般，再一次完敗於地方對中央的革命。

袁世凱死後，民國進入了軍閥混戰、南北對立的亂世，舊制度已去、新制度未立是一個原因，更深層的因素在於在民國初年這個轉型時代，中國突然失去了社會重心，沒有了中心勢力。傳統中國無論政治再動蕩，王朝如何更替，士大夫精英始終是社會的中心勢力，然而科舉制度廢除之後，舊的士紳階級開始消亡，新知識階級暫時沒有登上歷史舞台。於是，無論是舊制度還是新制度，背後都缺乏一個穩定的、有實力的階級來支撐。李大釗1917年在《中心勢力創造論》一文中說：「國家必有其中心勢力，而後能收統一之效」，但是「今日國家所有之勢力，皆不能為國家之中心勢力，以支撐此風雨飄搖之國家；而此分崩之各個勢力中，又皆無其中心人物，足以統率此散漫無紀之團體」。楊蔭杭也在1920年的《申報》寫道：「國家固應有柱石，所謂中心勢力也，共和國家以大多數之民意為柱石，即降而至於軍閥國家，亦有統一之武力為之柱石。今民意既棄如棄髦，各藩鎮有『大者王、小者侯』之勢，中央政府則自認為空空洞洞，飄飄蕩蕩之物，是雖有『國家』而無『柱石』也。無柱石，是無國家也。」

國家亂世的表象是政治紛亂，軍閥混戰，其背後是文化的崩裂。秦政兩千年來之所以能整合成大一統的帝國，「車同軌」尚在其次，最重要的乃是「書同文」、「行同倫」的文化統一，縱使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總有一個共同的文化在那裡。這個由士大夫精英所擔當、由察舉制和科舉制所維繫的精英文化，到1905年科舉廢除之後解體了，因此嚴復會將晚清的廢科舉視為與春秋廢井田同等的千年歷史大巨變，取代儒家「義理」的，是各種西域來的「主義」，但在清末民初，「主義」尚未完全取代「義理」，新舊文化並存，與政治的亂世一起，在文化上也同樣呈現出紛雜與對抗。而新舊文化的對峙，又與地理空間密切聯繫，大致而言，南方得風氣之先而趨新，北方相對封閉而守舊。民國十年前後的南北對立，與其說是地緣政治與地緣文化的抗衡，不如說有新舊文化的因素在裡面。故周作人在《南北》一文中如此說：「民國以來的混亂，不能找地與人來算賬的，應該找思想去算的，這不是兩地方的人的戰爭，乃是思想的戰爭。南北之戰，應當改稱民主思想與酋長思想之戰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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