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快結束，記者問了蘇有朋導演一個與電影無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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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你的微博頭像是憤怒的小鳥？」

蘇有朋笑了一下：「不是啦！我沒有趕在第一波開微博的人潮裡面，我比較晚才開的，剛開始也不太知道微博是什麼，只記得那個時候很流行憤怒的小鳥，我也基本上不太打遊戲，可是我玩兒這個遊戲我還把它通關了，所以我就選了憤怒的小鳥。」

在某種程度上，這可以看作是蘇有朋做導演的一個側面。

「我都是老人家啦，不太會擺造型了！」蘇有朋手摸著臉，用撒嬌的語氣自我調侃了一下。

作為導演，蘇有朋已經不怎麼習慣在相機面前熟練的擺出帥氣的造型，所以，微笑撲克臉是他最近幾年最多的Pose，正面拍用微笑Poker Face，攝影師喊換個姿勢，轉成側面微笑Poker Face，最多，他會附贈一個手抱著胸的微笑Poker Face。

採訪蘇有朋是在光線的VIP休息室，當天宣傳方給他排了一整天的通告，這意味著，蘇有朋從早到晚都要接受媒體的輪番轟炸。工作人員告訴我們，上一個採訪，蘇有朋說了一個小時，記者的心一緊：「按照過往的經驗，輪到我們的採訪，他的答案可能多數會用是或否來代替。」

30分鐘後，蘇有朋匆匆來到採訪間，和工作人員問好後，他迅速坐在沙發上，右手拿著助理塞給他類似餅乾類的食物並填入口中，眼看著食物的殘渣掉到衣服上，蘇有朋沒空理會，他把眼睛眯成一道小縫笑著說：「見諒一下，我快一天沒吃東西了。」得到工作人員的微笑回應，蘇有朋才安心的大口吃著，或許因為吃得太急，臉上的表情變得扭曲，喝了一大口礦泉水，他給記者做了一個滿足的表情。

蘇有朋完成這一系列被認為是偶像禁忌的動作，卻絲毫不介意展現在鏡頭前，作為以偶像出道的「乖乖虎」，他向來嚴格控制著公眾形象輸出，但如今的蘇有朋，這一切好像都變得不太重要。

私下裡，蘇有朋曾說自己的個性頗為陰鬱，但正像觀眾們在屏幕上看到的一樣，蘇有朋大多數時候公開展示的是讓人溫暖或快樂的形象。

連飾演的角色都是這樣，比如五阿哥、杜飛、張無忌，反倒做了導演，他的「另一面」才被拿了出來當眾展示。

比如聊到青春電影，蘇有朋第一反應是日本導演中島哲也頗為血腥陰暗的《告白》，而不是他後來才提及的《陽光燦爛的日子》。

「拍《嫌疑人》，我依舊很自我」

蘇有朋和光線影業有兩部片約。

《左耳》做完之後，光線希望他做另外一個偏商業的題材，蘇有朋想了半天，想起有一次聊天提過《嫌疑人X的獻身》，恰好自己也看過這本小說，就想從這個項目開始。

2015年，蘇有朋交出處女作《左耳》，儘管豆瓣口碑評分僅為5.6，在近幾年的國產青春校園題材電影中，算不上一個好成績，但全國拿下近5億的票房，還獲得了當年金馬獎最佳新人導演的提名，這樣的成績對於一位新人導演已然不俗，但對於蘇有朋個人而言，他顯然是不滿意，甚至有點委屈。

蘇有朋自稱是「對自己很苛刻的人」，面對負面評價，他把自省放在首位。當然，在眾多負面評價中包含「連電影都沒看就給一顆星」，但關於《左耳》「幼稚做作」「狗血」「廉價煽情」的聲音並不少。兩年前，他接受採訪時說：「在改編上已經避免了狗血和煽情，我個人喜歡的電影是有餘韻的，《左耳》的調子稍微有點暗，稍微深刻一點，不是那種大哭完、大笑完、出了電影院什麼都沒有的電影。」

兩年後，談及《左耳》，蘇有朋認為一方面自己是新導演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把這歸結於忽略了市場：「我以為青春片就是，我要去裡面找我自己的青春回憶，沒有特別去針對精準的定位市場群眾，做他們喜歡看的東西。」

所以，當蘇有朋剛宣布第二部作品，改編自日本作家東野圭吾同名小說的《嫌疑人的X獻身》時，被原著書迷格外關注，畢竟這部小說已經有日韓兩版在前，這讓他承受了不小的壓力。

和所有追求自我表達的導演一樣，蘇有朋選題材方面不太喜歡純商業，如果完全依照個人喜好、做純文藝，他又擔心老闆賠錢，所以從《左耳》的時候就希望做到商業和文藝兼顧。「拍《嫌疑人》我依舊很自我，但這次是個劇情片，好在它的故事不套路，本身也有很商業的因素，要深挖還是有很多深度可以去做。」蘇有朋說完，扶了一下眼鏡。

「就像打怪，第一關成功後，第二關剛好就在你的經驗值上下」

《嫌疑人》的拍攝周期，原本定在2016年的年初，陰鬱、疏離的冬天，很符合蘇有朋對於小說的人物關係和環境設定。

但要在華語演員里找出唐川和石泓的人選本就不是易事，等好不容易鎖定了人選以後，又有檔期問題，就延到了7月份。

電影開拍的時候，正是炎暑，開拍的那天，幾乎全組的人都大汗淋漓，蘇有朋坐在監視器前都能看見熱氣，他第一個意識就是：「不行，換環境，換拍攝地，北上，往東北找。」

這是蘇有朋在開拍就做的決定，當時包括美術在內的工作人員都很反對換拍攝地，他們一致認為哈爾濱的夏天也會有綠樹，也會有熱氣。但蘇有朋堅持，作為演員他很清楚，即時你給演員穿上長袖，假冒那是冬天，但演員的眼睛是不會騙人的，坐在大銀幕，你一定能看出那是夏天。「人一熱是有反應的，我在橫店待過，我清楚，盡量找一個最冷的地方。」

最後，工作人員拗不過他，只好遵從蘇有朋的意見，換掉了整個拍攝地。

拍攝地以外，蘇有朋對原著情節也儘可能的貼合中國國情。他曾接受採訪時說：「比如自行車，小說裡面石神弄了一台新的自行車，所以車主會去報案，報案就可以證明他失竊的時間，但在中國，你買一台特別好的自行車，你一定不會隨便停在路邊。如果你弄了一台普通車停在路邊，丟了就丟了，你也不會報警的。」

除了劇作上，和演員的溝通上，蘇有朋也採取了和上一部全新人的《左耳》完全不同的方式。

蘇有朋在開拍前要在每一個環節、每一個部門、各一個畫面都要思考過一遍，他得開放更多空間的道德線。

「因為在開拍之前對角色的每場戲，不管劇本的表面的戲，還是深度的戲，我自己大概都要順過，包括這場戲這個演員大概要傳遞哪些訊息出去，但這次我可能要留更多的空間到現場去聽演員他怎麼想的，我不能絕對的非常的主觀，或者是武斷，我們還是會要溝通，有些地方你想的比我還好，有些地方可能會覺得我想到一個你沒有想到的，他們都是成熟、很有經驗，非常聰明的演員，他們可以幫你一些對角色的思考，也可以說增加了做導演的難度。」

作為導演，蘇有朋認為：「這就像你打怪，第一關之後累計了一點經驗值，以為可以打第二關的怪，然後來到了第二關的怪，剛好在你經驗值的那個地方，我還是得非常努力的去做，盡量不出錯」

無論作為導演還是演員，蘇有朋幾乎都努力的做到，他每一關打怪的經驗值上下。

「你總是要不停的努力拚命滑水才能不掉下去」

創作《嫌疑人》，蘇有朋用「溺水感」一詞形容。

「所謂的「溺水感」就是溺水剛好在水面上下，有時候呼吸到，有時候呼吸不到，就是在你能力的邊緣，所以你總是要不停的很努力拚命滑水才能不掉下去。」

在自傳《我在建中的日子》中，蘇有朋提到一個故事：「我怕要是我沒有考好，在路上遇到一些帶著小孩的媽媽們，一定都會指著我，然後跟他們的小孩說，『你看，那就是只會玩不會念書的乖乖虎』。」最終，他被台灣大學機械工程系錄取，那是台灣最好的大學裡最好的專業之一。

從「乖乖虎」開始，到《還珠格格》的成功，蘇有朋近乎努力地去挑戰所有「溺水感」的角色，他知道，這是他的水平可以達到的角色，從反派慢慢開始，直到2008年《風聲》里的「白小年」。

一年後，他站上了百花獎最佳男配角的領獎台，蘇有朋哭了。他哽咽著說：「我想我會這麼激動，從一個出道就被定義為偶像派的藝人，我要付出太多太多的努力。」

作為「導演」，蘇有朋有太多的表達，還沒有得到充足的空間去釋放，比如採訪結尾，他提到自己對於《嫌疑人》改編的看法。

「我覺得石泓他千算萬算，唯一失算的是人心，他可能覺得犧牲自己，只要你幸福就好，但他不知道，陳婧也許在說謊，或許她知道...」

「但我個人的價值觀早就不是這樣的了。」蘇有朋又補了一句。說完，整個人陷在了沙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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