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爪：此處還原的貧窮小人物故事，只會更悲慘

文 | 黑爪

法國人似乎偏愛這個詞，悲慘—misere，從雨果到今天談論大選的知識分子，它始終是個高頻詞。

背後的原因，當然並非對這個詞本身的「偏愛」這麼簡單。

「被遺忘的工薪階層」的聲音在英美，這兩大傳統資本主義橋頭堡，以巨大的動靜重新被世界聽見後，全球各地的民粹主義政客們便紛紛寄望借勢在今年的德國、法國、荷蘭複製這一勝利。

去年年中，美國一本回憶錄《山裡人的輓歌》登上紐時暢銷榜，而作者名不見經傳，是一位從銹帶走出來，名叫旺斯的年輕人。這本書被諸多媒體譽為「很大程度上解釋了川普的勝利」（參見大家往期文章《美國底層白人的日子有多難？》）。

《埃迪的結局》封面

其實在《山裡人的輓歌》之前，2014年法國出現過一本自傳小說《埃迪的結局》（En finir avec Eddy Bellegueule），類似的，作者愛德華·路易（Edouard Louis），也名不見經傳，也出自衰敗的偏遠工廠小鎮，而那本書，也轟動地進入公眾視野。

相比《山裡人的輓歌》質樸的悲情審判，《埃迪的結束》更展現出作者路易非凡的文學天賦，以及具有十足法國味兒的知識分子激進思考。出版時路易僅21歲，當年就賣了30萬冊，並進入文學大獎龔古爾的最終候選名單，同時在法國引發了圍繞階層、貧窮、性別不平等以及種族歧視的激烈討論。

他說，寫這本書，是為了替工薪階層發出聲音，「為他們而戰，因為，他們似乎已經在公眾視線里徹底消失」。作為處女作，《埃迪的結局》所觸碰的是絕對的硬貨，它毫無保留地在涉及到的每一個話題里重拳頻出。書中描述的童年生活，處於被文化政治精英所主宰和藐視的階層，在路易看來，主流社會對他們的忽視甚至無視，直接導致了極右勢力的崛起。

我的閱讀過程，始終籠罩在不安和恐懼當中，隨時擔心，這恐怕才只是冰山的一角吧。然而當我合上書那一刻，我一點也不懷疑，他們真實的生活只會比這更凄惶。

愛德華·路易

故事發生在索姆省阿朗庫爾（Hallencourt， Somme），一個與世隔絕的工廠小鎮，1300人口，路易就在那裡出生、長大。貧困線以下的人生，像傳說一般荒涼，還有他父親酒醉後的暴力為之添加註腳——那是被生活羞辱的工薪階層男性無處發泄的憤怒。

故事從一個特寫鏡頭開始，十歲的埃迪在一所小學校的走廊里遭遇襲擊，接著是一串令人喘不過氣的快照場景，呈現出一個家庭、一個社區由憤怒、暴力、酒精組成的日常生活。這對於埃迪這樣氣質柔弱，像女孩兒一樣的男孩，世界就是一場暴風雨，讓人根本不相信他會活得下去。

在這樣一個粗礪的後工業地區長大，他很小就明白了一件事，政治，並不是在一個盒子上放上十字架那麼簡單。當他母親一面掙扎著面對失業加酗酒的父親，一面用微薄的救濟金養活全家時，她會念叨從前的日子，「左派當權的時候，我們的盤子里有牛排。」

如今，距離法國大選還有三個星期，像法國絕大部份的社會底層人士一樣，他的父母，正小心翼翼地在傾聽著這位新的窮人捍衛者——瑪琳·勒龐以及她的所有承諾。她保證要還一個富裕的法國，給法國人。與那句讓美國白人工薪族熱淚盈眶的「讓美國重新偉大」如出一轍。

法國極右政黨國民陣線主席勒龐，東方IC供圖

如今的路易，已逃離那個階層，擁有傲人的巴黎高師文憑，踏入了漂亮時髦的巴黎知識圈，可這個經歷反而更加令他堅信，政治對於他母親常說的「貧窮小人物」，依然是一個詛咒。

政治這個詞，對不同的社會階層有不同的含義。

「在社會底層，政治一直都是事關生死的問題。最讓我父母擔驚受怕的就是失去那一點救命稻草私的社會福利。貫穿我整個的童年記憶，政治可以改變一切。我們的生活一直緊隨政治的節拍，它就像懸掛在那些卑微生命上空的風暴。現在我長大了，才知道這樣的風暴在富裕階層的頭頂上空並不存在。」

這是他來到巴黎後，最令他震撼的一個發現，那些生活優裕的人們，沒有蒙受政治的詛咒。在巴黎的布爾喬亞人群中，政治絕對無關生死，無關是否有飯吃，病人是否能就診。政府無論左右，都不會影響到他們的生存、吃飯。在這個世界裡，政治對其他人意味著什麼，是不被談論，不被記起的，不存在的。無論發生什麼事，任何一個政府也不會讓他們的生活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就像發生在窮人身上一樣的變化。

路易在一次採訪中，坐在塞納河左岸的咖啡館裡，記者注意到他說話時強忍著隨時可能爆發的狂怒，桌下的雙腿一直在顫動。

既然政治的結果，對於那些掌控和玩弄政治的人不會產生絲毫影響，而只會對路易童年生活中的那一群人產生事關生死的衝擊，它怎麼可能創造出更好的生活？

他告訴記者，在家鄉那個村子裡，50%—55%的人會投票給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謝天謝地還有棄權的，否則這個數字會在70%—75%。這些人支持FN，因為他們這些年被排除在世界的繁榮之外，忍受貧窮，被遺棄。她母親投票給FN，給瑪琳·勒龐，因為「她是唯一一個肯和我們說話的人」。他們感到自己被忘記了，所以他們要找人去投奔，那個人就是瑪琳·勒龐，那個他們認為願意傾聽他們疾苦的人，那個他們相信會讓他們的生活變好的人。

人們都在說她會贏，可那根本是因為，原本代表像路易母親那樣的人的左派，已經將他們拋棄了。曼努埃爾·瓦爾斯、弗朗索瓦·奧朗德，正是他們，把那一群人置入今天的境地。人們其實從不指望右派能為底層謀利，可是左派……左派已經不再談論貧窮和困苦。

說到暴力，路易有另一層解讀。

直到1980年代初期，他的故鄉一直有一個本地工廠幾乎僱傭了當地所有的居民。到他出生時，也就是1990年代，開始了裁員風波。許多居民因此沒有了工作，依靠福利勉強維生。他的父母都是十五六歲就離開了學校，他的祖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也大抵如此。父親在廠里工作了十年，母親一直沒有工作，因為父親堅持，女人的職責是在家裡照看孩子。

文學是人們絕不關心的事。他們會在電視里看見文學獎，但那些書里說的事大多與他們無關，出版物從總體上來說，對他們的生活沒有任何興趣。他的母親會一遍又一遍地說：我們，小人物，沒人對我們感興趣。

那是一種在他人眼裡壓根不存在的感覺，國民陣線在那裡獲得超過50%的投票，這些選票超越了種族和任何其它原因，只是絕望後的掙扎，想要讓自己存在，被其他人注意到的無妄掙扎。

路易用他的親身經歷，闡述了文化可以怎樣轉化為暴力，他自己怎樣利用文化，去傷害身邊的人。他是全家第一個進了高中、大學的人。高中時要麼住校，要麼去朋友家借宿，到周末才回父母家。每次一走進家門，就拿本書坐在沙發上，而大部分時間他都是假裝在讀。僅僅是希望讓家人知道，他跟他們不一樣，再也不屬於他們那個世界。那時的他，知道一本書是他可以用來達到那個目的的最兇狠最暴力的武器。

如今他為自己的殘忍和傲慢而羞愧。可那時他什麼也不想，只想離開。母親與他的爭執中，語氣里混雜著憤怒、哀傷和噁心，他卻把這些通通視為褒獎：終於，我屬於那個人們會讀書的世界了。

路易的寫作正是源於這些空白和缺位，因為他不能在任何一本書里找到自己童年生活的世界。黑人女性有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他的世界沒有那麼好運，沒有找到自己的莫里森。只要大比例的書籍仍然是寫給特權精英的，只要文學還在繼續形成對他母親那一群人的羞辱，這個文學小天才居然說，「文學可以去死了，我會一臉漠然地看著它死去」。

是的，包括小埃迪在內，路易書里的每一個人，都是不經意的種族主義者。他自己更是性別歧視，性傾向歧視的受害者，作為人們眼裡的「廢柴」，「同志」，「娘炮」 ，他一再被事實提醒，他是底層里的底層，連「阿拉伯人」，「猶太人」，「阿爾及利亞人」或者「黑人」都不如。

路易沒有因為父母、老師和鄰居的冷漠或殘忍而指責他們，他們是作惡者的同時，也是同樣程度的受害者。他們的恐同、性別歧視、酒癮毒癮、殘忍、種族歧視以及暴力都直言不諱地表達為被掠奪和被忽視的聯合作用結果。

全書的口氣讓人吃驚地冷靜，往往在感情激烈或者敘述最流利時，忽然語結。有時會有突如其來的一道柔軟閃電將你擊中——而且經常指向埃迪那位傷人也自傷的父親——所以當他告訴你，有些段落是用眼淚寫就時，你相信他。在事實面前，沒法退縮，但傷感也沒有用。

路易成名後與家人關係緊張。其理由非常耐人尋味，那就是尋求共同語言的挑戰。而面臨這一挑戰的，並非顯而易見的作家群體，而是所有在某種程度上掌握了話語權的人，包括自媒體。

用路易的例子來說，他是應該利用明顯具有優勢的主流語言來描述被主宰的人群？還是使用他童年所熟悉的，那個將他稱作可悲可恥的「廢柴、娘炮」，充滿暴力的語言？怎樣找到一個新的聲音，一種全新的講述方式？使得每一句話都是對主流社會的提醒，不要忘記像路易的父母，像難民一樣的個體。對他們來說，政治依然事關生死。

本文原標題為《法國的新「悲慘」故事》

【作者簡介】

黑爪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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