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蔣介石曾有一個「亞洲老大哥」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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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註：韓國「光復軍」成立，中方代表劉峙發表講話，右一者，乃是金九

蔣介石與亞洲「民族自決」

文 | 諶旭彬

抗戰八年，除了擊敗侵略者這一現實目標之外，國民政府還長期存有一種理想目標，即努力爭取戰後亞洲的政治格局，能夠擺脫舊的殖民體系，實行「民族自決」。為達成這一理想目標，蔣介石對亞洲各國多有援助。

以韓國為例。早在1932年，蔣介石即指示國民黨中組部與力行社分別援韓，為韓國獨立志士提供資金、槍械支持。蔣並勸導其領袖金九：不可過度依賴暗殺，「靠特務工作來殺死天皇，則會另有天皇，殺死大將，也會另有大將。為將來的獨立戰爭著想，須先訓練一批武官。」為韓國獨立運動培訓軍官的同時，國民政府還助其組建了一支「光復軍」。

其中，最重要的援助，是蔣介石在1943年的開羅會議上竭力為韓國爭取「民族自決」——出發前，蔣就曾向金九交底：「中國革命最後之目的，在輔助朝鮮、泰國之完全獨立。」其結果，如韓國學者朴明熙所評價：「1943年11月27日的開羅宣言中，熱切希望獨立的一百多個弱小民族中，唯有韓國的戰後獨立問題，以首腦會談的聲明書的形式，得以保障」，「蔣委員長在開羅會談上傾注了特別的努力」。因是之故，1953年，蔣介石獲授代表韓國最高榮譽的「建國勳章大韓民國獎(章)」。

再如越南。在為獨立志士提供資金、槍支、訓練等方面，國民政府對越南的援助方式，大致與韓國相同，唯因越南緊鄰中國西南抗戰大後方，故援助力度較韓國更大。對越最重要的援助，也同樣在於國際外交。開羅會議上，蔣介石關於支持越南獨立和恢復泰國獨立地位的主張，得到了美國總統羅斯福的贊同，惟國民政府當時無力以武力援助越南擺脫日本的控制：

「三國參謀長會議，對於越南問題作了簡短的討論。美國主張原『法屬印度支那』不再還給法國，由中英美協商處理，美國請蔣介石作從雲南攻入越南的作戰準備，在適當時期攻入越南。蔣說他的兵力不敷分配，如將其部隊再分配到越南方面，勢必減少進攻緬甸的兵力。美國建議請蔣派出兩萬名士兵，由美國組織裝備，並派美國軍官擔任訓練指揮，進攻越南。蔣未同意。最後決定，攻克緬甸後再對越南進行軍事行動，仍由中國自緬甸戰場抽調部隊擔任向越南進軍的任務。」

圖註：韓國光復軍成立典禮

然而，當二戰進展至1945年時，國民政府又不得不收斂起自己的政治理想。

韓國方面，蔣介石曾一度決心先於英美列強，第一個公開承認「韓國臨時政府」。這種承認，一方面有利於使韓國在戰後避免被列強以「託管」名義瓜分；一方面也是為了防範蘇聯對朝鮮半島的滲透——朱家驊曾一再提醒蔣介石，蘇聯訓練了數萬朝鮮軍隊，若韓國沒有一個獲得國際承認的合法政權，將來日蘇開戰，蘇聯「必即建立韓國蘇維埃政府」，唯有中國率先公開承認「韓國臨時政府」，才能使蘇聯「不能製造韓國蘇維埃政府，屆時只有隨我承認韓國臨時政府。」但最終，蔣介石選擇了放棄。放棄的原因是美國表態反對，並把中國排除在討論韓國戰後安排的會議之外。

越南方面，1942年秋，羅斯福曾通過私人特使，向蔣介石表示，反對戰後將印度支那交還法國，主張由多國進行「託管」。蔣則擔心這種「託管」，可能成為模式，被用於中國的東北、西藏等地，所以，「主張由中國充任『老大哥』，戰後單獨托治越南，扶助其獲得完全獨立。」蔣的這種要做「老大哥」的訴求，正吻合其1942年迅速膨脹的「亞洲獨立運動代言人」心態——在該年3月21日的日記中，蔣明確寫道：「力求解放亞洲各民族，為我今後惟一之責任。」

蔣有這樣的「責任感」，一方面，固然有中國躋身同盟國「四強」後，被「民族復興」的榮耀感激發的緣故，另一方面，也是客觀現實的需要——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對抗英美，一直以亞洲黃色人種「保護者」自居，以「扶助亞洲弱小民族之解放」為口號。東南亞各國民眾，因不滿殖民統治，多有響應者。如國軍在緬甸，即不受當地民眾歡迎，屢遭攻擊；印度「國民軍」數萬人，自1942年起也一直在與日軍聯絡，蠢蠢欲動。所以，在蔣介石看來，若不能打破舊的殖民體系，就無從在道義上擊敗日軍，抗戰也就會更加艱難。1942年訪問印度時，蔣也曾勸說過丘吉爾，希望其能承諾在戰後給予印度獨立，以換取他們協助同盟國共同打擊日寇，卻被丘吉爾強勢拒絕。

最終，蔣介石沒有能夠將做越南「老大哥」的訴求堅持到底。1944年雙十節，蔣秘密接見了戴高樂政府駐重慶大使貝志高。據貝志高次日向戴高樂彙報之電文，蔣在會談中表示支持法國重回越南殖民：

「我要再一次向您肯定，……不論對於印度支那或者印度支那的領土，我們都沒有任何企圖。……如果我們能夠幫助貴國在該殖民地建立法國政權，我們是樂意的。請您親自把我這個意願正式轉達給戴高樂將軍。」

蔣之所以如此轉變，乃是因為此時中美關係因史迪威之破壞已跌入谷底，故有聯絡法國感情之需要。

不過，「民族主義」情結旺盛的蔣介石，並不甘心就此放棄對越南獨立運動的扶持。1945年3月，因法國光復，日本對法印當局發動突襲，全面接管越南。蔣立即下達指示，要求負責越南事務的相關部門，對法國，「務須維護盟友並肩作戰之關係，表面上予以極友好之印象」，對越南革命同盟會，則「實際上積極扶植」，「務使其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準備於盟軍驅除倭寇出境時宣布獨立，成立新政權。」不過，該計劃因遭到美國的反對，而未能成功實施，越南最終被託管。

「須知精神道義的勝利，一定要有真實的力量，為之保障。」1944年2月，蔣在第四次南嶽軍事會議上的這番感慨，用來形容國民政府關於「民族自決」的政治理想的破滅，可謂恰如其分。

圖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抗戰期間，國民黨中央黨部和駐守中越邊境的第四戰區，是主要的援越機構

注釋

楊天石，《蔣介石與韓國獨立運動》，《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4期。朴明熙，《開羅會議上的韓國獨立問題和蔣介石、宋美齡的作用》，收錄於《宋美齡及其時代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韓)國家動態處：《大韓民國獨立有功人物》，首爾：國家動態報，2002，P625-626。韓國「建國勳章」分六個等級，以「大韓民國獎(章)」為最高。截至2002年，該勳章共授予四十四人，其中有五名中國人獲此殊榮。他們是：孫文、蔣中正、宋美齡、陳果夫、陳其美。杜建時，《憶開羅會議》，香港《鏡報》，1983年5月號。吳景平，《關於國民政府與韓國臨時政府關係的若干思考》，收錄於《韓國研究論叢》第5輯。羅敏，《中國關於戰後越南問題的認知與實踐(1942—1946)》，《歷史研究》2003年第5期。段瑞聰，《1942年蔣介石訪問印度之分析》，《民國研究》2009年冬季號。楊元華：《中法關係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P108-114。「越南政治佔領計劃」,1945年8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783—316。轉引自：羅敏，《中國關於戰後越南問題的認知與實踐(1942—1946)》。

附文

獲授韓國最高勳章的中國人

文 | 諶旭彬

因文化及地緣關係，自近代以來，中、韓兩國歷史交叉頗深。代表韓國最高榮譽的「建國勳章大韓民國獎(章)」，亦曾授予中國人。據統計，截至2002年，該勳章共授予四十四人，其中有五名中國人獲此殊榮。他們是：孫文、蔣中正、宋美齡、陳果夫、陳其美。

一、蔣介石

蔣介石於1953獲授此章，當與其對韓國獨立運動的長期援助有關。早在1932年，蔣介石即曾指示國民黨中組部部長陳立夫與力行社書記滕傑分別開展援韓工作。在為韓國獨立志士提供資金、槍械支持的同時，蔣介石並讓陳果夫轉告其領袖金九：不可過度依賴暗殺行動，「靠特務工作來殺死天皇，則會另有天皇，殺死大將，也會另有大將。為將來的獨立戰爭著想，須先訓練一批武官。」國民政府由此開啟對韓國抗日軍官的培養工作。

據學者楊天石總結，蔣介石援助韓國獨立運動之內容，可大致概括為：1、促進在華韓國抗日力量的團結；2、支持朝鮮義勇隊與韓國光復軍；3、確定先於他國首先承認韓國臨時政府的原則；4、推動韓國臨時政府改組；5、在開羅會議上倡言保證韓國戰後獨立；反對對朝鮮半島實施國際共管與南北分割。

上述種種，尤以開羅會議保證韓國戰後獨立一事，最為關鍵。正如韓國學者朴明熙所言，「1943年11月27日的開羅宣言中，熱切希望獨立的一百多個弱小民族中，唯有韓國的戰後獨立問題，以首腦會談的聲明書的形式，得以保障」，「蔣委員長在開羅會談上傾注了特別的努力」。當然，上述援助當中，亦有不和諧的聲音存在，如關於韓國光復軍的成立，國民政府因須顧及美國意見，遂將該軍置於中國軍事委員會的指揮之下。這種安排，在中方看來固屬應當，但在韓國獨立志士看來，卻有損國家尊嚴，故抗議之聲頗多。

圖註：韓國獨立運動領袖金九

二、宋美齡、陳果夫

1966年，宋美齡與陳果夫獲授「建國勳章大韓民國獎(章)」。陳果夫乃蔣介石所指定之援韓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是諸多具體事務的經辦者。故而，朴明熙評價稱：「1932年尹奉吉在上海炸死白川大將後，中國政府持續地開展了對韓人的獨立運動的支援，其中陳果夫的努力是特別大。對此的詳細內容在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編，《韓國獨立運動史資料集中國人的證言》。」

至於宋美齡，韓國學者李奎泰如此評價：「一般而言，在韓國，夫人的地位由丈夫的社會地位及功勞來決定。因此韓國人習慣上認為夫人扮演的是輔佐丈夫的角色。在這樣的情況下，韓國政府仍然獨立地頒給宋美齡女士『建國勳章大韓民國獎』，這說明韓國政府認為宋美齡女士一定對在中國的韓國獨立運動，有出過可與蔣介石相提並論的功勞，而不只因為她是蔣介石的夫人。」

但李奎泰同時也承認，「在韓國，對宋美齡女士的研究不多，實際上沒有專門研究的成果。……在韓國有關研究蔣介石的論文和著作中，幾乎未曾提到宋美齡女士與韓國的關係。」李亦只能「從韓國政府同時授予她與她的丈夫蔣介石建國勳章大韓民國獎」推斷，「她一定在韓國獨立運動中曾經有所作為」。較確定的一些史實是：「蔣總統夫人，尹奉吉義士在上海虹口的爆炸事件以後，給金九先生十萬元的接濟。重慶時代，臨時政府成立光復軍時，也贊助過十萬元」，「宋美齡女士組織了各種中國婦女抗日組織，這些組織，可能與在中國的韓國婦女，曾有過密切的關係」，「另外，我們也可以推測，在外交上宋美齡女士也支援了戰後韓國的獨立問題。」

三、孫文、陳其美

1968年，孫文、陳其美亦獲授「建國勳章大韓民國獎(章)」。孫文對韓國獨立運動，精神層面的影響或許要重於物質層面的援助。如韓國學者朴日根所言：「在孫中山擔任南京政府臨時總統期間，……韓國領導人向他介紹了韓國外交緊迫的艱難處境，請求他為支持韓國獨立運動提供實質性授助。但是，當時中國的內部環境不允許他提供任何實質幫助，只能在精神上給予他們支持。」至於陳其美，民國初年曾在上海與韓國獨立運動志士秘密成立過「新亞同濟社」，該社主旨乃「專為謀朝鮮獨立」，陳對該社多有資金援助。

注釋

(韓)國家動態處：《大韓民國獨立有功人物》，首爾：國家動態報，2002，P625-626。韓國「建國勳章」分六個等級，以「大韓民國獎(章)」為最高。楊天石：《蔣介石與韓國獨立運動》，《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4期。朴明熙：《開羅會議上的韓國獨立問題和蔣介石、宋美齡的作用》，收錄於《宋美齡及其時代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筆者對原譯文略作了一些修正。李奎泰：《蔣介石時期中華民國的對韓政策——兼論宋美齡女士與韓中關係》。朴日根：《孫中山思想對韓國人民的影響》。秦孝儀主編：《陳英士先生紀念集》，P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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