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聽死亡的人

接受我們採訪的那天早晨，高楊剛值了一夜班。在上海的「希望24熱線」做了 4 年接線員，他習慣將值班時間安排在周末夜間，因為「晚上碰到需要自殺危機干預的人會比較多」。

「希望24熱線」是中國第一條 7×24 小時心理危機干預與自殺防治熱線，2012 年在上海成立。高楊是這裡招募的第一批志願接線員，也是迄今為止在線服務時間最久的一位。

出於保護志願者安全的目的，「希望24熱線」未能向我們透露有關辦公地點的任何信息。涉及死亡，自然有諸多的諱莫如深，在中國社會尤甚。

因此，我們對高楊的採訪是在他所熟悉的一處大學園區完成的。四五年前，他在這裡接受了心理諮詢專業的培訓，並認識了台灣自殺防治專家林昆輝先生，在其引導下走入了接線室。

「技術」

所謂「自殺干預」，是指通過專業心理學技術，對有自殺意念的人進行診斷和疏導。在外界眼中，這樣的工作悲憫、獵奇，有著強烈的戲劇化色彩。

但在和高楊坐下來深聊後，這些濃烈的假想都被沖淡了，淡到讓我產生了短暫的隔膜和猶疑。他說話時語速很慢，語調和緩，用詞審慎，伴隨著時常的停頓。?如果要讓我班門弄斧，對初識的高楊做一個粗淺的心理評估，我會認為，他是一個理性、堅韌，且邏輯縝密的人。

這大約是一個心理諮詢工作者應有的素養，但高楊更願意用「技術」，而不是「素養」來為我們解釋他的工作。

幾個月前，一次夜班，他接到這樣一個電話：「老師，您說，從二十六樓跳下去，人會不會死？」這個問題來自一個身患抑鬱症的女孩，她被病情折磨多年，了無生趣。

按照培訓，「希望24熱線」的接線員在每收到一次求助時，要做三件事：建立聯繫，評估危機等級，再依照等級實施相應的疏導流程，以及後續電話跟蹤。

在回憶那次將近一個小時的通話時，高楊使用的是一種接近理科生的表述方式：「我用『希望熱線』所教的危機干預技術、諮詢技術，和其他流派的心理諮詢技術整合在一起，讓她明白，她自己現在的狀態是什麼」。

「想自殺」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我們也不妨用理科生的方式來設想一下。

事實上，所有心理學流派對自殺的定義都不盡相同，而每個個體自殺前的心理路徑也千差萬別；而「希望熱線」所踐行的理念是，一個人走向自我毀滅，是一個做排除法的過程，「他能走的路都已經走過了，發現走不通，最後，走到自殺這一步」。

那麼，當一個「走不通」的人決定用死亡結束一切，卻又求助於一個死亡對立面的熱線電話時，他究竟是想走還是不想走？

在高楊看來，當一個動了求死之念的人向一個陌生的號碼伸出手時，在絕望、迷茫的話語背後，他所表達的並不是求死欲，而是求生的本能；他想聽到的不是憐憫和勸阻，而是「有人懂我」。

「求生欲是人的本能，在本能的層面上，我們都會希望自己儘力的活下去。所以告知別人自己的死亡意圖有一個自救的目的，只不過有人目的性稍強一點，有的人稍弱一點。這樣的人，我們知道以後，會盡全力去拉住他。」

「話術」

如何才能「拉住他」？在這個問題上，高楊強調的是「話術」。「危機干預最重要的一個要求就是，不要告訴他們死亡是不對的，這是在否定他這個人，沒有一個人希望被別人否認。如果我們把他們的死看作是真的，他們的死就會變成假的，他們就不會去死；如果我們把他們的死看成是假的，最後他可能就會去死。」

那通近一個小時的電話進行到最後，女孩問高楊，他是如何看待她的。「我告訴她，我知道一個女孩不容易，我看見她在一個沒有人理解的環境中，依然堅強，為自己命運抗爭。說完這話，她停了三秒鐘，放聲大哭。」

這大概便是高楊所說的「話術」，話術背後，是對生命價值發自內心的尊重和珍視。「只有正面地去面對最終的歸宿時，我們才會知道人該如何活著。」

在中國，關於死亡的話術常常伴隨著修辭和隱晦。與常年觸目驚心的自殺人數相對照，中國傳統倫理中的死亡教育常常是缺位的，而社會主流對自殺行為也更傾向於保持緘默，直到 2010 年的富士康連環跳把這道傷口明晃晃地撕開，「中國式自殺」才被納入媒體和大眾的語彙。

這樣的大環境下，高楊深刻地體會到，「生命教育應該是全民普及的」。而作為一個公益組織，除了線上的一對一疏導，「生命24熱線」的志願者還會定期在上海各個社區中組織關於生命教育的宣講，他們的熱線服務也逐步擴展到了全國的數十個城市。這種禁忌話題在普通大眾中的接受程度還需要被時間評估，但只要有人在行動，便是善事。

「督導」

高楊並不是天生如此冷靜。除了求生，畏死也是凡人的本能。「其實我以前特別怕死。小時候我會去想像，人死之後會是怎樣的一個狀態，那種害怕、焦慮的情緒會瞬間爆發出來，很強烈。」

而長期在電話的一頭接收來自陌生人的負能量，對一個凡人來說，不可能不引發情緒波動，這在高楊剛剛入行的階段帶來了一些困擾。

在他接手的第一批個案中，有一位發生過自殘行為的求助者，「在電話里一直在說，他想死，他真的想死，已經想好計劃了，但一直沒有去實施」。

第一次面對重度危機個案，高楊有點忐忑，忐忑到中午交班，離開接線室以後，還忍不住打電話給下午的接線員，詢問這一個案的最新狀況。這便犯了大忌，「你進了接線室的時候，是要把生活的狀態全部放下的；當你出了接線室，接線室里所有的一切你都要放下」。

這樣的機制是對接線員心理防線的一種保護。在「生命24熱線」，每位接線員都有對應的督導人員，「凡是接到重度的案例，我們必須接受督導」。每周值班之餘，與同輩的交談和述說也是疏導壓力的一種方式。

但外力畢竟只是一層防禦機制，真正的督導存在於每一位接線員的內心。邁過了新手階段，逐漸成熟後，高楊也學會了自我疏導，「放下電話以後，自我的一個分析和成長立刻就會啟動，我自己會去審視，去體驗當下的情緒狀態，然後慢慢地消化」。

而在自我審視這個命題上，一位親人的離世給高楊上了最切膚的一刻。去年的一個凌晨，送走了病重的表兄後，他一路步行回家，邊走邊哭，哭了兩個多小時，也思考了兩個多小時。

他給這兩個小時的切膚之痛做了這樣的總結：「無論醫術如何發達，我們每一個人單個的生命依然是脆弱的。但是，就是因為這一份脆弱，我們看到了這一份脆弱，認可了這一份脆弱，我們在生命中又該怎樣做，才能更有質量地活著。

「我們，很脆弱的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知道明天的生活是怎樣的，但我們能選擇的就是當下的生活。」

與死亡對話，反而讓一個從小畏死的男人學會了向死而生。

（應受訪人要求，「高楊」為化名）

策劃：ELLEMEN Digital

視頻拍攝、剪輯：Siri、2:58

採訪：梁珂、Siri 編輯、撰文：梁珂

封面插畫：Mo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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