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鄧穎超的「紅娘情」

1982年，鄧穎超應書目文獻出版社之邀，為一部書題寫書名——《石評梅作品集》。鄧穎超還向出版社提供了一些自己掌握的有關石評梅的資料，更讓出版社驚喜的是——鄧穎超還主動撰寫了一篇關於石評梅的回憶文章。石評梅是中國現代女作家中生命最短促的一位。她1902年出生於山西平定縣,1928年去世，年僅26歲。鄧穎超與石評梅既非同鄉，更非革命戰友。終其一生，鄧穎超與石評梅都沒有見過一次面，講過一句話。為什麼鄧穎超對這位無緣見面的女士這麼熱心呢？這個問題必須先從周恩來鄧穎超的紅娘說起。

青年時代的周恩來與鄧穎超

只有一面之緣的紅娘

高君宇，1896年出生於山西靜樂縣峰嶺底村（今屬婁煩縣）。1919年「五四」運動時他是北京大學學生組織負責人之一。1921年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員會委員，後任《嚮導》《政治生活》《先驅》等刊編輯。1924年赴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任孫中山先生的秘書。1924年5月，從法國勤工儉學歸來的周恩來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10月，在討伐「商團叛亂」的戰鬥中，高君宇與周恩來結識。11月，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抱病北上。11月下旬，高君宇隨孫中山離開廣州抵達北京。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在上海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會議出席代表20人，代表著994名黨員。周恩來以中共留法組代表身份參會。高君宇以《嚮導》周報編輯身份參會。高君宇大周恩來兩歲，會議期間，兩人相談甚歡，頗為投機。他們不僅談了中國革命的前途，還談了個人的感情問題，互通了戀愛情況。高君宇正與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體育及國文教員石評梅相戀。1923年周恩來在歐洲勤工儉學時，經過書信聯繫，與在天津達仁女校任教的鄧穎超已經確立了戀愛關係。但是周恩來回國後一年多了，忙於工作，一直沒有機會與鄧穎超見面。中共四大會議結束，高君宇臨上火車返回北京前，周恩來掏出一封給鄧穎超的信託高君宇轉交。

高君宇在返回北京途中，特地在天津下車，於1925年1月25日來到天津達仁女校找到鄧穎超，當面遞交了周恩來的信件。這是高君宇與鄧穎超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面，給鄧穎超留下終生印象。57年後的1982年7月，78歲的鄧穎超對高君宇記憶猶新：「他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一個溫和而又沉著，內心蘊藏著革命的熱情，而從外貌看上去也較為成熟的青年。」鄧穎超用了「一見如故，交談甚洽」評價這次見面，稱：「高君宇同志做了我和恩來同志之間熱誠的『紅娘』。」

1925年1月28日，一場雪後,剛剛回到北京的高君宇與石評梅同遊了陶然亭。3月6日，高君宇因急性盲腸炎在北京協和醫院手術後大出血去世。當時，鄧穎超正在北京參加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併當選為執行委員會委員，「突然聽到君宇同志逝世的噩耗，深為悲痛，極想見到他的情人——石評梅女士，給予安慰」。3月29日，高君宇追悼會在北京大學三院大禮堂舉行。趙世炎（中共北方區委員會負責人之一）主持。鄧穎超參加了追悼會，「懷著極其深痛的心情和迫切的願望，希望能夠見到女作家石評梅。但是那天很出乎我的意外，評梅女士並沒有參加追悼會，可能因為她悲痛過甚而不能參加。」高君宇胞弟高全德1982年回憶，石評梅本來是要參加追悼會的，但是她在途中被高全德和石評梅的朋友廬隱等人攔住了，「因為君宇的死，她已昏厥過幾次，不能讓她過分增加悲痛。」

1925年5月8日，根據高君宇遺願，經石評梅提議，北京黨組織將高君宇遺體安葬在陶然亭畔。墓碑上刻有石評梅寫的文字：

我是寶劍，我是火花。我願生如閃電之耀亮，我願死如彗星之迅忽。這是君宇生前自題像片的幾句話，死後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無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淚流到你墳頭，直到我不能來看你的時候。評梅。

3年後，即1928年9月，石評梅因病去世。3年中，石評梅多次去陶然亭掃墓。1926年12月所寫的《我只合獨葬荒丘》記述當日「迎著寒風，撲著雪花」，「獨自趨車去陶然亭」的事。文中寫道：「我抱著墓碑，低低喚著他的名字，熱的淚融化了我身畔的雪……」1929年10月，石評梅靈柩被移到陶然亭入葬。石評梅墓位於高君宇墓右側，兩墓成雙並排，兩墓碑相仿。石評梅墓碑文正中刻篆書「春風青冢」。

而在1925年7月，就是收到高君宇轉交的信後的6個月，鄧穎超奉黨的指示，離津南下，取道上海，於8月7日抵達廣州。8月8日，周恩來與鄧穎超結婚，住在廣州文德東路文德里。

周恩來四次過問高、石墓

解放前，陶然亭「高石墓」逐漸成為青年們瞻仰、憑弔的勝跡，因其生前忠貞不渝的愛情，被譽為「鴛鴦冢」。

新中國成立不久，北京的治安形勢還不穩定，周恩來即來到陶然亭憑弔高石墓，緬懷戰友。那一天，周恩來剛到不久，就被周圍學生和群眾團團圍住。有的學生要求周恩來唱歌，總理說：「好啊，我來指揮，咱們大家一起唱，好不好？」「好！」眾人發出一樣的聲音。於是，周恩來打著拍子指揮大家唱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接著，又唱了《三大注意八項紀律》。這時，圍觀的群眾越來越多，警衛人員出於安全考慮，擠進人群，對總理謊說：「家裡有事請您速回。」周恩來只好告別群眾並表示下次再接著唱。於是人群自動讓出一條通道，鼓掌歡送。在歸途的汽車上，警衛人員提醒總理注意安全問題。周恩來說：「下回我一定注意，但是你們也得原諒我這一次，能在陶然亭放聲歌唱，這是我和高君宇的共同願望，今天實現了，讓高君宇聽聽人間這壯闊的歌聲，他們會很高興的。」

其實，周恩來鄧穎超早在1920年8月16日就來過陶然亭。那天，覺悟社在慈悲庵（陶然亭位於慈悲庵後院）北廳召開茶話會，邀請北京少年中國學會、青年工讀互助團、曙光社、人道社等四個團體代表共20人蔘會。鄧穎超介紹了覺悟社的組織經過和一年來的活動情況。周恩來對覺悟社提出的「改造聯合」的主張作出說明，倡議與會各進步團體聯合起來。李大釗代表少年中國學會發言。

1952年，北京市政府決定修建陶然亭公園。這裡荒冢累累，雜草叢生。市政府發出限期遷墳的通告，對無主墳墓逾期不遷者，由政府遷至南郊人民公墓埋葬，其中賽金花墓、香冢、高石墓也被遷往南郊人民公墓。北京市衛生工程局組織了七千名民工對陶然亭四周的臭水污塘進行全面整修，鑿東西兩湖，堆土成山，栽花植樹，並以「陶然亭」命名了這座新中國成立後北京市開闢的首座公園。周總理在視察公園施工情況時，沒有找到高石墓。他曾就高石墓的下落，詢問慈悲庵主持義安長老，得知內情後，當即建議將高石墓遷回公園。

1953年3月16日，北京市政府召開第十二次聯合辦公會議，決定將高石墓遷至八寶山革命公墓。1953年7月，高石墓從南郊人民公墓中遷出，合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當時的墓身是用水磨石邊鑲鵝卵石製成的，並立一方高130厘米、寬130厘米、厚50厘米的青玉石碑。

1956年6月3日，周總理審看北京市規劃草圖和中心區方案，對陶然亭公園把高石墓移出去的事情提出批評。他說：「你們搞風景的，卻是煞風景。我第一次去，墓碑還在，第二次去，高的墓碑卻沒有了，真是煞風景。石評梅對高君宇的戀愛能夠這樣專一，也很難得，留著它對青年人也有教育嘛。高君宇是老共產黨員，是第一屆中央委員。這也可以向青年宣傳，革命與戀愛是不矛盾的。」在北京市市長彭真的關懷下，高石墓很快就遷回了陶然亭公園。由於公園建築布局已有了變化，遷回的高石墓建在先址東北約百米處的湖心島北側，並於同年8月24日竣工。重修後增加了水泥棺套和蓋板，以為防護，左右增植了白皮松幼林，以此為墓地之屏障。

文革中，上級要求「把陶然亭公園辦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辦成徹底的社會主義公園」。在破「四舊」高潮中，高石墓在劫難逃，先是被污為「資產階級愛情至上的產物」，繼而又據高君宇碑文中有「擔任北京國民黨總務股主任」等字句，將其打成「叛徒」。1968年，陶然亭公園革命委員會將高石墓拆除。公園職工將墓碑移至公園花卉班，用做「石凳石桌」，從而避開了紅衛兵的追查。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政治氣候有所改變，高君宇之侄高培春到陶然亭公園詢問高墓的下落。高培春根據公園職工提供的情況，上書中央，要求為高君宇恢複名譽並修復墓葬。1973年冬，周恩來在病中得悉，深為關切，親自批覆來信，責成北京市委解決修復墓葬一事。當時，陶然亭公園正要立一大型領袖塑像，認為不宜恢復高石墓。經過數次反覆，周恩來最後裁定：「高君宇按地委級待遇，墓墳遷往八寶山革命公墓。」北京市民政局負責墓葬整理工作，開挖後，取出高、石遺骸，分裝兩個大塑料袋運去火化，火化後，高的骨灰遵周恩來之命，存放於八寶山革命公墓。而石的骨灰如何安置卻成了問題。整理者認為高、石二人未婚，石不能視為高的妻子，故按一般市民對待，送往老山公墓存放。石評梅棺內之圖章六枚、玉質裝飾品一枚，設一大檔案袋併骨灰盒一起存放老山公墓。

鄧穎超六次憑弔高、石墓

鄧穎超在1982年寫道：「北京解放後，我也曾與一些同志和青年一代幾度到陶然亭憑弔高、石合葬的碑墓，我向同行的人們講述了高、石的愛情和革命事迹，由於對高、石兩人的仰慕和同情，緬懷之思，至今猶存。」根據有關記載，解放後，鄧穎超曾經6次來陶然亭。鄧穎超在文革十年，只來過一次。而在文革前十年，來過5次，其中1960年一年之內來了3次。

1960年4月13日，應緬甸、印度、尼泊爾政府邀請，周恩來啟程出國訪問。鄧穎超帶著親屬和工作人員到西郊機場送行後，又去了陶然亭。一行人中，有周恩來侄女周秉德，還有周恩來衛士趙行傑的夫人張彬。她是新華社攝影記者，於是也就留下了唯一一次鄧穎超憑弔高石墓的照片。周秉德在《我們心中的伯父伯母》書中提到：「記得五六十年代，七媽帶我們去陶然亭不下四次。伯伯七媽之所以對陶然亭有著特殊的感情，是因為這裡有我黨早期革命活動家高君宇與他的親密而純潔的女友石評梅的墓碑……伯伯和七媽一直認為高君宇是他兩人的牽線紅娘……伯伯和七媽對他們的早逝深為悲傷、關切與同情。有機會時總要親自到墓地去懷念憑弔，並給隨行的我們講述他們的事迹，還要把高君宇的詩句念上幾遍。」

《陶然亭公園志》記載了如下5次：1.1956年12月20日，鄧穎超上午來園散步。2.1960年8月27日，鄧穎超和周總理的侄女周秉德以及孫新世（烈士孫炳文女，孫維世妹）等來園散步，時間較長，從上午9時半到中午12時半離開公園。3.1960年10月8日下午，鄧穎超來園散步。4.1963年4月15日，鄧穎超和秘書陳楚平到公園遊覽。5.1974年10月24日，鄧穎超上午來園散步。陪同人員在同公園工作人員談話時說：「她對陶然亭公園是很喜愛的，曾多次來園散步，並向青年們講高君宇烈士事迹，教育後代。」

鄧穎超全力支持出版《石評梅作品集》

1982年7月，書目文獻出版社決定編寫一部多卷本的《石評梅作品集》。在了解到周恩來鄧穎超與高君宇石評梅的歷史淵源後，出版社給鄧穎超寫信，希望她題寫書名，並詢問報刊報道提及周恩來關於高石墓談話的文字記載是否可以那樣引用。

7月27日上午，令書目文獻出版社編輯楊揚感到驚喜的是，他突然接到鄧穎超的電話。鄧穎超說：「信看到了。周恩來同志的話可以那樣引用。我已經按照來信的要求為《石評梅作品集》題寫了書名，還根據回憶與高君宇、石評梅的關係寫了一篇文章，供你們採用。」「前頭說的字和文章隨後叫人送給編輯部」。

7月28日，西花廳工作人員送來了鄧穎超的函件，包括一封信，信中說：「字兩張，由你們選用。另，文章在什麼上發表，由你們酌定。你們提的問題，鄧穎超同志已在電話中同楊揚同志說了，不另復。現附上字、文章，請查收。」

在收到出版社8月2日的回信後，鄧穎超回答了一些問題，迅速對回憶文章作了修改，並在8月4日將回信和修改稿給出版社。回信稱：「對『題書名後志』作了部分修改，以此稿為準。」為方便聯繫，提高效率，鄧穎超還告訴了出版社將信件直接送她那裡的辦法，不必輾轉郵寄。

鄧穎超主動撰寫、精心修改的這篇回憶文章，名稱是《為題〈石評梅作品集〉書名後志》，共1034字。文章開篇即是：「書目文獻出版社囑我為本世紀20年代著名女作家石評梅作品集題寫書名，立即在我的眼前浮現出一件難忘的往事。」鄧穎超回憶道：「我和恩來同志對高君宇同志和石評梅女士的相愛非常仰慕，但他們沒有實現結婚的願望，卻以君宇同志不幸逝世的悲劇告終，深表同情……石評梅女士由於失去君宇同志悲傷過甚，約三年後，她自己也離開人間，我始終未能同石評梅女作家有一面之緣，至今仍引為憾事……雖我們兩對四人，其中已有三人長逝了，作為倖存者的我，有機會能為石評梅作品集題寫書名，深感欣幸，故不計字跡拙劣，樂於題寫。」

1925年3月高君宇去世時，石評梅曾經親筆在橫幅白布上題寫了一首《輓詞》，懸掛在高君宇追悼會上。原件在會後收存在婁煩縣峰嶺底高君宇原籍家裡。解放後，原件失落不明，高君宇胞弟高全德保存了《輓詞》抄件，並將抄件寄給了鄧穎超。1982年，鄧穎超將這份《輓詞》轉交給了書目文獻出版社。

鄧穎超題寫書名的《石評梅作品集》分為《散文集》《詩歌小說集》《戲劇遊記書信集》三卷，先後於1983年8月、1984年2月、1985年2月出版。三卷書每卷前都冠以鄧穎超的這篇回憶文章。鄧穎超每次收到出版社送去的樣書，都很高興，還讓身邊工作人員和其他青年人去讀。鄧穎超還請出版社將石評梅在高君宇墓旁的照片寄給她。出版社按照鄧穎超的囑咐，將一些書和鄧穎超的稿酬捐獻給設在全國婦聯的少年兒童基金會。

高、石墓在陶然亭重建

1982年9月20日，鄧穎超撰寫的《為題〈石評梅作品集〉書名後志》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高君宇、石評梅的愛情故事和革命事迹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

1984年4月4日，北京市政府根據周恩來的遺願和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的委託，由市文物局、園林局在1956年原墓地重建高石墓。高君宇墓穴內放骨灰盒，上覆中國共產黨黨旗。原存在老山公墓的石評梅骨灰盒，因三年無人交納存放費，按規定深埋地下，這次遷墓時已無法尋找。原存老山公墓的石評梅檔案袋內只留下玉質裝飾品一枚，其六枚圖章不知去向。因此，石評梅墓穴內，棺木重漆，棺內放骨灰證一張，遺照一張，玉質裝飾品一枚，鋼筆一支（這次挖墓時新發現的），《石評梅選集》（山西人民出版社）一冊。高石墓之間，還砌了一單磚短牆，以示兩人未婚。

1986年，共青團北京市委等16個單位在高石墓東南建造了高君宇、石評梅半身雕像。1988年，北京市民政局重修了高石墓，墓地較原來稍有擴展。每年清明節前後，首都的大中學生紛紛來這裡憑弔。還有許多國內外遊客赴京拜祭高石墓。高石墓向世人展現的不僅僅有高君宇、石評梅純潔凄婉、忠貞不渝的愛情故事，還有一代偉人、模範夫妻對成就他們姻緣的紅娘的感恩之情、緬懷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