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一條鞭法的地域色彩藤枝投稿

文/李祖春

···

摘要：發生在明朝中後期的一條鞭法改革，是我國古代賦役制度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變革。一條鞭法初行於嘉靖初年，至隆慶年間,全國不少地區摸索試驗推行一條鞭法,其中執行得比較有成效的是浙江、應天、江西的巡撫龐尚鵬、海瑞、劉光濟等人，萬曆九年(1581)一條鞭法作為法定的賦役制度通令施及全國，是中國古代賦役制度的一項重要變革，它簡化了賦役項目和徵收手續，實行賦役合一，其中已經包含了攤丁入地的因素，為清代實行攤丁入地打下了堅實基礎。這項帶有濃厚東南地域色彩的賦役制度在江南地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北方推廣時遭到強烈的抵制。

關鍵詞：一條鞭法;地域色彩；北方；南方

中唐以後，中國古代的賦役制度經歷了三次里程碑式的變化，分別是：唐代中期以後的兩稅法；明代中後期的一條鞭法；清代雍乾時期的攤丁入畝。明萬曆九年,當時的明朝內閣首輔張居正在前人試行的基礎上將全國的賦稅與徭役統一核算徵收,正式推行一條鞭法制度,從而引發中國賦稅徭役制度的一次大變革,成為中國賦稅徭役制度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一條鞭法既是明代東南地區賦役改革的總結,又是中國古代的一項重要賦役制度改革,不僅簡化了賦役項目和徵收手續,以銀代役,而且賦役合一,具備了攤丁入地的因素,為賦役徵收的一元化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一條鞭法是帶有濃厚東南地域色彩的賦役制度，它在江南地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北方推廣時卻遭到了強烈的抵制。

這裡所說的地域色彩是指一條鞭法最早是為了解決江南地區的重賦問題而產生，從周忱實行的「平米法」到浙江地區的「均平銀」、福建地區的「綱銀」,再到「十段錦」之法，這些改革都可以看做是一條鞭法的先聲，與一條鞭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它們主要針對的都是南直隸、浙江、江西、福建等東南地區。之所以一系列賦役改革都在江南地區進行,主要是因為江南地區從中古時期經濟中心南移以後,不僅區域內經濟發達,一直是全國的經濟中心,而且也是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主要產地。永樂十八年(1420),成祖遷都北京以後,江南地區又承擔著南糧北運的沉重負擔,自正統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土地兼并日趨嚴重,原有的賦役制度逐漸被破壞,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江南地區在重差和重賦的雙重壓力下,賦役改革勢在必行。而這些東南地區的初步賦役改革,都為「一條鞭法」的改革奠定了基礎。但這些賦役改革,都是針對江南地區的區域特點進行的,其本身也不免帶有強烈的江南地域色彩。一條鞭法的這種地域色彩問題使其在推廣到北方以後，遭到了強烈的抵制和爭論。本文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闡述一條鞭法在江南地區取得的成就；第二部分著重討論一條鞭法在北方地區遇到的困境；第三部分得出有關一條鞭法地域色彩問題的一些啟示。

一、一條鞭法在江南地區取得的成就

明初行兩稅法，但由於元末戰亂,人戶逃亡,田園荒蕪, 戶籍地籍混亂, 賦稅來源困難 ,於是政府著手整頓 ,並創製黃冊和魚鱗冊,擴大和穩定了稅源基礎,明代戶口分為三種, 即民戶、軍戶和匠戶。民戶是納稅的中堅。為整理賦役明政府「命天下郡縣編賦役黃冊」,該黃冊以戶為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四柱式。建立黃冊是清查戶口,掌握納稅戶 。與此同時,明政府通過土地丈量、質量評定, 編製魚鱗冊掌握地籍情況。這樣一來國家的賦稅徵收就有了保障，但是行之既久 ,流弊顯現。豪強逃避賦役, 官吏受賄浮征, 雜派徒增 ,賦役失率 ,稅收減少。原定黃冊10年一造 , 但到期改造即被任意竄改 ;田畝與丁口失實 ;官田與私田相混淆 ;私田賣田不賣稅 ;丁口與資產,生沒增減,含混不清，尤其是江南地區官田的賦稅異常嚴重。永樂十八年(1420),成祖遷都北京以後,江南地區又承擔著南糧北運的沉重負擔,自正統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土地兼并日趨嚴重,原有的賦役制度逐漸被破壞,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江南地區在重差和重賦的雙重壓力下,賦役改革勢在必行。

針對江南地區重賦的實際,在推行一條鞭法以前,該地區已出現將按戶承擔的里甲正役等部分攤入田畝的改革。如周忱針對所謂「民收民解」所導致的在漕糧北運中「豪戶不肯加耗,並征之細民,民貧逃亡,而稅額益缺」和蘇松地區重賦等問題,進行賦役改革,創製以「折征」為主要內容的「平米法」,均平賦役,使農民的田土和納稅戶的負擔較為平均,開明代賦役改革的先河。其後,出現應天府的「里甲銀」、浙江的「均平銀」、福建的「綱銀」,成化時的「均徭」等賦役改革。此後,南直隸、浙江、江西、福建等東南地區,又出現將均徭由里甲輪流承擔改為將一縣丁糧,重新均分為十段,十年一次輪流承擔的「十段錦」等。

所謂一條鞭,就是化繁為簡,把徭役與地稅合并,按畝征納 ,將繁複的賦役項目合編為一條, 故稱為「一條編」，後演變為「一條鞭」。此法首創於浙江巡按御史龐尚鵬, 其後江西巡撫劉光濟試行於轄區。萬曆九年(1581 年)張居正任內閣首輔後頒布一條鞭(一條編)法 。《明史》中記載：「一條鞭法者,總括州縣之賦役 ,量地計丁 ,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 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 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 ,加以增輕。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萬物悉並為一條 ,皆計畝征銀,折辦於官, 故謂之一條鞭」。即把原來按照戶、丁派役的辦法改為按照丁糧派役，或丁六糧四,或糧六丁四 ,或丁糧各半, 然後再與夏秋兩稅和其它雜稅合編為一條 ,無論糧稅 、差役一律改為征銀，差役統一由政府僱人充當 。簡化了賦役的名目和徵收手續, 使官吏不易與豪強勾結通同作弊 ,松解了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從此, 歷代平行徵收的賦役 ,趨於合一,達到均徭平賦, 減輕徭役 ,增加稅收的目的。封建稅制由賦役制走向租稅制 ,實物稅改為貨幣稅,推動了商品經濟的擴大與發展。經過改革 ,「小民得無擾而事亦易集」賦稅增收, 財政好轉 。萬曆十年至十五年(1582 年 ～ 1587 年),太倉積粟 1300 余萬石,國庫積銀600多萬兩。一條鞭法的絕大多數內容都在江南地區得到了實施，由此可知一條鞭法在江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二、一條鞭法在北方遭遇到的困境

北方人均佔有土地面積相對江南要多,但土地不及江南肥沃,而且就農作物成熟期來看,江南地區農作物一般為一年兩熟,而華北地區只能一年一熟,江南地區人口密度較大,不僅勞動力資源豐富,而且生產工具、生產方式等均比華北地區先進,華北地區農作物單位產量遠不及江南地區。明代江南地區商業發達,實行一條鞭法後,商賈無田或少田,賦役負擔遠輕於農民,還可以以銀代役,勞役由政府僱人承擔,能夠更多投入到商品經濟流通中去。而北方地區人口密度不及南方,商業發展也遠不如南方, 實行將戶丁役和人頭稅攤入田畝的賦役制度,必然使北方農民的負擔更為沉重。南北地域特點不同,情形有異,將適宜南方的政策,一成不變地推行到北方,會導致北方農民負擔加重。州縣取消昔日戶等的辦法,以縣的貧富程度統一徵稅,並未起到均平賦役的作用,人為地造成上縣貧困戶吃虧,下縣富裕戶佔便宜的現象,而且工匠商人等,因無田而不編役,差役轉嫁到有田農民身上,雖然客觀上促進了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但這種在北方地區不因地制宜的「一刀切」作法,卻是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加重北方農民負擔,並不是合理的賦役制度。南北經濟差別懸殊,是一條鞭法在北方受到非議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甚至連一條鞭法的主要支持者唐鶴征,在比較了南北地域差別後,也認為「蓋條鞭主田為算,每丁折田二畝,江南地土渥饒,以田為富,故賦役一出於田,賦重而役輕,以輕麗重,且捐妄費,安得不利?齊魯土瘠而寡產,其富在末,故賦主田而役主戶,賦輕而役重,以輕帶重,田不足供,安得不困?」于慎行在與友人談及條鞭時認為「統論此法,便於南者多,便於北者少。便於糧者多,便於差者少」,當是公允之論。

一條鞭法的優點之一,就是將差役合為一條,統一徵收,地方官吏不易舞弊,可以減輕農民的負擔。早在嘉靖時期,北方初行條鞭之時,山東淄川的士人認為「壤有白、有黑、有沙、有咸,且有不犁者,不為區別,而堤岸蹊徑之處,一切與科,則亦未免為少失其均者」,這樣不分土質特點的均平賦役,其結果就是導致「民之奸弊百出矣」。葛守禮認為一條鞭法極易造成吏員舞弊,欺騙農民的情況,使農民的負擔更加沉重。他在與友人的書信中說「不知何故,變為一條鞭,使書手得以因緣作弊。後又謂一條鞭難為貧者與富人同科,乃又變為三等銀,則弊愈不可窮矣。夫照各倉口分派,令人查納斗升若干,價銀幾何,曉然人知,何等簡易。今乃不顯倉口,冒然謂某某該銀幾何,小民聽然輸之,無復可以查算,是與書手以神術弄愚民,且又 民之耳目,裝之囊中,任其舞弄也。可憐哉!」認為「山東均徭、糧差征派之法,舊規亦皆盡善。近日乃多變更,如一條鞭分派,總統徵收,小民莫知端倪,官府亦難考核,見今棼亂無緒,此亦有不便者。至於倡為以地派差之說,雖未施行,小民風聞,地已不售。往年價值一兩者,二三錢亦不可得。其值三五錢者,空以與人,亦無肯應承者也。此則決不可行者。」指出「謂舊法當以戶則為輕重,書手得以上下舞弊,一條鞭則庶可以革弊。是見一面爾,諺雲:`吏弊如鼠穴,此塞則彼通。 豈能盡革也?且謂書手作弊者,不過為賣富累貧也,一條鞭則明寬富累貧矣。」

三、關於一條鞭法地域色彩問題的一些啟示

張居正在其執政時就已經意識到將區域政策一成不變地推行全國的過程中所引發矛盾的嚴重性,認為一條鞭法「在南方頗便。」「條鞭之法,有極言其便者,有極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仆思政以人舉,法貴宜民。執此例彼,俱非通論。故近擬旨雲,果宜於此,任從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強行。」並沒有下令要求各地必須全部實行一條鞭法,但在威權體制下,地方官員為了向上報功邀寵,一味照搬,加之在推行過程中官僚機構的腐敗,吏治敗壞,鞭外加派,賦役徵收額增加和土地兼并的發展,使北方農民負擔更加沉重, 「無復斗升之數,倉口之別,及又以黃蠟、顏料、柴炭等項加派於中,歲歲不同,則雖官府亦不能纖悉查算,鄉人何從知之?只聽書手道其多少而已。竊謂窮民之田皆鬻賣,所余之瘠薄,非沙即咸,畝收不過斗升,且多有不毛者,比於富民糞治之田,不能什一,一概納糧,量能取給乎?不給,則佣身以辦,何其苦也?而又加之黃蠟等項,其又何堪?逃亡相踵,逋負累積,轉相包賠,牽連俱走,一里絕煙者無數也。」

一條鞭法為賦役徵收的一元化,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由於政策推行過程中的盲目武斷,不能因地制宜,以及地方官吏敲骨吸髓的盤剝,使這種進步的賦役政策,在北方執行時,變成「名雖一條鞭,實則殺民一刃刀也」。農民日益貧困,直接導致農民與國家的對立情緒激化。因此,無論哪種惠民政策,必須因地制宜,因勢利導,結合地域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地進行,不能搞一刀切,一成不變地推行。否則,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很多事件將很難避免。這既是歷史上無數次農民的反政府行為留下的深刻教訓,也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

通過對明代賦役制度演變過程的討論和北方推行一條鞭法引發爭論的敘述可以看出,一條鞭法是古代賦役制度的一項重大變革:簡化合并徵收項目,變徭役的多稅製為單一稅制;實行統一征銀,變力役為貨幣稅,以貨幣經濟取代實物稅和勞役負擔,改變了賦役徵收的方式,實現了戶丁稅向土地稅的過渡;取消里甲排年輪役制,按每年一縣徭役等支出,征諸全縣丁、田,田和丁共同負擔徭役,含有攤丁入地因素;黃冊制度逐漸消亡,農民人身依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放鬆,可以說是歷史的進步。但一條鞭法是江南地區百餘年各種賦役制度改革的結果,其自身帶有很強烈的江南地域色彩,將地域性色彩強烈的地方政策,一成不變地推行全國其他地區,必然因地域環境差別、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地方官員維護本地區及本階層利益而進行阻撓等因素引發矛盾,而這種矛盾直接會導致農民利益受損。

想投稿嗎？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