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文獻、傳說故事的知識考古

「知識考古」這個概念來源於法國哲學家福柯，意思是怎樣去看待過去留給我們的東西，這些是否都可以拿來複原或重構歷史？當我們發現不同的歷史材料的時候，這些材料之間的張力是怎樣的？它背後又是怎樣一種知識譜系？我試著運用歷史人類學中田野的方法，從一些以前我們所不太關注的資料和文獻出發，來重新審視和看待我們的歷史與文化。

史料或文本：書齋與田野

我講幾個「碑刻、檔案與契約的故事」，在內蒙古一個叫土默特左旗的地方，在其檔案館中留存了大概十萬件左右的清代檔案。我在該檔案館中卻發現了很多將要銷毀的檔案，我隨手發現了一個登記薄，上面記載了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北京的一部分知青。這裡面就有很多我們現在熟悉的人，其中還包括前北京市副市長蔣效愚，還有我現在的同事。

第二個例子是在貴州東南部清水江流域偏遠的錦屏縣，那裡的苗族村寨保留著大概有十萬件左右關於山林的契約。這些契約基本上是從清代的乾隆一直到民國有關山林買賣的。從中我們可以發現我們過去不太了解的方面。雖然我們都知道，從明代到清代，在西南地區推行了大規模的「改土歸流」政策——把由當地土司去管理逐漸變成由中央委派的流官去管理。從偏僻山區的木材貿易可以窺見，這樣的體制變化對西南地區的開發以及整個帝國之間的關係起了怎樣的變化，當地的「熟苗」、「生苗」與外地的商人究竟發生了怎樣的關係，而木材在明清之際怎樣由徭役轉變成可以市場買賣的商品，這些都是我們值得去思索和探究的問題。這樣的材料非常豐富，所以，它對於我們理解過去的制度、過去的一些重大主題，是大有裨益的。

第三個例子是所謂墳頭上的「大歷史」，在靠近重慶的一個土家族叫永順的自治縣，在那裡的山區里發現了明代的墓碑。碑文上寫著「生於明天啟癸亥年十月十四日甲，歿於周丁巳年三月二十四日辛」。明清之時並沒有「周」這樣的朝代年號，這個「周」究竟代表什麼含義？原來這是清代「三藩之亂」時叛臣吳三桂的國號。這個立碑的人顯然受過吳三桂的敕封，從中可以想像當時的一番歷史景象，即使到了清代這樣一個時期，中國還是呈現一個非常多元、複雜的面貌。

文本與文類：文獻與口述

對於我們歷史研究來說，如果理解和解讀留存下來的文字文本，不管是檔案、契約或是碑刻，文獻學的方法是顯得特別重要， 套用文學理論或者文學的概念，就叫「文類」，這樣的東西，除了文字材料以外，還有很多諸如口述的傳說，如果要把其當作史料來用，我們如何去考察其真實性，如何去界定其大體所處的歷史時代。歷史學家顧頡剛，在關於孟姜女的傳說的研究中，就提出了方法論方面的建樹。這很困難，但卻是需要我們不段去努力的地方。

我在河南西北部一個村子的祠堂，這個祠堂記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傳說：它的始祖何時如何從山西的洪洞遷到河南的濟源這個地方。它的族譜也是這樣記載的，但是在祠堂里有塊碑卻說他們的祖先世居於此，兩者互相衝突，我懷疑這塊碑是經過改造的，但是，為何當時會這樣訴說值得我們去探尋其背後的原因。

另外一種文類，在雲南的楚雄的一個彝族自治州，在當地的文廟裡面有一副石刻，上面記述了當地「土主顯靈」的故事。土主是地方性的神祗，對於這樣一幅圖像，我們應該怎樣去進一步解讀？這樣的圖像怎樣變成我們藉以理解歷史的重要資料？其實，石刻中講了幾個故事，一個是雍正年間朝廷派李衛到雲南管理當地的鹽政；另一個是張獻忠的部將孫可望帶軍隊打到這地方，後來與永曆政權合作。這些故事揭示了什麼問題？我們知道，土主廟是當地最神聖的地方，能把這樣一些故事用石刻的方式放在當地的土主廟供奉著，這說明當地人接受了這是他們最重要的歷史經歷，這也說明改土歸流後，邊遠地區也逐漸接受了來自中原的主流文化，而從內地過去的一批人，即使是明朝的殘餘力量，也對當地的社會歷史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對於這樣一些很不同的文類，其實都是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階層，不同的地域表達著他們對歷史的看法。當我們看同一段歷史時，如果僅用單一的材料，你可能獲得一部分真實，如果你用多種不同的材料，我們可能能夠更多的看到歷史的真實，從而我們對歷史的認識也更為豐富。

語境的變化：問題意識

在廣東有很多漂亮的祠堂，福建則有很多廟宇，現在都相當常見。其背後有什麼原因呢？其實有很多故事，在元末明初的時候，當地不同的族群，在當時都是所謂的「化外之民」，也就是今天的「無籍之族」，就是不在正統國家管理之下。那時候，他們是想方設法要進入國家的編戶齊民的那套系統里。這與我們過去的歷史解釋模式是不同的，過去我們長期習慣於階級的觀點，認為百姓害怕國家統一管理，說國家稅收和徭役重，百姓不堪重負，紛紛逃離，不在戶籍冊，所以在王朝的末期戶口的數字都急劇減少。其實，這恰恰忘記了在王朝之初，很多人是希望進入國家的戶籍管理系統的。為了想證明自己是這個地方的合法居民，他們就編出一個祖先來源的故事，這在南方的祠堂和廟宇里隨處可見。這些現象的背後跟戶籍制度、里甲制度、軍事制度和宗族制度，跟當時這些地方發生的歷史過程都有直接的關係。港台、東南亞及歐美的學者已經對華南作了長時間的、富有成效的研究，我就不一一贅述了。

相較於華南研究的規模和成效，我們對華北的研究卻要少得多。而華北一直是中原文化的根基所在，歷史延續性很重，需要我們長時段的審視。有兩個非常重要的轉折變化，一個在距今大概八百年的宋元之際，一個在距今大概兩百年左右的另一個重要歷史時刻。

宋代左右，北京第一次成為都城。北京從秦漢到唐代一直是一個邊陲，北方的苦寒之地。從契丹的「南京」到金的「中都」，再到元明清的都城。可以這樣說，北京之所以能成為都城，是拜這些從北方而來的草原民族之所賜。因為這些草原民族的世界圖式，他們對帝國的視野是和中原王朝不一樣的。首先北京一旦成了都城，整個中國的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南北的關係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次，南方看不到很早的東西，故事也不能追溯到很早。南方能夠有韓愈、蘇軾就已是了不得，可是在北方看到的象徵完全不僅與此，而更是今天看起來是所謂「人文初祖」的女媧、炎黃、堯舜，兩者的確不可相提並論。

在第二個重要的關頭，我們常常忽略和遺忘一個重要的變化：兩千年以來北方民族南下牧馬的趨勢到18—19世紀時戛然而止，開始另外一種「反向運動」。這種反向運動其實從明中葉就開始了，當時這種方式叫「雁行」，主要是山西和陝西北部的老百姓，春天的時候跑到邊外去開墾土地，收了糧食賺了錢又返回老家。這種從南到北的浪潮一直持續到清代，西北的廣袤區域也成為遷徙的方向。而從當地的檔案中可以看出，這種「雁行」的方式逐漸變成一種定居的模式。隨著定居，他們把內地中原的文化傳統以至很多社會組織形式帶到草原，這樣經過長時間的融合，才從組織上保證了帝國的版圖。過去我們對這不夠重視，我認為這非常了不起，足以與前面那次變化，包括19世紀中葉西方人進入中國這樣的變局相媲美。

今天我講了很多的材料，我這裡作個簡單的歸納。過去我們關於地方歷史的研究，無論是地方志和地方史，不是真的從地方的角度去寫這個地方，而是從地方來看國家，看整個帝國和通史，地方史往往只是一種叫國家歷史的地方版本而已。我們要對這樣一種宏大敘事下的地方歷史作出反思。

如果地方歷史是所謂「小歷史」，國家的歷史是「大歷史」。我們怎樣去理解「小歷史」與「大歷史」之間的互動呢？其實，我們關注地方，搜集很多地方的資料，民間的文獻，並不僅僅是為了說明這個地方，而是為了反過來有助於理解國家是怎樣運作的。而研究國家的運作，國家的機制非常重要，而國家的機制怎樣在運作，必須從實踐當中才能發現。田野的方法是重要的發現歷史的方式，因為我們需要多種聲音來看待歷史，對於很多正史或者傳世文獻，由於時過境遷，我們今日理解起來可能會很困難，這需要我們從其他的一些文獻，特別是民間文獻，或者傳說故事中去尋求幫助和解釋。這也正是我今天演講題目的所謂微言大義。

我們面對的是客觀的歷史，我們不可能去復原它。而歷史是動態的，是多元的，區域性的資料和文獻、地方的文化傳統在歷史的建構過程中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過去我們總是習慣單線地、一元地、一成不變地來看待和解釋整個歷史，而忽略了從「從田野中來發現歷史」，如果忽視歷史的多元性，我們對於整個歷史的理解，肯定是片面的。現在到了我們去做出某些改變的時候了，怎樣去突出歷史的動態性，在問題意識、方法路徑上，怎樣的理解才與過去的理解會有所不同，怎樣才能使我們的認識更加豐富，更加多元化。這需要我們從事歷史研究的人，包括在座的同學來共同努力。其實，所有這樣一些嘗試和努力，都是為了日後能夠重寫中國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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