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俠：牯嶺街中年淘書事件

本文圖片均采自網路

【此文寫於2013年12月】

台灣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拍成上映二十多年了，我久聞其大名而從來沒看過。這次因想著要寫牯嶺街，在網路里搜資料，只見滿屏幕說的都是楊德昌的這部電影。我一時好奇，電腦上點開高清視頻，沒想到一看就是近四個小時。這部片子真長。

我之聽聞牯嶺街的名頭，不是因為電影，而是緣起舊書。2003年秋天，「上海/台北/香港/深圳四城市文化交流會議」輪到在台北開，我是這個機構的成員，是以獲得了難得的登島機會。我不知什麼時候聽誰說起過牯嶺街，說和北京的琉璃廠、日本的神保町和倫敦的查令十字路一樣，是有名的舊書街。出發前我在網上查資料，一下就搜到一篇傅月庵的《台北舊書街滄桑》。文章說，牯嶺街一帶原是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宿舍區，軍司令、高等文官都散居於此。二次大戰後，日人因遣返在即，乃紛紛整理家當，將字畫、古董、藏書等就地擺攤出售，市集隱然成形。國民政府來台，這一帶又住了許多軍公教人員，他們也散書，也買書，牯嶺街及相鄰街道於是處處有人設攤開店，鼎盛期聚集了一百多家攤商，有店面者亦達二十餘家。眾書商相濡以沫，聚攤成市，「牯嶺街」幾乎成了「舊書攤」的代名詞。不過——

「1974年3月，台北市政府為了整頓市容，拓寬馬路，將牯嶺街舊書攤移到八德路台北工專旁的光華商場。地點的轉移，似乎也打亂了風水。自此，揉合東京神保町跟北京琉璃廠氣味的牯嶺街舊書攤走入了歷史，台北舊書街換了一個新面貌，再也回不去了。」

四城文化交流會的會期不長，我們在台北只停留三天，然後就要南下台中與高雄。眼看要和牯嶺街擦肩而過，我不甘心，就向台北會議主辦方請了半天假，想獨自去牯嶺街探探舊書街的虛實。台北朋友問，你是為了楊德昌的電影才要去牯嶺街的？我說，楊德昌是誰？我想去看看舊書。朋友說，書攤都搬去光華商場了呀；不過，好像有幾個店面還開著。我說，那就好，我先去牯嶺街，再去光華商場。

下了計程車，我看了看街邊的路牌，沒錯，是牯嶺街。可是，真的不再是書店相對、書攤相連、書人相見歡的舊書街了，真的就是一條普普通通的街了。站在街邊，我不禁暗自嗟嘆，遂想起越劇《紅樓夢》中「哭靈」一場寶玉的那句著名台詞：「我來遲了！」

街兩旁都是店鋪，雖招牌林立，卻難得見到一個「書」字。逛了松林、易林，收穫不大，只找到桂冠圖書公司1980年印行的兩卷本《殷海光先生文集》，和1999年格林版紙函套精裝《城南舊事》關維興插圖版。正要搖頭離開，見街對面一間小門臉的門額上閃耀著兩個黑色大字：「舊書」。我幾步跨到「舊書」字下，發現這裡原來是一間舊書長廊。從門外望進去，書廊深深，燈光暗暗。一條窄窄的過道兩旁，皆是一架挨一架的舊書。我試探著走進去，未及看清這書店的格局，就聽到書廊盡頭傳來聊天聲。兩人聲音一高一低，高音一方，簡直聲振屋瓦，低聲的那位，又低得幾乎聽不見。說是兩人聊天，聽起來像一人講演。我很驚訝。我非驚訝於在這店小人靜的午後，那高音顯得異常洪亮，而是驚訝於那高音卻是鄉音，一聲一調都熟悉，都親切。我暫停翻書，靜靜聽那高音流淌，細細辨認方位。嗯，應該是河南人，口音和豫劇《朝陽溝》里栓寶的腔調很像。我又默默打量了幾眼高音的「發源地」：是一位老人，瘦而高，腰板挺直，短髮灰白，面部線條硬朗，一邊喝茶聊天一邊理書收款，動作乾脆利索。原來是書店的老闆。他該是1949年來台的老兵吧，在這裡生活了五十多年，家鄉口音一絲不變，舉手投足仍有軍人風範。正如此猜測著，老先生手拿幾本書走了過來，見我立在一邊，手足有幾分拘謹，就說：「隨便看隨便翻。那邊有小板凳，可以坐下歇歇。這舊書臟，小心你那手，一會兒就黑了。」

「謝謝。」我緊接著問，「您是河南人？」

「你咋知道哩？」老先生一臉燦爛的笑，好像說中他的籍貫就等於給他報了一個喜。

「一聽就知道，」我說，「咱也算老鄉。」

「你是河南哪個地方的？」他興緻大為提高。

「我老家河北，」我答道，「河南河北緊挨著。」

「對對對。」他笑了，一邊走回收銀台，拿了一張名片遞給我。我這才知道，這家店叫「人文書舍」，老闆叫張銀昌。名片上緊接他名字後面印的是籍貫——河南舞陽。

他又要忙著去招呼剛進店的老相識，臨轉身他拉我拐進一個過道，用手指著一間閣樓說：「那上面還有書，都是史料一類，感興趣你自己去翻，我不陪你了。」

我挑了唐德剛的幾種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的初版集子，也挑了一些民國史料。結賬路上一抬頭看見橫樑上掛著一排舊雜誌，其中有大名鼎鼎的《自由中國》。我心臟撲通了幾下，說明果然動了心。我問張老闆這套雜誌齊不齊。「現在湊不齊。」他說，「我賣過很多整套的了。你留個地址電話，我慢慢給你配齊。」《自由中國》是胡適、雷震、殷海光等人於1949年11月創辦的政論雜誌半月刊，以批評國民黨政府聞名，曾連續發表社論直指蔣介石一黨獨大，為所欲為；又發文反對蔣介石第三次連任總統。胡適那個「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著名主張，也是這一時期在《自由中國》撰文提出的。1960年，雜誌又提倡組建反對黨，還真刀實槍做了起來，終於惹怒當局，雷震被捕，《自由中國》亦遭停刊。

付完書款，和張銀昌先生告別。「等等。」他忽然轉身從書堆里抽出一本雜誌，說，「這一本送你。」我一看，竟是一期《自由中國》，1956年的。

雷震被捕後不久，《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小四也被捕了。電影里沒有出現《自由中國》，書攤倒是出現了一次。在那個鏡頭裡，小明嘴裡一聲聲喊著「小四」，在成排成列的書攤中東張西望，尋找那位她剛認識不久的小男生。電影快結束的時候，小四因愛成恨，把小明殺了。都是上世紀60年代的事了。那時台北風雨如晦，牯嶺街卻因為舊書而有了另一番熱鬧。1966年，河南籍退伍軍官張銀昌從北投來到牯嶺街，集資辦起一家「人文書舍」。這家書店今天還在牯嶺街上。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