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愛祖國可祖國愛你嗎：蘇聯的猶太人為何選擇流亡？

作者=張建華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

在公元14年猶太人大批東遷,最初定居於中歐和東歐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等地區,隨後又向俄國版圖內的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地區遷移17世紀,波蘭政府採取了鼓勵外來移民的政策,尤其鼓勵文化教育水平較高並擁有各種技藝的猶太人,因此猶太人在該時期的移民數量獲得較大幅度的增長,而猶太人的居住區往往是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18世紀60年代後,在俄國女沙皇葉卡特琳娜二世統治期間,俄國、普魯士、奧地利三國政府聯合瓜分了波蘭,波蘭的大部分領土和西烏克蘭納入俄國的版圖,原波蘭領土上的猶太人也隨之處於俄國的統治之下。到20世紀初,世界上的猶太人約半數居住在俄羅斯帝國境內,1897年的俄國人口統計資料表明,俄國境內的猶太居民人數為522萬人。

沙皇政府以及各級統治者對猶太人始終是採取限制、壓制和迫害的政策。沙皇伊凡四世統治時期曾發布詔書驅趕猶太人出俄國,禁止猶太人在俄國居住。在17世紀中期,莫斯科公國的軍隊就多次攻入波蘭和立陶宛,大量屠殺當地的猶太人,或者劫持數萬的猶太人到莫斯科公國境內,強迫猶太人改宗東正教,使猶太人淪為奴隸。沙皇彼得一世統治時期,大量的猶太人被驅趕出俄國,也不願接受他稱之為「流氓和騙子」的猶太人來俄國居住。沙皇葉卡特琳娜二世統治時期,因推行開明君主專制,對猶太人的迫害有所放鬆,給猶太人以一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行政自治權。但為便於管理,葉卡特琳娜二世於1772年下令在俄國的西部和西南部建立帕累猶太人居住區,猶太人被人為地與其他民族隔離開來,後來這個猶太人居住區的範圍擴大到了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高加索和黑海地區新佔領的「新俄羅斯」等地區。在沙皇保羅一世統治時期,沙皇政府將猶太人的居住地限制在與波蘭接近的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禁止猶太人在上述地區的各省首府和城市居住。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統治初期曾宣布所有的學校向猶太人開放,並鼓勵猶太人移居到帕累以外的地方安家和經商。但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被稱為「對猶太人的無情的30年」,尼古拉一世認為猶太人是「吸血鬼和寄生蟲」,是「無法被同化的分子」。沙皇政府宣布收回猶太人的行政自治權,有15萬猶太人被驅趕出境。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統治時期,在烏克蘭、白俄羅斯、波蘭、立陶宛多次掀起了屠殺和驅趕猶太人的狂潮。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從其繼位之初就宣布「:你要知道,我必須承認,當猶太人受到虐打時,我是感到快樂的。」他規定猶太人不許在政府中任職,猶太人接受高等教育被加以限制,甚至於1891年下令禁止猶太人在莫斯科居住。1895年,尼古拉二世頒布一系列的反猶法令,縮小猶太人居住區的面積,將居住區限制在沿西部邊界划出的50俄里寬的平原上。從19世紀末起俄國再次掀起反猶狂潮。在沙皇政府的鼓勵和縱容下,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者、黑色百人團瘋狂地迫害猶太人,卑劣地製造了「貝利斯事件」等,受官方支持的「黑色百人團」分子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製造了數次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列寧在革命前談到俄國的民族特點時指出:「俄國是以一個民族即以大俄羅斯民族為中心的國家。大俄羅斯人佔據著廣袤的連片地區,人口約有7000萬。」在沙皇俄國時代,俄羅斯民族在俄國社會中居於極其特殊的地位。按照沙皇政府1832年制定的《社會構成法》的有關條文規定:俄羅斯民族是作為統治民族,而第二大民族———烏克蘭民族被稱為「小俄羅斯人」,律稱為「異族人」,使俄羅斯民族在政治、,就可以知道我們;把波蘭人都叫做『波蘭佬』,嘲笑韃靼人為『王爺』,烏克蘭人為『一撮毛』,喬治亞人和其他高加索異族人為『蠻子』。」在十月革命前,以沙皇羅曼諾夫家族為代表的俄羅斯貴族和地主階級把持著國家政權,而其他民族在各個方面則受到嚴格的限制。就整個民族而言,俄羅斯民族是作為統治民族壓迫其他民族的,這即是列寧所說的歷史上所形成的事實上的不平等。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不懂得對待民族問題的真正無產階級態度,誰就實質上仍持小資產階級觀點,因而就不能不隨時滾到資產階級的觀點上去」。在1921年召開的俄共(布)十大上,布哈林在解釋列寧堅持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時說「:為什麼列寧同志那樣不顧一切地奮力在喬治亞問題上敲起警鐘?為什麼列寧同志在自己的信中隻字未談傾向分子的錯誤,相反卻用所有的字,斗大的字反對對傾向分子所實行的政策?為什麼他要這樣做,是因為他不懂得沒有存在地方沙文主義嗎?,他,在談論大俄羅、阿哈爾齊赫沙文主義、哥麥爾沙文主義和隨便什麼沙文主義,我們就淹沒了主要問題。」列寧在臨終前看到俄共(布)黨內和最高領導層內俄羅斯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傾向日益嚴重,已成為黨內團結的重要危害,並關係到蘇維埃政權的前途,對此他深感憂慮,他不顧自己日益加重的疾病,宣布要與黨內出現的民族沙文主義決一死戰。列寧和蘇維埃政權民族政策得到布爾什維克全體黨員和各族人民的廣泛擁護,最終在平等和互助的基礎上建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在新政權和新制度下,在新國家中,蘇聯各民族激發了保衛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猶太人(族)和其他民族一樣將自己的聰明才智和愛國熱情貢獻給蘇聯。大批的猶太族青年加入俄共(布),參加紅軍,投身保衛新政權的鬥爭之中。猶太族出身的幹部和知識分子在各級政府機關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僅在新政權的最高決策機構———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七名成員中,猶太族出身的就佔了四名,他們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維爾德洛夫。俄共(布)中央專門成立了一個猶太部,負責管理和協調猶太人事務。在各級文化、教育、衛生、藝術機構,猶太族出身的幹部也佔了較大的比例。

此外,猶太人獲准同國外建立聯繫,接受美國的猶太人慈善組織「聯合分配委員會」的糧食援助,少數猶太人被批准移居國外。1928年3月,蘇聯政府在比羅比詹建立了猶太自治州,並且制定了龐大的移民計劃。猶太人文化教育事業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1931年猶太人的四年制的師範學校和中等技術學校有1100餘所,在校的學生有13萬人,莫斯科的「西方共產主義勞動者大學」專門設有猶太系。猶太人的戲劇、文學、藝術、科學研究、電影等事業也隨之繁榮起來,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一家猶太人劇院,隨後在明斯克、基輔、列寧格勒等大城市相繼建立了猶太戲劇學院,到1934年蘇聯共有18個常設的猶太劇院。烏克蘭科學院下設猶太族無產階級文化研究所,白俄羅斯科學院設有猶太問題研究部,主要從事猶太人革命運動史和猶太人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研究。

在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期間,猶太人和其他民族共同為建立富強的社會主義而渾灑汗水。在烏克蘭的列寧水力發電站建築工地上,乎包括各個民族的工人和專家。拉干達的建設者在1935)信中說「:……我們所有的人在一起、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猶太人、韃靼人、德意志人和其他民族是一個大家庭。」

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蘇聯國內政治氣氛日漸緊張,猶太人的命運發生了轉折。在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鬥爭中,反猶主義成為斯大林手中的武器。1930年,俄共(布)中央的猶太部被撤銷,在隨之而來的大清洗運動中,一大批的猶太族幹部和知識分子被迫害致死。在衛國戰爭期間,蘇聯政府一方面鼓勵猶太人建立「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以爭取西方政府道義上的支持和爭取西方國家的猶太人對蘇聯經濟上的援助;另一方面對猶太人在蘇聯國內的旅行和遷居加以限制,當波羅的海三國被合并後,當地反對加入蘇聯的猶太人大量地被驅趕出蘇聯國境或者被大量地關進各地的集中營。事實上,在衛國戰爭中,絕大多數的猶太人與其他民族一樣,為保衛蘇聯而英勇戰鬥。在獲得蘇聯英雄稱號的11000餘人中,猶太族出身的佔據總人數的第五位,即俄羅斯族8160人,烏克蘭族2069人,白俄羅斯族309人,韃靼人161人,猶太人108人。

被列寧稱為「俄羅斯化的異族人在表現真正俄羅斯人的情緒方面總是做得過火」的斯大林的權力和聲望在衛國戰爭後達到了項峰。40年代中期後,在斯大林的默許下,大俄羅斯主義急劇膨脹,反猶主義盛行全國全黨。1953年1月,在斯大林去世前兩個月,因克里姆林宮女醫生季亞舒克的告密,內務部長貝利亞製造了一起莫須有的「醫生謀殺案」,即所謂的克里姆林宮的保健醫生與國際猶太人恐怖組織「猶太聯合救濟委員會」和美國情報機構聯繫,以「有害的治療方法縮短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生命」,在被捕的9名著名醫生中有7名是猶太人。

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是蘇聯歷史發展的重要時期,也是蘇聯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發展的轉折時期。,70年代中期後。在民族問題上,蘇聯國,在蘇聯社會以及蘇聯領導階層中發揮其影響。俄羅斯人在與其他民族交往的過程中,以「老大哥」和「救世主」的身份自居,而視其他民族為「被拯救者」和「小兄弟」,不尊重其他民族的生活習俗和文化傳統,甚至處處排擠其他民族。

20世紀50—80年代大規模的推廣俄語運動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60年代初,赫魯曉夫宣布「:在蘇聯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徵的,不同民族的人們的新的歷史性共同體———蘇聯人民。」赫魯曉夫甚至在白俄羅斯大學的一次演說中提出「:我們掌握俄語速度愈快,建成共產主義就會愈快。」勃列日涅夫執政之後,在理論上補充了赫魯曉夫的「人們新的歷史性共同體———蘇聯人民」的概念,提出「雙語制」理論,即蘇聯的各個民族在掌握其母語的同時,還必須掌握族際交流語———俄語,並將其作為本民族的「第二語言」。一些蘇聯學者公開宣稱「:生活在自己共和國內的人們,比較明智的做法是忘記自己民族的語言,不去使用他已經熟練地掌握了的語言。」蘇聯政府推廣「雙語制」運動本身具有明顯的文化沙文主義色彩,它實際上是以行政命令和強制暗示的做法迫使非俄羅斯族居民「自願」選擇俄語為第一母語或第二母語。蘇聯學者科茲洛夫所著的《蘇聯民族》中提供的具體數字表明:從1926年到1970年,蘇聯境內的各民族將本民族語言作為母語的比例,除俄羅斯族上升了0.1個百分點外,其餘民族(非俄羅斯民族)平均都下降了2—54個百分點。其中各加盟共和國的非主體民族下降速度尤為驚人,猶太族的比例從1929年的71.9%下降到1970年的17.7%。另一項統計資料表明,在猶太人中將猶太語作為母語的老年人的比例要高於中年和青年人。另外,以猶太文字出版的書籍的數量在20世紀70年代後銳減,1951年蘇聯出版的猶太族依地語的書籍24種,到1970年只出版了4種。

蘇聯政府鼓勵異族通婚,異族通婚所生子女的民族屬性由子女自由選擇,猶太人與俄羅斯通婚所生的子女大多數選擇俄羅斯族為自己的民族屬性,居住在俄羅斯聯邦的猶太人與俄羅斯人的異族通婚關係中,僅有12%—18%的後代選擇猶太族屬性。

無論是沙皇俄國時代,還是在蘇聯時代,猶太人始終是各民族中受文化教育程度最高的民族。。在俄羅斯聯邦,每千名10344人受到高等教育,而俄羅斯人僅為43人。但是從70年代起,猶太人接受高等教育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莫斯科大學、列寧格勒大學、鮑曼工學院等著名大學或者是與航天航空、軍事技術、信息科學等有關的系科對猶太人的限制較多。一組統計數字表明:從1967年到1973年,猶太人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從11萬人下降到88500人,受過中等教育的人數從46000人下降到37100人。究其原因,除了與70年代猶太人大量移居以色列、部分猶太族青年因父母為異族通婚而選擇俄羅斯族民族屬性而導致蘇聯的猶太居民總數下降有關外,與蘇聯政府限制猶太族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政策也不無關聯。

是一方面,似乎蘇聯政府對猶太人移居比羅比詹並不採取特別的鼓勵政策,另一方面,比羅比詹遠離歐洲文化和經濟中心,生存條件和自然環境都比較惡劣,自然對習慣於居住在大都市的猶太人沒有太大的吸引力。而且猶太人也擔心,如果一旦移居到遙遠並且荒涼的遠東,蘇聯政府可能再也不允許他們回到蘇聯的中西部或者移居以色列、美國和歐洲國家了。因此,直至20世紀80年代初,比羅比詹的猶太人數也僅在2萬餘人。沒有本民族的共和國,也就沒有自治的憲法及其他的法律。

1948年5月,蘇聯宣布承認以色列國,兩國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得到了逐步的開展。1964年,第一批蘇聯猶太人約4667人(主要是老年人)被批准移居以色列。1967年第五次中東戰爭爆發後,蘇聯和以色列關係中斷,有關蘇聯猶太人移居以色列的申請被停止,此前移居到以色列的蘇聯猶太人為8442人。1968年秋,蘇聯政府又開始接受猶太居民移居以色列的申請。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訪問美國時,曾公開表示,蘇聯政府每年將允許36000至40000蘇聯猶太人移居以色列。1974年,勃列日涅夫又向西方媒體宣布,每年批准移居以色列的人數將增加到5萬人。西方學者統計,從1964年至1974年,從蘇聯移居到以色列的猶太人數為100829人。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由於蘇聯政府放鬆對猶太人移居以色列的控制,出現了一個新的移民浪潮,到1982年移居以色列的蘇聯猶太人總數達25萬人之多。

蘇聯猶太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活了近70年,他們同蘇聯其他民族一起為保衛和建設社會主義制度貢獻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毫無疑問,他們對這個國家和這一制度是懷有深厚感情的。但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一大批蘇聯猶太人在20世紀70年代後義無反顧地選擇離開蘇聯,移居他國呢?

前面筆者已經較多地論及了歷史上沙皇政府和統治階級對猶太人的殘酷迫害和歧視政策所導致的歷史積怨,論及了蘇聯時期國內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和反猶主義的盛行所造成的惡劣影響。

如果從人口總數來看,猶太族(人)是蘇聯的第16個民族,佔蘇聯人口總數的0.6%(1983年統計數字)。在前16個民族中,除了韃靼族、日耳曼族外,都成立了以上述民族為主體的加盟共和國,即使是位列猶太族之後的拉脫維亞族和愛沙尼亞族也建立了本民族為主體的加盟共和國行政區劃。1928年3月,蘇聯政府宣布在遠東的比羅比詹建立猶太自治州,目的是將猶太民族集體固定在遠離歐洲中心的東西伯利亞,並且利用猶太人的聰明才智促進西伯利亞和遠東的開發。但除此之外,至少還有兩點原因:

第一,從猶太民族自身的民族特質來看,這個民族在長達千年的巔沛流離過程中,儘管在語言、文化、習俗、宗教等方面受到了其居住國家和民族的影響,但是猶太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始終未被徹底同化和融合。希伯來語、依地語和猶太教作為猶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猶太歷史文化傳統的載體,非但沒有消失,反而因各種壓力而日漸強化。此外,儘管猶太人散居世界各地,但猶太人長於從事商業活動,因此彼此間的各種聯繫是非常緊密的,並且形成了一股無形的民族內聚力。正是這種內聚力的存在使得外部的民族政策無論施以何種影響,都難以使其放棄對本民族的語言、宗教和心理的歸屬。正如《猶太人》的作者查姆?伯曼特所言「:無論一個猶太人已經離開他的國度、信仰、他的民族有多遠,的房門,第二,年代後國際風雲作用,加劇了蘇聯猶太人的分離主義傾向。近千年來,猶太復國主義是世界各個角落的猶太人的共同信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色列國家誕生於美國和蘇聯冷戰的背景之下。出於國家安全的角度考慮,蘇聯領導人和政府將國內的猶太人視為潛在的、甚至是不忠誠的對象。在中東地區,蘇聯可以利用反猶主義打擊支持以色列的美國勢力,並且還可以贏得眾多阿拉伯國家的好感。因此,支持猶太人或者反猶主義已經變成了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的工具。在這樣的背景下,蘇聯猶太人自然選擇離開蘇聯而投奔以色列和美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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