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檸：兩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文 | 劉檸

所謂「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是一個具有特定的歷史和意識形態內涵的概念，具體指1949年以後，生活在海外（且主要是美、日、歐等西方國家）的外國人或外籍華人，他們擁護中共政權，基本認同大陸的發展成就，並承認「一個中國」。「冷戰」時代，中國面臨嚴峻的外部矛盾，國門深鎖。極其有限的外部世界資訊和對外界的信號，相當程度上依賴於這些「老朋友」的人肉傳遞。

而在「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時期，「老朋友」其實就那麼幾個人，除了埃德加·斯諾、路易·艾黎和陽早、寒春夫婦等純種「老外」之外，大陸背景的華人更是屈指可數，其身價可想而知。

▍一

就個人記憶所及，印象尤深者有兩位，均是自大陸赴美，後復以「老朋友」身份而歸省者，一是趙浩生，一是董鼎山。少時讀《參考消息》，「趙浩生」的名字簡直是碰鼻子碰眼，對中國人談美國、日本，對外國人談中國。署名前面的頭銜，有時是「專欄作家」，有時是「特約記者」，以至於很長一段時間，我始終不知其真實身份。

1920年，出生於河南息縣一個普通人家的趙浩生，早年經歷坎坷，是一名自學成才的名記。抗戰勝利後在重慶，他作為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的特派員，採訪國共和談和政治協商會議（史稱「舊政協」），在報紙上特辟「政協花絮」專欄，推出系列報道，頗吸引輿論的視線。周恩來的氣質風度，給他留下了永難磨滅的印象。身為國民黨黨報記者，內心已開始向中共傾斜。到採訪「國大」時，則明顯感到了國共實力的逆轉。

國民黨還都南京後，隨原中央社長鬍健中轉戰《東南日報》。1948年，作為《東南日報》駐日特派員赴東京。當他乘「遼海號」徐徐駛出吳淞口，向深海進發時，望著身後漸漸遠去的上海，內心有種莫名的預感——「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

這種預感不幸言中——此乃後話。作為盟國新聞機構駐東京的特派員，在戰後名義上由盟國佔領，實際上是美國單獨佔領的日本，趙浩生的旅日生活相當爽。他本人也並不迴避這一點，甚至頗有自喜之色，如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派有一個排的憲兵作為象徵性的佔領，持有中國護照的中國人屬於戰勝國公民，在戰敗後的日本享有各種特權。……到了東京，住進「外人記者俱樂部」，更是進入了特權階層。

當時駐日本的中國記者共有九位。……有家眷的人可以分到一幢盟軍佔用的日本豪華宅第或特別為美軍修建的軍眷特區小樓，裡面傢具、傭人一應俱全，這在戰後一片廢墟的日本簡直就是人間天堂。

透過一個細節，亦可管窺這位「無冕之王」人在東京時的愜意：後成為趙夫人的日本姑娘今泉智惠，出身高貴，容貌酷似中國影星蝴蝶，當時就讀於日本最著名的女校津田塾大學，是英文系大三的學生。她的學校在郊外，「我經常奔走在東京市區和她的學校之間，看她們演出莎翁名劇，欣賞早開報春的櫻花」。趙開著一輛黑色大別克轎車，常出入津田塾的校園，頗引人注目，乃至「今泉老太太（即趙未來的岳母）曾為此婉轉地讓女兒告訴我，最好不要出入她的學校太勤，看來對我這個開著大汽車的年輕人還是心存疑慮」。趙尊重老人家的意思，遂把約會改為周末在東京市內見面。

趙浩生一家

趙作為新聞記者，有很好的直覺和敏銳的神經，「離開中國的前夕，已經預感到一個巨大的變化即將到來」。到東京後，又利用記者的便利，密切關注大陸的局勢發展。「百萬雄師過大江」——南京解放的新聞以頭版四分之一的版面刊登在日本各大報紙上。不久，又從短波收音機中聽到解放軍進入北平的消息，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的著名宣言和廣場上群眾的歡呼聲「此起彼伏，令人熱血沸騰」。

他清楚地意識到，「我在日本只是憑藉著戰勝國的特權身份生活，但這只是暫時的。一旦日美簽訂和約，佔領狀態結束，一切就會立刻煙消雲散，我必須有所選擇」，遂開始摸索回國的道路。他先是給時任新聞總署署長的胡喬木寫了一封信，毛遂自薦，表達了回國的願望，同時附上一篇通訊稿，一併寄往北京。

不久就接到回信。可信不是胡喬木本人寫的，而是由《中國建設》雜誌日文版的一位叫康大川的編輯出面，說收到了來信，並附上來稿已在《光明日報》發表的剪報，「他還建議我經常剪寄日本報紙，他可以給我寄《人民日報》，以此作為交換」。不過，對趙回國之訴求，卻隻字未提。於是，「我意識到回國的事已成泡影，心裡感到很失望」。

1951年9月，《舊金山和約》簽署，趙回國的願望徹底落空。其作為駐日特派員奉公的《東南日報》，原準備遷往台灣，後因載有報社印刷機的「太平輪」在海運途中沉沒，復刊亦成泡影。據說沉船的原因是蔣介石下令把國庫里的黃金搶運到台灣，終因重金屬超載所致。對趙來說，繼續滯留日本已毫無意義，加上苦苦追求的今泉小姐已先期赴美留學，遂決定申請赴美讀書——日本成了人生進路上的一塊跳板，這點與同一時期作為盟國武官常駐東京，後轉身成為歷史學者的黃仁宇如出一轍。

趙按照《韋氏大辭典》附錄中美國各大學地址名錄，發出了一百五十封申請信。由於知識不足，其中不乏女校，但好在收到了十一所大學的回信，同意提供不同額度的獎學金。

作為特派員，在東京的工作語言是英語，還需不時與美軍打交道，趙對自己的語學實力多少還有點信心，但對能否通過簽證考試，卻心中沒底。好在他曾在美軍文化教育中心講授中國歷史。有一天，該中心的主任請他吃飯，餐後喝咖啡的時候，突然問他美國總統林肯的名字如何拼寫，趙隨口說出「L-i-n-c-o-l-n」的答案。主任拊掌大笑，拍著趙的肩膀說：「你留學的英文考試及格了」。原來，這位主任兼任美國駐日本大使館的留學生英文考試的考官。問題雖簡單，但也很聰明，「Lincoln」中的第二個「L」不發音，拼法奇怪，「我居然蒙對了」。

趙浩生在美國的發展順風順水。在伊利諾伊大學拿下博士學位後，1960年，與夫人一起受聘於耶魯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步入中產。趙早年就聽說過所謂「人生三大樂事」——即「娶日本太太，住美國房子，吃中國飯」的說法，沒想到自己竟輕易實現。授業之餘，不覺技癢，開始為美國和海外的中文報紙寫稿，後開設「海外觀察」專欄，並成為在聯合國註冊的專欄作家，筆耕不輟。因此，他後來在「三大」基礎上又加了一條——「寫中國文章」，「三大」變「四大」。

重操舊業後的第一個採訪對象是蔣介石，第二個是宋美齡，對國民黨黨報記者出身的趙浩生來說，找回當年的感覺完全不是問題。

1971年夏，美國務卿基辛格秘訪北京時，趙浩生一家正在巴黎度假。應法國《世界報》的邀請，趙撰寫了長篇評論《美國華僑看尼克松訪華》，以過去蘇聯和流亡海外的白俄為例，闡述中國與海外華僑群體的關係：

中美復交後華僑與新中國的關係，應該與蘇聯和白俄間的關係有所不同。白俄是沙皇時代的皇親國戚、公卿貴族，而留美華僑絕大多數都是出身小資產階級。白俄在西方國家居住一個時期後，即與當地人沒有兩樣，但中國人永遠是中國人。

在中美兩國剛剛接觸，能否建交尚有很大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便大膽預言，「留美四十萬華僑的智力財力……必將成為幫助祖國發展，促進中美邦交的巨大力量」。

文章以法文刊登在報紙上，後香港《七十年代》雜誌和大陸的《參考消息》，又分別以中文轉載。嗅覺敏銳的趙浩生，明顯感到了空氣中的波動。回美國後，立即向白宮遞交了以專欄作家身份，隨尼克松總統訪華的申請，惜未獲批准。趙當即決定，直接向北京方面提出申請：「我把自己的意思，告訴了新華社的朋友，請他們代為向周總理請示。解放前我在重慶、南京採訪周總理時，專跑國共和談的新聞，我相信周總理是會記得我的。」

趙的申請果然很快被有關方面批准。趙旋即攜夫人飛赴加拿大渥太華，到駐加中國大使館領取簽證，受到章文晉大使的款待——章是趙在「國共和談」時期的老朋友。就在趙緊鑼密鼓地做回中國準備的時候，耶魯大學校長布魯斯特向趙頒發了一通蓋有火漆校印的委任狀，正式委託趙代表耶魯，向中國學術界致意。

耶魯大學是最早向中國滲透的美國高等教育機構，早在二十世紀初葉，雅禮學會（耶魯校友會，同時負責海外投資）就在湖南長沙建立了雅禮中學（1906年）和湘雅醫學院（1914年），其專業水準有目共睹。

長沙雅禮大學堂教職員合照

布魯斯特校長請求趙專程去長沙，了解湘雅醫學院的現狀，並希望不久的將來耶魯可以組成一個教授訪華團，「作為第一個美國高級學府到中國訪問的代表團」。其中，當然也有耶魯和哈佛——美國兩所歷史最悠久的常春藤大學之間的競爭背景。後在趙的斡旋下，耶魯果然在競爭中勝出，向中國派出了第一個美國大學代表團。

1973年5月8日，趙浩生攜全家從香港羅湖回到了闊別四分之一世紀的大陸。歷時五十二天的訪問，從南到北，充分展示了新中國的建設成就——毋庸諱言，是被「安排」的結果。從兩個細節，可窺視當時有關方面對趙一行的重視及接待規格。一是趙回河南老家之前，「先到各地去旅行了一個多星期，後來才知道，這是國際旅行社的特意安排，以便在這段時間裡，將信陽到息縣的一段公路修整好，使我們可以坐汽車直達息縣」。果不其然，汽車沿筆直的柏油馬路駛入息縣，車窗外是電燈工廠、水泥樓房，「實在令人感動之極」。

二是一行在北京站下車後，住進當時最豪華的民族飯店。行裝甫卸，就被告知「周總理今晚請你參加國宴，歡迎越南黨政領導人黎筍、范文同」。趙之喜出望外可想而知，「自從南京一別，我已經有二十七年沒有見到周總理了」。趙不愧是資深的政治記者，當場就發現了一條重磅新聞：

在周總理身後步入會場的一群人中，我發現了一張新面孔，使我大吃一驚的是一位新近復出的重要人物——鄧小平。他那天穿著一身深棕色的中山裝，精神飽滿，步履穩健。他的出現，尚未引起我同桌新聞記者注意，經我一提醒，大家才意識到這是一個重大新聞。

彼時，中國剛剛突破美國的戰略封鎖，但長期斷絕造成對西方世界深度隔膜，急需溝通的管道。可以說，這種青黃不接的狀況，是趙首次回國，便搭上了「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班車的大背景，從而也為他今後「鏈接」中國定下了調子。自此，一發不可收拾，趙開始在中美兩國間頻密穿梭——截至回憶錄出版時，回大陸已逾八十次，若加上台灣的話，則更多。

歷時五十二天的歸省之旅結束後，直到回到美國康州的家，他似乎仍未從一種如夢如醉的情境中醒來：「放下行囊，環顧四周，不禁一陣茫然。這是哪兒？是我的家嗎？是我奮鬥、生活了二十多年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家嗎？」他自己也承認，「從踏上祖國的那一天起，我始終像生活在狂歡的夢中一樣，久久不願醒來」。他從唐人街的中文書店訂了一份《人民日報》，努力了解大陸的動向。同時，也想「為祖國做點什麼」。因此，寫文章、巡迴演講，為宣傳新中國的成就，消除海外華人、華僑內心的顧慮和疑惑，確實做到了不遺餘力。

但毋庸置疑，趙作為那個時代能自由出入中國的屈指可數的海外華人之一，高度認同時代的主流價值，對中國的現狀幾乎是照單全收。如他在海外看到中國紀錄片《紅旗渠》，感到激動不已，認為「美國獨立一百九十七年，已在走下坡路，中國解放才二十四年，其未來願景是不可限量的」。他甚至為「文革」辯護，覺得「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教育的影響不是混亂，而是新生」。他的回憶錄《八十年來家國》，筆者在過去十五年曾先後讀過兩遍，幾乎看不到對中國的任何批評。唯一的「吐槽」，是作為對長期包住的北京飯店餐廳所提供早餐的意見，發表在當時的《參考消息》（1987年9月6日）上：

我是吃豆漿、油條長大的，身居海外，在萬種思鄉情感中，包括對豆漿、油條的懷念。……豆漿油條所代表的，不只是中國傳統風味的早餐，更代表著回味無窮的鄉情。我是一個具有十多年「住齡」的北京飯店客人。這裡上好的豆漿、油條已成了我回國的誘惑之一。但沒想到今年5月回來，這裡的早餐忽然變了樣。只供應廣東式早點，豆漿、油條不見了。

作為北京飯店的老客人，我一向贊成這裡的改進精神。但這種「改進」不僅使我失望，幾乎成了精神折磨。……「改進」的意思是以改革造成進步。為改而改，改而不成，就成了「蝦餃」——「瞎搞」。

進而從豆漿、油條問題，引申到中國的「四化」大業，認為「正像北京飯店的早餐不應全盤廣東化一樣，以『全盤西化』方式推進『四化』，也難為人們所接受」。結果，北京飯店「從善如流」，在文章刊出後不久，恢復了傳統京味早餐的供應——「老朋友」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對趙來說，是所謂「愛之深，責之切」——他確實沒拿自己當外人，也深信自己的所為和建言，都是為了祖國的社會進步。但同時，也不得不說，他在北京的生活及接觸的圈層，其實尚不能代表整個中國社會。確切地說，趙所走的基本是一條高蹈路線。

據他自己透露，「從1975年起，我在北京飯店前後住了十四年」；「從1989年起，我遷往金魚胡同的王府飯店，一住又是十年。這十年我並未和北京飯店斷絕關係。」他雖然「沒有當過國賓，但在釣魚台國賓館也住過一個月」，「我的卧室大得像個籃球場，洗澡間也有半個籃球場那麼大」；他甚至對自己下榻的國賓館十五號樓和為接待英國女王訪華而興建的十八號樓的硬體標準差門兒清；「有一天，我在湖畔散步，和也在裡面做客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巧遇，我們愉快地交談起來，同聲稱讚中國的庭園之美……」如此「高大上」的觀察，自然有別於一般知識分子的平民視角。

有一次，他應邀為日本財界做關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演講，但自忖對這個問題了解不深，便「在國務院僑辦的安排下，訪問了當時主管經濟的姚依林和國家經委副主任朱鎔基」。他後來回憶說：「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位未來的總理，他給我的印象不同一般的官員，而像一位工商管理學院的教授。」

1998年，金融危機席捲亞洲之際，他再次應日本債券信用銀行之約，主講中國的財經政策，但「這個題目太大了，我不是財經問題專家，必須要有充分的準備，更重要的是必須要有權威的消息來源。我決定上書朱總理求助，他立即安排人民銀行戴相龍行長和我見面，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問題。我胸有成竹地飛往東京……」

事實上，有意無意的，趙充當了中國對港台和西方的溝通管道。如上世紀80年代末，「我鄭重地向日本執政當局提出一個政策上的重要建議：日本決不可步西方國家的後塵，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1990年，訪問台灣，見李登輝時，他說自己「剛從北京來」，北京的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丁關根先生「托我帶一件特別的禮物送給你」。他的話引起李的好奇，「他問我是什麼特殊的禮物，我說丁先生想送他一套《毛澤東選集》」。見「行政院長」郝伯村時，談到中國大陸，他說：

郝院長，我要告訴您一個好消息，就是您的家鄉江蘇省去年的生產總值已經超過上海，位居全國第一，這都是您的一位老鄉的功勞（郝是江蘇鹽城人，而祖籍揚州的江澤民主席是他的江蘇老鄉）。郝院長對家鄉的經濟發展表示欣慰。

趙浩生與郝伯村合影

趙浩生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特首董建華之父、香港船王董浩雲是至交。董浩雲過世後，與董建華開始交往。早在香港回歸之前的九十年代初，趙去董在香港臨維多利亞港的辦公室做客，兩人「談到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政策的成功，和香港回歸後實行的『港人治港』、『一國兩制』的政策，以及香港經濟發展的前途」：

我忽然心血來潮，感到面前這位侃侃而談、儀錶堂堂、精力如日方中的企業家，正是一個理想的未來香港的行政長官人選。想到這兒，我突然說：「C. H.（董建華的英文名字），以你的能力、才華和對香港的了解，你應該出來競選香港回歸後的第一任行政長官。」這個突如其來的話使他大吃一驚，他愣了片刻，然後連連搖頭，他解釋說，自己不過是個企業家，對政治不感興趣，「東方海外」有員工三千多人，他不能扔下他們去從政。

接著，趙進一步對董端出了自己的想法，認為董具有六個「獨有的條件」（即：一，生在上海，長在香港，是地道的中國人，地道的香港人，這正符合「港人治港」的要求；二，香港是個經濟城市，需要企業家主政，他正好是位聲譽極高的成功企業家；三，曾在英國留學，知道應該如何對付統治香港一百多年的英國人；四，他長期在美國工作，在美交友甚廣，一定會得到美國的支持；五，「東方海外」的船隻大部分是在日本製造，在日本的信譽極高，日本也一定會支持他；六，「東方海外」的最早基地是在台灣，他的妹妹嫁給了前台灣警備司令彭孟緝的公子，有助於溝通兩岸三地的關係），是特首的不二人選。

趙的一席話「雖然沒有馬上說動他，但清楚地喚起了他的自覺」。1996年4月，首任特首的競選活動正式拉開帷幕，董建華的名字果然出現在候選者的名單中。對此，趙頗為自得：「我是第一個有先見之明的勸進者。」

應該說，趙浩生是一個在海外漂泊了大半生的真誠愛國者，對故國懷有極強烈的家國情懷，其文字，也基本發表在《人民日報》《參考消息》等官方主流媒體上。如1997年，江澤民主席訪美之際，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娘家人來了》：「娘家人來了，我們希望他受到最風光的接待，取得最圓滿的成果。娘家人和婆家人的頻繁走動、和睦相處，會給嫁出去的女兒們帶來歡樂幸福。」一年後，柯林頓總統訪華時，他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婆家人來了》：

一年前娘家人訪美，受到非常隆重的接待，獲得圓滿的成果。如今婆家人回訪一定也會受到禮尚往來的接待，獲得圓滿的成功。這是所有旅美華人華僑的衷心祝願，因為我們知道娘家人和婆家人的和睦相處和經常走動，會給嫁出去的女兒帶來最大的快樂。

其調也高，其情也真，亢奮喜悅，溢於言表。

2012年6月29日，趙浩生在美國去世。生前曾留下遺願：死後與父母團圓。兩年後，夫人今泉智慧專程赴河南息縣，合葬夫君的骨灰於其父母的墓穴中——海外遊子終於魂歸故里。朱鎔基在致今泉夫人信中對趙的評價，或可為之蓋棺：「浩生先生與我國幾代領導人保持深厚友誼，為中美文化、經濟等方面的交流，為祖國統一大業做出了積極貢獻。」「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有那麼幾位，可畢竟不是所有「老朋友」都有「與我國幾代領導人保持深厚友誼」的幸運和資格——譬如，董鼎山。

▍二

與趙浩生相比，董鼎山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雖然沒那麼高調，但文名卻不小，對文壇和文化界的影響，比趙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讀董鼎山，最早是在《讀書》雜誌上。董的文字平實而不失文氣，文體介乎於作家與記者之間，顯然受過文學和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雙重訓練，介紹美國的文壇、出版和社會的方方面面，時而穿越回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壇，有識有趣，有包袱有八卦，風靡八十年代。

他在《讀書》等刊物上的文字，後均結集出版，有《天下真小》《西窗漫筆》《紐約客閑話》等，我一路追讀。青春期了解的有限幾部西方性小說，如亨利·米勒的「回歸線」（TROPICS）系列、安納·寧的性愛日記、弗蘭克·哈里斯的性告白《我的生活與愛》等，也端賴董書的「點撥」。我認為董鼎山的著作，至今仍未過「賞味期」。這兩年，坊間出了董鼎山的回憶錄（《憶舊與瑣記》，百花文藝出版社2012年9月版）和口述史（《董鼎山口述歷史》，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12月版），使我對這位前輩作家的生活有了更深的了解。

董鼎山比趙浩生小兩歲，1922年，出生於寧波的一個小康人家，是趙的同代人。慈父嚴母，溫柔敦厚的父親開顏料店，母親出生於上海富家，上過法國教會學堂。那個時代，女性識文斷字者鮮，而董母不僅識字，還愛讀書。董鼎山小學五年級時，一個同學向他借小說，董說母親在看，尚未看完。那同學滿臉狐疑，輕蔑地說：「別瞎說了，你母親怎會識字？」

識字之初，嗜讀武俠、神怪、言情小說，囫圇吞棗。後轉向左翼現代文學，尤其是巴金，影響甚大。讀了《激流三部曲》後，開始對號入座：

把自己指認為那箇舊理教大家庭的三兄弟：我們的大哥南山是思想雖新但服從家教的覺新，我是思想激烈但行止溫和的覺民，樂山是言行都激烈的覺慧。我們三兄弟（四弟名山和五妹木蘭尚幼小）的後來生活途徑似已在那個時期確定。

弟弟樂山比鼎山小兩歲，後成為翻譯家（譯有《第三帝國的興亡》《一九八四》等），與鼎山手足之情最篤，但比兄長更激烈。除了讀書，董鼎山很早就發現了讀報的樂趣，經常去父親的店裡讀報，看的是寧波本地最大的報紙《時事公報》，「而且特別留意看那報紙的副刊」。讀報的積習堅持了終生，後來讀的是《紐約時報》。鼎山一生熱愛寫作，但終未成職業作家。不過，對作家的生活卻似乎早有心得：少年時期，他曾對父母聲明，「我情願一生過亭子間的生活」。

董鼎山初中就讀於寧波當地的教會中學，被學校開除後，赴上海。復旦附中畢業後，入聖約翰大學，讀英國文學。當時在華的美國教會大學，以北京的燕大和上海的約大最有聲望，特別是約大，富家子弟如雲，學生時髦標緻，周末必開舞會，被稱為「派對學校」。

青年董鼎山

孤島時期，鼎山過著十足洋范兒的生活，看電影、跳舞、健身、游泳，交過不止一位外籍女友。同時，也在寫作，在進步文化人柯靈主持的《萬象》、沈寂主編的《幸福》和一個背景很複雜、卻相當重要，名字就叫《雜誌》的刊物上寫小說，弟弟董樂山也在《雜誌》上發表劇評。張愛玲也在那些刊物上發表小說，董鼎山自然是知道的，也打過交道，「我等於跟她是同出一個師門，後來被稱為是柯靈手下的一班小嘍啰」。他承認「她英文也好，中文也好」，「但是我跟張愛玲交往並不頻繁和密切，並沒有多特別，關係是很清淡的」。時隔半個多世紀，他仍記得張的高冷：

她這個人不喜歡交際，也不喜歡跟別人來往。她總是盡量避免接觸人，非常怕羞。但我們對她很欣賞。我年齡比她並不小太多，那時候我十七八歲，她大約二十二三歲，可我們卻將她當作前輩看待。有一次我跟朋友去看望她，她有些愛理不理的樣子，她時常自表清高。她這樣的脾性在當時是很出名的。

聖約翰畢業後，做了兩年記者，也結識了一些名編輯、名作家，其中一位是以翻譯海明威而著名的馮亦代。「由於興趣相近，亦代與我兄弟倆情同手足。亦代夫人鄭安娜在美國新聞處工作，於我來美後介紹樂山進美新處」，從而坐下了後來樂山政治受難的由頭，這是後話。1947年，赴美留學，比趙浩生早了五年——趙從日本赴美時，董鼎山已經從密蘇里大學新聞系碩士畢業。

當時，美華埠有三家報紙：《美洲日報》《華僑日報》和《聯合日報》，政治傾向分別為國民黨系，親北京和中立。董鼎山進了標榜「中立」的《聯合日報》，做國際新聞編輯，凡十一年，同時向英文的《星期六評論》《紐約時報》等媒體投稿。後聽從友人唐德剛的建議，又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系讀了一個碩士學位，畢業後入紐約市立大學圖書館，成為教授級研究員。

董生高大俊朗，氣質出眾，英文又好，交際圈廣，結婚前，外籍女友換了不止一茬。待生活穩定下來，成家，生女，其間父母先後離世。尤其是母親的病逝（1959年），令他哀傷不已，寫了一篇《十二年遊子的悲痛》，在一個名為View的英文國際學生刊物上發表，以寄哀思：

我最痛心的是說起我出國時與她最後告別的情景：當時赴美的熱情佔據了我的全部身心，離別時我興高采烈地與弟弟樂山跳入朋友的汽車到輪船碼頭去，沒顧得上回頭一望。多年後妹妹木蘭告訴我，我走後，母親大哭怪我「沒有良心」，也不轉頭向她揮揮手。當時我滿以為在兩年後讀完碩士學位便可回國，而兩年後恰是1949年……

與趙浩生相比，董鼎山的回國之路更是艱辛。從六十年代起，董鼎山便開始探索回國之路。「大躍進」時期，美國報紙上還間或出現中國大饑荒的消息，「大躍進」之後，幾乎徹底隔絕了，沒有任何關於中國的靠譜消息。董為了了解中國的情況，不惜在麥卡錫主義甚囂塵上的時代，參加左派聚會，同時加入了「申請入境簽證的持久戰」：每隔幾個月，便給加拿大使館寫信陳情，「但回信都是拒絕，我還記得信上簽名的領事名叫紀立德」。

1972年，董因胃潰瘍住院開刀，「躺在病房裡，聽到整個醫院的電視機中都在播放尼克松訪華的各種新聞……我為不能坐在家中細細觀看新聞而深感失望，但是這一新聞帶來的鼓舞卻令我提早康復出院」。

終於在1978年秋，董鼎山攜家眷回到了闊別三十一年的祖國，正可謂「少小離家老大回」。董回國雖然比趙浩生晚了五年，但應該說，能在八十年代之前回到大陸的海外華人，基本都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董也不例外。

可是，董出國前只是一介在孤島困守小資生活的普通知識分子，與1949年後大陸的權力層幾乎沒有任何接點，何況還有胞弟董樂山的問題。因此，董既是「老朋友」，也有被忌憚、被警惕的一面。而這一面，從他剛踏上大陸土地的那一刻起，便戲劇性地凸現出來，「在廣州，我首次發現中國面孔反被自己同胞歧視的現象，沒有金髮碧眼的妻子在場，我一定會吃虧」。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們期望住進一家較為舒適的賓館，但被中旅人員送到隔壁的華僑旅館（因我畢竟是「華僑」），房間內陳設簡陋，女兒碧雅的床是一架臨時搭起的行軍床。碧雅提出抗議，於是行軍床成了爸爸的睡床。吃晚飯時，我們前往隔壁的外賓餐廳，一位老同胞見到蓓琪（董鼎山的瑞典裔夫人——筆者注），用手指點著左邊的外賓餐廳，而我是「華僑一家」，必須前往隔壁華人就餐的地方。

董鼎山與妻子、外孫女

董戰後初期在密蘇里州留過學，想到即使在黑白隔離的美國南方，自己都未曾受到如此對待，不禁大倒胃口，而夫人和女兒則更加不解。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我們想住進北京飯店，卻又被分配到交通不便的華僑飯店」。最是出境時的一幕，令從上海灘出國，又在美國接受了自由主義精英教育的董從內心感到不爽：

我們在廣州坐火車去九龍。兩個滿是金黃鬍鬚的外國人，橫躺在頭等車廂的座椅上，每人佔了四個座位，雙腳放在對面椅上，不顧其他來找座位的旅客。他們手持茅台酒對飲，談笑，瞌睡，打鼾，形同過去的殖民主義者。

回美國後，董在《紐約時報》（1979年3月10日）上發表了《在中國，外國人較其他人更為平等》（In China， Foreigner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一文，「吐槽」回國所見所遭遇的各種被「反彈琵琶」的歧視（即中國人歧視中國人）。

1978年以後，董鼎山每年回國一次，直到2002年，「此後因年老體弱，停止長途飛行」。董作為純粹的文人，其在大陸的交往圈子，也基本上限於文化人——作家、人文學者、翻譯家、出版家等。不僅僅是與大陸文化界新老朋友的交遊，更重要的，是通過與人的紐帶，促進中西文化交流，讓長期隔絕的國家能對世界打開窗子，同時也讓西方更多地了解中國。

在「改革開放」初中期，他做了很多別人沒做、也做不了的事。如他在當時最重要的文化平台《讀書》上寫專欄，與中國文化界接觸較多，便向美國的新聞界、學界推薦《讀書》雜誌，介紹中國的思想文化動態。他在紐約市大圖書館主持東方部，熟悉各國的出版情況和學術思潮，為西方的現代經典和學術新知能落地大陸，穿針引線，作伐搭橋，不在話下。

如八十年代風靡全社會的未來學著作《第三次浪潮》的引進，便源於董的努力：在一個紐約的家庭派對上，董鼎山巧遇阿爾文·托夫勒，「我與他談及《讀書》雜誌，希望能介紹他的新著《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他一口應允。我乃與樂山接洽，先在《讀書》上發表片段，再全書譯成中文出版。不過我也告訴他，當時的中國尚無版權制度，出書後他恐怕收不到版稅。他說無妨，能在中國有這麼多讀者已使他心滿意足了」。而《第三次浪潮》在中國的出版，對八十年代及今天的信息社會意味著什麼，已無需贅言。

出版家、《讀書》雜誌的創始人沈昌文對董鼎山知之頗深。《讀書》創刊之初，以歐風美雨開風氣之先，對櫻雨東瀛的介紹於後，但多年苦於找不到「在日本的董鼎山」，直到發現了李長聲——可見「董鼎山」在那個時代之「摹本」意義。

李長聲

沈公在回憶錄《八十溯往》中的一段記述，幾乎可以為董鼎山「蓋棺」：

國門是開了不少，但是人才太少。原來依賴的專家，大多根本沒出過國，缺少切身體驗。在這種情況下，據我記得，我們得到幫助最多的第一位美籍華裔專家，就是董鼎山先生。他肯幫助我們，特別是同我這樣基本上不解洋文的土編輯長期通信，除了乃弟樂山兄及前輩馮亦代的引介外，主要是，他確實對自己出身的國家，有一種由衷的、深厚的感情。

鼎山先生四十年代出國留洋，居紐約多年，但由於他在出國前就曾從事國內的進步文化活動，對祖國留戀甚深。他之引介美國文化，並非出自炫耀、賣弄，而確實是想幫助我們開闊眼界。這是大異於當時許多後起的文章的。

讀董鼎山的回憶和口述，筆者一個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一位純碎的文人對文學、文化的熱忱和對昔日文人師友的意篤情深。他的書中，充滿了對柯靈、徐遲、卞之琳、桑榆、蕭乾、馮亦代、鄭安娜、吳祖光、丁聰、黃苗子、郁風、謝晉、英若誠等作家、藝術家的溫情回憶。

當然，董畢竟是「老朋友」，不可能不受到權力的關注。如1985年冬天，他應著名電視主持人靳羽西之邀，作她的《看東方》節目的顧問，攝製過程中，受到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和中宣部長朱厚澤的宴請，「我與胡、朱二位談得很投機，他們向我問長問短，對外間世界非常好奇。他們毫無官氣的態度，令我深感欣慰」。還有一次，「在上海的旅社中，正在與老友、《新民晚報》副總編輯沈毓剛敘談之際，房間電話鈴響，上海市長汪道涵要來訪我。我與他談得很洽意」。但董與大陸政治的「交集」也基本止於此，他只是就事論事，寥寥數筆帶過，並不張揚，更無炫耀之意，著墨遠少於文人朋友。

然而，心性清高卻宅心仁厚的董鼎山再也沒想到，對自己最嚴厲的道德指責和傷害，竟然來自胞弟樂山。起因是一篇書評：1997年秋，樂山已罹患肝癌，鼎山與四弟名山一起去看樂山和他的夫人畹君。當時，鼎山剛剛在香港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書評，談名記者理查·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的新書《即將來臨的中美衝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而樂山剛好讀了。

這位作者早年曾任《時代》雜誌駐北京記者，一向被目為中國問題專家，鼎山也認識。其大部分觀點，鼎山是贊成的，惟有對中美之間的衝突甚至會引發核戰爭的結論，無法苟同。他認為，中美之間如果爆發核戰，不但兩敗俱傷，甚而會擴大化至全球毀滅，「早在1950年代，我就曾參加了著名社會主義領袖諾曼·托馬斯（Norman Thomas）所領導的反核運動，想不到今日的美國媒體居然還在討論核戰爭的可能性」，令鼎山感到荒唐。

不承想，「樂山竟大光其火，罵我在替中共說話，為政府張目。我也反駁說這怎能是替中共說話呢？難道中共希望有核戰爭么？那天樂山非常激動，他受刺激很大」。他「對我大加斥責，使我很難接受，但出於對他的病情考慮，我悶不做聲，不加爭論。他的憤怒態度，甚至令坐在一旁的畹君和名山都目瞪口呆，不能相信他的火氣竟至如此。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相聚」。

董樂山

「書評事件」竟然導致了兄弟決裂，這也許在三兄弟早年讀《激流三部曲》時就埋下了伏筆：「覺慧」性格激烈，讀初中時就加入中共的地下抗日活動，眼裡不揉沙子。而「覺民」雖然思想開明，但生性懦弱，一味妥協，總在「和稀泥」。真是連客廳里的一杯茶，都倒影出時代的暴雨，兄弟鬩牆，夫妻反目，父子揭發……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對此，其實鼎山是理解的。1978年，他初次回國時，樂山雖然已被調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當教授，但境況很慘，「看到親弟弟在這種環境下工作維生，心裡一酸，不禁流下淚來」。連鼎山夫人蓓琪也覺得，「這太不公平了」。多年後，他在回憶錄中平靜地寫道：

樂山因為曾在戰後美國新聞處工作，自1957年開始，經過「文革」，到平反之前，吃了二十年的苦。尤其是他在少年時代還比我更早（也更激烈）地參加了革命，而今竟淪落到這種貧苦的程度，也難怪他在晚年的生活中始終難以釋懷，念念不忘他在初期革命時的貢獻。我不能責怪他晚年對我的怨恨，因我在海外多年，對國內的看法是出於美國思想界的思路。在一九九九年一月他罹患肝癌去世前的幾個月內，他火氣極大，即便我打電話去問候，他也只是冷冷作答。不願與我談話，還拒絕了我前去探病的請求，令我極度傷心。

樂山病逝後，樂山原本在美國留學的公子、鼎山的侄兒亦波奔喪後回美，「我問他父親臨終前有否給我一句遺言，他說沒有。我心頭一冷……」

更令鼎山不爽的是，後來，一位從大陸赴美，「專以罵人聞名、自稱『右派時論家』的人」竟然以董氏兄弟失和為由頭，在美國的一些華文媒體上大做文章，用極其聳聽的語調，自我推銷其紅衛兵價值觀，以達到為小布希發動伊拉克戰爭而挺戰的目的。董鼎山對紅衛兵可能沒那麼了解，但作為美式自由派知識分子，對邏輯、立場還是看重的：

把我當做攻擊目標來提高身價，用了什麼「大是大非面前沒有灰色地帶」「董樂山為何不原諒董鼎山」的題目。他的意思是，大是大非都是絕對的，其間沒有灰色的過渡地帶，什麼都是非黑即白。……此公在美國住了這麼久，根本還未明了美國民主自由思想的發揮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紅衛兵經驗給他所奠立的根基……他不知如何對待美國式的自由，反而批評美國的重要媒體的立場。

更可笑的是，此公在拉偏架時，還不忘稱頌評價董樂山所譯喬治·奧爾威的名著《一九八四》、庫斯勒的《中午的黑暗》和曼徹斯特的《光榮與夢想》等等，以顯示自己博學、有據，「卻不知道樂山翻譯的這些名著，都是我介紹推薦的。此公若要罵董鼎山，還須先謝我給了他一個受啟蒙的機會吧」。

鼎山旅美大半生，數十年如一日耽讀《紐約時報》，不僅對西方各種思潮瞭然於胸，也是戰後美國社運的親歷者，他完全無法接受「非黑即白」的邏輯，因在中國受了苦，便把「資本主義美國認作是什麼都好的天堂」，儘管此前對那個社會僅有限於二手知識的皮相了解，卻不惜作擁抱狀，照單全收，一邊「享受可以大罵特罵別人的自由」，卻「又不能體會美國自由氣氛中的理性」，動輒把對立的立場斥為「為體制背書」——到底誰才是「圖樣圖森破」？

鼎山與樂山兄弟怡怡，「自幼讀同樣的書籍汲取知識，我買來的新書他都要看」，鼎山是巴金迷，樂山也成了巴金迷。然而，溫柔敦厚的兄長斷不會想到自己居然成了三流時評家的靶子，被人在媒體上以「樂山不會原諒鼎山」之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流言中傷，鼎山的心境可想而知。他在回憶錄中表示，「雖然我對一般的受到愚弄的紅衛兵表示同情，但對這位受了此類熏染的罵人大師，卻不能寬宥」。

不過，鼎山也確乎有「圖樣圖森破」的一面：老友馮亦代去世後，新華社曾發訃聞悼念，而「董樂山逝世，我則沒有見到新華社發表訃聞，於是便好奇地向友人詢問。據朋友說，新華社發訃聞的標準與死者的官銜級別有關」。不解潛規，反受其傷害，要怪怕也只能怪「老朋友」之理解不足了。

應該說，董鼎山之成為美國知識社會中的自由左派，是在戰後錯綜的形勢和種種因緣際會中，作為知識人的理性選擇。可他並不是那種「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純學院知識分子，其口述史中，有大量對美國社會政治、中美關係的評論和中美文化比較的文字，包括對歷任美國總統、前輩和同輩作家的月旦，等等，其中頗不乏令人拍案叫絕的「酷評」，大大刷新了人們對所謂作家、書評家的刻板印象。如他談到最好的總統和最糟糕的總統時說：

柯林頓是個很智慧的人。他是唯一一個在其任內國庫不但沒有虧空而且有節餘的總統。這是很難得的，是個最好的事情。大家都有安全感，對他印象也很好，認為他是第二個肯尼迪。經濟一好，一俊遮百丑，什麼都好。那時候經濟真好，白宮醜聞是後來的事。

我認為小布希有兩個禍害：一是伊拉克戰爭，另一個是把國家的經濟給搞垮了。他應該是美國歷史上最壞的一個總統，恐怕比卡特的名聲還要壞……是個醜類。他的家庭是很富有的，他一事無成，但靠家族勢力當過德克薩斯州的州長。小布希實際上是把美國引上了下坡路。別人批評小布希時也批評柯林頓，其實他們兩個人的情況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在談到當時的奧巴馬政權及未來總統時說：

我並不認為讓奧巴馬繼續幹下去會對美國經濟更好一些。我只是覺得假如因此要選一個共和黨的人來當總統，我寧願讓奧巴馬繼續幹下去，因為共和黨的每一個人說的話都是亂七八糟。

我反對共和黨不是反對某些人，或者說並不是因為某個人的關係，而是不同意他們的政治主張和他們的基本教義。

我認為柯林頓比奧巴馬有本領，當然是。我沒有考慮種族的觀念，我甚至屬意於希拉里·柯林頓，其實我上次投票的時候是捧希拉里·柯林頓的，可是她初選沒有過關。我認為現在若是希拉里當選的話，可能會比現在奧巴馬當總統當得好。

遺憾的是，董鼎山終於沒能等到特朗普政權誕生。否則的話，以其左派知識人對共和黨的「偏見」，關於「史上最壞總統」的結論，會有所修正也未可知。

▍三

同樣是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董鼎山與新中國的交往，切入稍晚，姿態較低，且基本限於文化層面，但通過以《讀書》雜誌為代表的出版活動和各種學術交流，加上翻譯家董樂山的關係，董鼎山的名字已廣為人知。相比較而言，切入更早，起點更高，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與我國幾代領導人保持深厚友誼」的趙浩生，反倒不大被人提起，不無被世間遺忘之虞，真是耐人尋味。

兩個同代人，都是新聞記者出身，且大致同一時期服務於同一家報紙（即《東南日報》。但趙先在南京支社，後作為特派員直接赴東京。而董則在上海本社，短暫負責編輯本市新聞，旋即赴美），戰後差不多的時期赴美，又先後與新中國發生關係，真應了董鼎山一本書的名字——「天下真小」。可是，二人生前似乎並沒什麼接點：董在回憶錄中曾提及趙的名字，但未做任何置評，而趙則從未提過董的名字。

如今，「老朋友」一個個風流雲散，中國還是中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庶幾成了一個歷史名詞。

【作者簡介】

劉檸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藝術評論者

【精華推薦】

·END·

大家∣思想流經之地

微信ID：ipress

洞見 · 價值 · 美感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