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九七」的香港電影，到底在焦慮什麼？

伴隨著《樹大招風》、《一念無明》在大陸的高熱討論，香港本土電影再一次「回歸」大眾視野。對於大多數大陸觀眾來說，港片早已隱匿了「香港」的味道，而埋沒於各式大眾娛樂化的合拍片之中。今年恰好是香港回歸二十周年，關於後九七香港電影的癥結和未來，也成為此次香港國際電影節的重點專題。

就在眾多香港電影人興緻勃勃地談論「香港電影已死」，「黃金時代不復返」時，我很好奇是否好萊塢（電影工業業已成熟）和歐洲（藝術電影仍占很大比重）也是如此看待的呢？

4月17日，我在香港科學館聽了一場名為《範式轉移：後九七香港電影》的講座。參與討論的三位嘉賓，正好對應了三個不同區域的電影市場，有多倫多電影節前策劃人科林·吉德斯（Colin Geddes），法國世界報影評人托馬·索迪奈爾（Thomas Sotinel），以及香港電影評論協會成員張建德（Stephen Teo，注1）。

在談及九七前後香港電影市場的變化時，張建德開始的論調便是「香港電影已死」，他還反覆強調了CEPA（注2）的簽署對於香港電影造成的影響：製作領域大規模向大陸遷徙，此前每年200-300部的本土電影產量，急速下降至50部；而香港電影的海外投資，從台灣、新加坡等其他東南亞國家迅速轉變為資金雄厚的大陸；大量中港合拍片也收穫了可觀的票房收入。

從張建德的話語中，可以些許感覺到香港一些電影人對於CEPA協議的畏懼，以及對其他香港導演向大陸傾斜的不滿。儘管很多人覺得，在失去了台灣市場和東南亞市場（被張建德稱為香港的傳統市場）的同時，香港本土市場也一度頹靡，CEPA的出現無疑是香港電影的最後一線希望。

可實際上，CEPA的相關協定一邊在挽救香港電影（通過合拍片），一邊也的確造成了本土港片的困境。大量電影人的流失、資金和市場的傾斜，再加上純港片在內地宣傳、發行環節中的不適和尷尬，「香港電影」的標籤在逐漸弱化。

當我陷入香港電影在大陸種種遭遇的思考時，科林和托馬的看法卻模糊了我們一直膠著的時間點—後九七。托馬坦言，法國真正開始關注香港電影正是2000年以後，也是那時候開始意識到香港電影與韓國、日本、大陸同等的重要性（也許關注的仍然是2000年以前的片子）。

科林被問到如何看待中港合拍片在大陸和香港兩個市場的平衡時，他舉了周星馳的例子：他的成功正在於努力平衡了兩個市場，甚至更大範圍上的世界市場；而周星馳的「體驗式觀影」感受會更符合大眾化的口味；至於他在2004年的合拍片《功夫》在北美市場的成功，有相當一部分可以歸功於索尼影業的宣發作用。科林還打趣道，多虧了合拍片，他才能在好萊塢的中國影院看到每年的中國賀歲片。

其實，如果要分析中港合拍片的利弊，周星馳顯然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是香港文化中的另類，一個身兼喜劇巨星和導演身份的人，他本身就是一個大IP，在整個世界文化格局中都有獨特個性，因而很難用周星馳的模式去對應香港電影的普遍模式。

對於香港電影的未來，三位嘉賓透露出的態度也頗為耐人尋味。張建德提出，近幾年《十年》、《樹大招風》等政治色彩濃厚的本土港片培育了一批新興的香港導演，他們是否能在大陸審查通過的界限內，拍出藝術性和商業性兼顧的電影呢？此外，香港電影人除了要關注大陸市場，不應該忘掉「傳統市場」，如果能兼顧這兩個市場，香港電影的復興指日可待。

托馬坦言，香港電影如今面臨的問題，其他國家也在經歷相似的狀況。然而他並不看好香港的娛樂電影，相比之下，好萊塢的娛樂工業已經佔領了全球。如果香港電影想要突出重圍，這不僅依賴於現在的年輕導演們，更和國際電影節、各大國際影業公司、製作工業等多個環節息息相關。

科林補充道，他不確定香港電影是否能回歸所謂的「黃金時代」，當年香港電影的走紅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意外。北美對於香港武俠、恐怖等類型片的獵奇心，再加上當時音像店對於香港電影片名的改動（為了迎合北美市場），種種因素促成了當年香港電影的輝煌。如今面對新的時代、不同的消費市場，他不認為「香港電影已死」，也不認為香港電影會重回「黃金時代」，它僅僅會發生改變。

誠然，科林和托馬代表的北美和歐洲電影人，對於九七在電影領域造成變化的認知必然有所缺失，不過他們的確站在了更高（身處電影工業更發達和先進的國家）、更遠（放眼於全球市場）的立場，有意無意地模糊了本次探討的中心——後九七香港電影的範式轉移。這次講座的主持人和本土嘉賓，不時地做出引導性的發問和回答，一些本土電影人對於 「香港電影已死」等論調也表現出焦慮和不安。我們若能跳出香港這片土地，站在世界多元文化的角度上來看，也許所謂後九七的焦慮僅僅是一些香港電影人的自娛自樂……

「 愛電影又八卦的小豬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