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藏書家張之銘的表譜學實踐

張之銘（1872－約1947），字賚順，號伯岸，又號覺岸，別號古驩室主人，晚自號遯翁，浙江鄞縣南鄉石路頭村人，為近代滬上寧波幫商人、有名的藏書家[1]。中國私家藏書史上，藏家一般都會利用自己的書藏，研究撰述。張之銘自不例外，曾利用所藏圖籍，進行表譜學研究與撰述。表譜之學，為紀傳體史書所分衍出的專門之學，屬史學領域。20世紀初，在「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2]。張之銘或許基於梁氏此「新史學」觀，認為採用黃帝紀年的年表可作為溝通中西之學的橋樑、喚起國人愛國之心的工具而「心向之」，晚年尤甚。為此，他除了用黃帝紀年撰寫《古驩室主人自著年譜稿》外，曾計劃推出「古驩室張氏紀年叢刊」。此叢刊共6種，第一到第六種依次為《歷代帝王中西紀元彙考》（二冊）、《歷代帝王紀元表》（一冊）、《歷代紀元年表》（一冊）、《歷代甲子紀年表》（二幀）、《讀史鑑簡表》（一冊），以及增補鄉賢萬季野先生所編的《歷代紀元彙考》（二冊）。在上述叢刊中，《歷代帝王紀元表》和《歷代甲子紀年表》已出版，其他則為稿本。而在張氏所有的紀年作品中，尤以《歷代帝王中西紀元彙考》，始創最早，用力最深，屬「集大成」之作。

1 採用黃帝紀年

張之銘表譜之學實踐既基於前人編撰的年表，又深受20世紀初社會背景的影響。前者主要指清代乾嘉時期的歷史地理學家李兆洛（1769－1841）所著的《歷代紀元編》，其所附的《建元以前歷代甲子表》，起自黃帝元年，年序按干支循環排列；後者為清末革命黨人所主張的體現民族精神的紀年法——黃帝紀年。李氏年表雖然提及黃帝紀年，但與其他傳統年表一樣，使用王位紀年、年號紀年或干支紀年。張之銘認為，李氏等編的各類年表「散漫無統紀」，有「散珠布地之憾」[3]，故他自己在編纂各類紀元年表時，採用20世紀初曾有相當影響的紀年法——黃帝紀年一以貫之，以避免中國傳統紀年在累積年代的不方便和易錯性。

20世紀初，黃帝紀年至少有3種版本：一是《黃帝魂》一書，於1903年使用黃帝紀年為4614年；二是《江蘇》等雜誌，於同年使用黃帝紀年為4394年；三是《民報》，於1905年使用黃帝紀年為4603年。那麼到辛亥革命年（1911年），這三處黃帝紀年就分別為：《民報》4609年，《黃帝魂》4622年，《江蘇》等雜誌4402年。武昌起義革命黨則倡導以《民報》4609年為黃帝紀年。張之銘參考孫中山和好友章太炎的作品，並通過考究，則以武昌起義之年為黃帝4608年，那麼民國元年則為黃帝4609年。根據近代《通問報》所載的《黃帝紀元說》[4]和現代學者考究[5]，張氏採用的黃帝紀年，比當時的各種黃帝紀年更為有據。

黃帝紀年的採用，反映了張之銘面對瀕臨瓜分危機的中國，所具有的「歷史上」即「時間上」的中國一體性觀念，對當今聯繫海內外所有炎黃子孫在統一的中國情結之上，團結全球華人的凝聚力、向心力與親和力，促進中國統一大業也有一定的意義。1995年新年第二天學者袁曉園在《光明日報》發文疾呼史學界勘定黃帝紀年作為中國的開國紀年，2007年以清華大學特聘教授許文勝等首倡的在中國知識界所興起的一場有關黃帝紀年的討論，2015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學院院長張其成提出《設立軒轅紀年（XY）的理由與建議》的提案，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張之銘使用黃帝紀年所具有的文化意義和政治蘊涵。

2 推敲《歷代帝王中西紀元彙考》

《歷代帝王中西紀元彙考》雖未出版，但是張之銘的最傾力之作，曾經過多次修改。1915年，張之銘以橫行書寫編纂《新撰世界歷史系統編年表》，是為張氏表譜學實踐的開始。後體例變更為豎行書寫，書名也改為《歷代帝王中西紀元年表》。1926年，修改重寫時更名為《歷代帝王紀元彚考》，1937年完稿時定名為《歷代帝王中西紀元彙考》。在張之銘的各類稿本中，大多為手錄未具之著，唯有《歷代帝王中西紀元彙考》自認為「用力最深者」，且已精繕成帙。20世紀50年代，此稿曾流於市肆。現代藏書家、版本鑒定家潘景鄭見之，遂斥金收諸篋衍，後還為此稿撰寫一篇書評。

《歷代帝王中西紀元彙考》所引書目達60～70種，博覽約取，可謂張氏紀元年表類的「集大成」之作。此書中、西紀元對照，力克之前一些年表的弊端，如改元交叉年處理的「明頭埋尾」現象，正如其《凡例》所稱：「古史於正統建元為特詳。至篡竊僭偽偏割等之建元事實，恆多缺略。茲編彙集群籍，將建竊割等建元事實，詳為論列，期臻完備……每朝嬗代鼎革之際，其建元數重複，如後朝即位之年，即前朝之末年，其間一年有二次改元或三次改元者，此等處大概略而不詳，棄置脫漏，失其本真。此編並存其紀元之年數，使彼此交錯，務明其興替之跡，以征其實。」[6]

據目前的文獻考證，《歷代帝王中西紀元彙考》是黃帝紀年在紀元表編撰實踐中的最早運用，也是1949年之前編撰的屈指可數的採用中西紀元對照的紀元表。它不僅有「正前人之訛漏，補史編之缺失」之功，更為曾經昌行的黃帝紀年法提供了表譜學基礎。另外，此稿也具有紀事年表的特質，附有大事記，尤其對於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辱國喪地之事件（如中英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等），均一一羅列，反映了作者的寓意深遠，正所謂「非尋常載筆所可擬及」[6]。

3 出版《歷代甲子紀年表》與《歷代帝王紀元表》

《歷代甲子紀年表》1938年11月由上海實學通藝館石印發行，為「古驩室張氏叢刊」最早出版的。張之銘初創該表時名為《歷代帝王紀年表》（一幀），「暇時反覆校勘，自覺多舛誤，屢作屢輟」，1937年完稿時更名為《歷代甲子紀年表》，並分上下二幀，每幀列40甲子、計2400年，上、下幀分別附有編寫說明和《歷代甲子紀年表表例》。上幀自黃帝始甲子至周赧王十七年，下幀自周赧王十八年迄民國192年（填寫至民國92年，後空），上下共4800年。每幀以60甲子分列3行，橫列甲子數，每隔10年橫列黃帝紀元年數。列入此表紀元系統的包括歷代帝王的全部正統者、部分偏統者（如后羿、寒浞、王莽），而「限於行格」僭偽割據之局（如宋時的遼、金、夏等）則不收入。另外，一些世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表中也有註明（如西周昭王二十六年、黃帝1672年、甲寅年釋迦(牟尼)降生，明孝宗宏治五年、黃帝4189年、壬子年美國大陸被發現）。全表連續系統，整齊劃一，檢索簡便，對讀史考古者大有裨益，正所謂「是表之編，期諸實用，讀史考古者或不無裨補」[7]。不過，西曆紀元未附表中，需讀者自行推得（《歷代甲子紀年表表例》附有推算方法）。

《歷代甲子紀年表》未附西曆紀元的這個缺陷，由後來出版的附有西曆，並涵蓋古今正閏年號以至「僭竊」、「外藩」等的《歷代帝王紀元表》得到了彌補。《歷代帝王紀元表》也可謂《歷代帝王中西紀元彙考》的簡本，1944年由上海實學通藝館印行，為「古驩室張氏叢刊」的第二種。此表「每帝王建元始，上列黃帝紀元年數，次列西曆紀元年數（中西紀元以對照之），（再）次列歲干支；其建元之末年亦如此例」；在黃帝紀元前後，每一世帝王為一格，至漢武帝辛丑始建元，每一建元為一格。全書分正統系、閏統系、無統類三編，並簡述正名定分的要旨。書末附有《明末諸王年表》、《周成王始封周公世子魯公伯禽迄春秋末世系年表》、《春秋後魯公世系年表》，以便查考。據傳，《歷代帝王紀元表》一書，張之銘曾寄送給蔣介石一冊，簽名抬頭為「蔣為總裁」[8]。關於此書，曾任浙江鎮海縣眾議院議員、海晏鄉自治委員的胡仰瀛曾稱道：「特開廬山之面，足奪前賢無數之席位……使數千百年之局了如指掌，尤足以助世界觀念。」[9] 潘景鄭曾評價說：「致力精勤，啟往昭來，為不可及。」[10] 2011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將其影印出版（見賈貴榮、耿素麗選編的《歷代帝王紀年研究資料彙編（第八冊）》）。此書之價值，可見一斑。

《歷代甲子紀年表》與《歷代帝王紀元表》的公開出版，以及它們的介紹[11], [12]或發行廣告[13]的刊載，使得張之銘對傳統年表繼承與發展的表譜學實踐在一定範圍內為世人有所了解，也為當今學人研究20世紀上葉年表編製的黃帝紀年法提供了難得的史料。

4 編纂其他紀年研究著作

張之銘撰寫的紀年研究著作，除上述的《歷代甲子紀年表》、《歷代帝王紀元表》、《歷代帝王中西紀元彙考》、《讀史鑑簡表》等外，還有《歷代帝王正僭紀元簡表》（一冊，1928年完稿）、《歷代建元類聚考》（一冊，附《歷代年號相同考略及補編》，1928年完稿）、《歷代紀元年表考略》、《新撰朝鮮日本國年表（合編）》、《新撰安南年表》、《新撰琉球國年表》、《古驩室主人自著年譜稿》（1938年撰）[14]，以及文章《釋迦牟尼佛生滅年月異同考》（載《覺有情》1944年第125-126期合刊）等。其中《新撰安南年表》、《新撰朝鮮日本國年表（合編）》對了解中國同朝、日、越等近鄰的歷史文化交流，明晰中國特色的宗藩關係尤具意義。

朝、日、越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與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頻繁。張之銘深諳此道，在晚年編纂了涉及新羅、高句麗、百濟、朝鮮、渤海、南詔、日本、柔然、安南、蒙古等國的《東亞各國帝王紀元表》一書。後為明了起見，特將其中的重要各國改編為《新撰安南年表》、《新撰朝鮮日本國年表（合編）》。兩書的年表體例一致，均列有干支、黃帝甲子紀年年數與西曆紀元年數、中國歷代帝王建元、安南（或朝鮮、日本）國王正僭建元及記述重大事件的補考欄。這些年表，不僅彰顯中國在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面對其藩屬國的影響，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宗藩關係同近代西方國家間那種表面上平等而實質上卻是弱肉強食的國際關係有著本質的區別。現這兩書的稿本藏於上海圖書館古籍庫，可為後世學人查考日、朝、越的朝代與歷史，更好地了解中國同它們的歷史交融提供參考。

5 結語

張之銘是近代黃帝紀年在表譜學領域的積極踐行者，即圍繞王位紀元和甲子紀年，對帝王紀元中交替時期的複雜情況進行梳理，在維繫傳統基礎上又有所推進。他的表譜學作品，既有年譜也有年表，既有紀元表也有紀年表，其最大價值就是中外對照，包括中西對照和東亞文化圈中的宗主和藩屬對照，為人們了解歷史上的中外關係提供了新的視野和知識。張氏的表譜學實踐，看似偶然，實屬必然，即與他所處的時代背景、浙東文化的熏陶和長駐日本、上海的經歷息息相關。他的紀年研究主要集中在尊帝統、別正閏、考重號、廣稽核等方面，方法以立表為主。他的表譜之學實踐，是建立在對中華傳統文化繼承和超越的基礎之上，也是建立在對其所接受的西方近代文化觀念中國化的基礎之上，可謂中西匯通、繼往開來，在嘉惠史學、考古學研究的同時，也有補益於生物學、地理學等自然科學工作者。據此，亦可窺觀清末民國時期類似張之銘這樣的科學中國化實踐者、商賈藏書家之文化觀、歷史觀和愛國情懷。

注釋

石路頭村今屬寧波市鄞州區首南街道。

《古驩室主人自著年譜稿》稿本現存上海圖書館。

參考文獻

[1] 王細榮. 清末民初新型知識分子科學中國化實踐研究——以虞和欽為中心[D]. 上海:上海交通大學, 2012:53-54.

[2] 梁啟超. 新史學?第一章 中國之舊史學[J]. 新民叢報, 1902(1):39-48.

[3] 張之銘. 自序[M]//歷代帝王紀元表. 上海:實學通藝館, 1944:1.

[4] 黃帝紀元說[J]. 通問報, 1911(482):8.

[5] 金西來. 軒轅甲子?黃帝紀元考[J]. 學術月刊, 1986(7):69.

[6] 潘景鄭. 著硯樓書跋[M].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8:95.

[7] 張之銘. 歷代甲子紀年表[M]. 上海:實學通藝館, 1938:上幀.

[8] 王勤謨.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先行者王惕齋[M]. 寧波:寧波出版社, 2011:175.

[9] 胡仰瀛. 胡序[M]//歷代帝王紀元表. 上海:實學通藝館, 1944:2.

[10] 潘景鄭. 著硯樓書跋[M].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8:94.

[11] 敬. 圖書介紹·歷代甲子紀年表[J]. 圖書季刊, 1940, 新2(1):80.

[12] 圖書介紹·歷代帝王紀元表[J]. 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館館刊, 1946(2):139.

[13] 歷代甲子紀年表[N]. 申報, 1938-12-18(12).

[14] 王萬文. 張伯岸先生所著書序[J]. 寧波人周刊, 194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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