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美軍飛行員的故事

雷蒙德?「哈普」?哈羅蘭（Raymond "Hap" Halloran）於 1922 年 2 月 4 日生於美國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羅克島），是保羅?哈羅蘭和捷翠德?哈羅蘭（Paul & Gertrude Halloran）夫婦的愛情結晶，這對高產的夫婦另外還育有 4 個男孩（Ralph、Don、Jerry & Ken Halloran，現全部在世）。哈普在 1942 年初在俄亥俄州的戴頓（Dayton）志願加入美國陸軍航空兵。1943 年，他在得克薩斯州學習並得到了領航員的資格；1944 年又在新墨西哥州修完了投彈手的培訓課程。之後，哈普被送到坎薩斯州的 Smoky Hill 航空基地加入 B-29 機組的培訓作業中，這架飛機機身番號 42-24769，屬於美國陸軍的 20 航空軍 73 轟炸聯隊 499 大隊 878 中隊。

培訓完成後，哈普即被任命為這架 B-29 的領航員，機組由 11 個充滿幹勁的樂天派組成，因此該機得到了一個「Rover Boys Express」的綽號，其尾翼編號為 V□27。

1945 年 1 月 27 日，「Rover Boys Express」跟隨編隊一起前往日本本土，執行一次對「357 號目標」的高高空精確轟炸任務。所謂「357 號目標」是指位於東京西北郊外三鷹地區的中島飛機公司武藏工廠，這是哈普第四次參加深入日本本土腹地的任務（前三次先後空襲了硫黃島、名古屋和神戶/明石）。而且這也可能是 73 聯隊最後一次單獨對日本進行空襲了，因為313聯隊很快就要加入到轟炸東京的行動中來。但是對於各個機組來說這次行動仍舊不容樂觀，因為進入 1945 年之後日軍明顯增強了東京周邊的高射炮防禦力度，而且攔截戰鬥機的行動也越加主動和頻繁。

「357 號目標」－中島飛機公司武藏工廠。攝於 1945 年 4 月 7 日空襲途中，高度 4,800 米

「Rover Boys Express」保持著 32,000 英尺的高度（約相當於 9,760 米）飛越日本海岸線，四周的情況看來非常平靜。轟炸航程的啟動參照點是非常顯眼的富士山（位於東京西側的靜岡縣），在雪山附近，編隊盤旋進入預定線路。因為在這之前一直沒有遭到日軍戰鬥機和高射炮的攻擊，哈普甚至覺得這次行動會比想像中容易得多。但是，在進入轟炸航程之後日軍的高射炮彈立即在機群中炸裂開來，V□27 被幾枚彈片擊中，不過仍舊能夠跟上編隊。當 B-29 飛行到距離目標 60 英里時（稍少於 100 公里），日軍戰鬥機向編隊發起兇猛的迎擊。V□27 的機首部分受到嚴重打擊，機組成員都認為這是類似日軍「屠龍」型的雙發戰鬥機使用大口徑機炮（37 毫米或 50 毫米）實施的攻擊。

大西信行（Nobuyuki Ohnishi）繪製的航空畫「迎頭攻擊」，描述樫出勇的「屠龍」戰鬥機攻擊「Rover boys Express」的一瞬間，奇怪的是背景畫上了富士山。下面有哈普的簽名

海法秀一繪製的航空畫「一擊」，描述小林雄一的「屠龍」戰鬥機撞擊「Rover boys Express」的一瞬間，從這兩幅航空畫可以看出對「Rover boys Express」，現在仍有爭議

Roberto Cernuda 繪製的航空畫《Rover boys Express》，描述日軍屠龍戰鬥機在富士山上空攻擊「Rover boys Express」

在哈普的好友切斯特?馬歇爾（Chester Marshall，原 499 轟炸大隊 878 中隊「Mary Ann」號 B-29 駕駛員）所著的《SKY GIANTS OVER JAPAN》一書中提供了哈普的回憶（可能引自哈普的回憶錄），對這次攻擊和棄機的情況作了詳細的描述：

「聽到『棄機』的命令確實嚇了我一跳，突然面對著這樣一種尷尬的事實令我的腦子裡一片混亂。難道就這樣直接進入這片陌生而充滿敵意的土地嗎？我頓時癱軟下來，虛脫和挫折感籠罩著我。眼看著我們的飛機漸漸地被編隊拋下，我又感到了難以形容的孤獨－我想大聲喊『救命』！可是即便旁邊的飛機聽到了，他們又能做些什麼呢？我於是努力控制自己，以免在這裡就精神崩潰。

飛機還沒有抵達目標上空，炸彈艙也沒有被打開。由於敵機大口徑炮彈的射擊，我們的機首損傷相當嚴重，駕駛艙里一片狼藉、鋼鐵的碎片四處飛濺。機長 E?G?史密斯中尉和投彈手波比?格雷斯少尉都被破片打成重傷，他們滿臉是血，情況非常可怕。而我只是兩腳受到一些輕傷。一台發動機完全失效，機械師威利?弗朗茨少尉停止了它的螺旋槳，這樣我們又喪失了一部分動力，離編隊越來越遠了。駕駛員吉姆?愛德華茲少尉大聲要求後部的射手們報告損失情況，但是由於機內通話裝置失靈、加上電氣裝置全部停止，他並沒有得到任何回答。我們已經徹底被編隊拋下了，而且因為電氣裝置的停機，我們無法操作遙控機槍、等於是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現在要是日本戰鬥機來襲擊的話那天曉得我們會被打成什麼樣！糟糕的是，怕什麼來什麼，有將近 10 架到 12 架單發戰鬥機對我們進行了反覆攻擊，第一和第二發動機被打中起火，濃煙灌進了機艙里，而機首被打開的洞穴中不斷地湧進刺骨的寒風，在我耳邊轟轟作響。機長不顧自己身負重傷，拚命地操控著飛機，他命令機電員凱?克努佩爾下士穿過機身向射手們口頭傳達『棄機』的指令。就在克努佩爾跑來跑去的時候，我和機械師一起打開了炸彈艙，本來是想把炸彈都扔下去，但是我們發現艙門無法完全打開，在這種狀態下投彈會導致炸彈擊中半開的艙門引起爆炸，結果我們只得一枚炸彈都不投。

「Rover boys Express」在東京上空最後的留影，可看到發動機的損傷情況。照片左上角有哈普的簽名，寫與 1995 年 8 月 8 日重遊塞班島基地之時

正規的跳傘途徑是從前起落架艙爬出去，但是由於第一次攻擊所造成的傷害，這個艙門無法打開。現在只能選擇從炸彈艙里的掛彈架和炸彈之間小心地爬出去跳傘了。我往下瞅了一眼，媽呀！我們正在東京灣上空飛行，水面泛起的粼光令我一陣暈眩。上帝可以證明，我不會游泳！

機電員向三名射手和雷達手傳達了跳傘的指令，但是當他打開已經增壓的尾部炮塔艙門之後，發現尾炮射手塞希爾?拉特已經趴在瞄準器上悲慘地死去了。他回到駕駛艙向機長報告了拉特的死訊，這個時候，雷達手約翰?『蒙克』?尼克遜、中部射手安索尼?『托尼』?盧卡西維茨、左舷射手維特?『索尼』?巴維里和右舷射手羅伯特?『波普』?霍拉蒂應該都從炸彈艙安全跳傘了（事後證明並非如此）。而機長仍在不停地重複著『快跳，快跳！』，駕駛員吉姆?愛德華茲也跳出去了。輪到投彈手波比?格雷斯和機械師威利?弗朗茨脫離了，我和他們一一握手道別。『地面上見。』我們當時這樣互相祝福，兩人滑進炸彈艙的縫隙里消失了，我以後再也沒有見到過他們。而我的潛意識中還對返回基地抱有一絲幻想，換句話說，我很害怕在日本上空跳傘。而且這時候我找不到降落傘了，因為我嫌這种放在胸前的降落傘包太礙事，通常都是把它放在領航員的桌子下邊，可是今天卻偏偏找不到了！這還了得，急得我跪在地上亂摸，結果克努佩爾在放收發機的檯子下邊找到了我的傘包，他把傘包遞給我，說了聲『再見』就安全跳傘了。

我站在機長後邊，現在只剩下兩個活人了。史密斯中尉喊道：

『哈普你快跳吧，這裡馬上要炸了！』

我不跳！下面還是綿延不斷的海面，我可不想淹死在這裡。我想說不定過幾秒鐘就能看到陸地了呢，這時候我的肚子突然在召喚食物了，於是我撕開一包三明治大嚼特嚼。現在駕駛艙里的溫度和高空 25,000 英尺（約 7,600 米）一樣是華氏零下 57 度（相當於攝氏零下約 49 度），極為寒冷。我脫掉手套在金屬架子上拿東西的時候，手指被凍在了金屬表面上，於是我就硬扯，結果撕掉了一塊皮。

『再不跳不行了！』機長再次沖我吼道，這時又有一隊敵軍戰鬥機在向我們接近。我終於決定了，不能死在飛機里，我要賭一把，在地面上試試我的運氣！我鑽進炸彈艙，在炸彈之間小心地移動身體，終於完美地把 212 磅重的軀殼拋進了空中。機長最後也安全地跳了出來，「Rover Boys Express」載著拉特的遺體消失在遠方。」

1945 年 1 月 24 日，哈普的母親從美國辛辛那提寄出的家信，1 月 27 日由於哈普在東京被擊落而退回

異鄉

這次空襲的損失情況很快被傳回起飛地點－塞班島。73 聯隊報稱在東京上空遭到多達 900 次以上的戰鬥機攻擊，但是損失仍被控制在很小的範圍內：5 架 B-29 被擊落。其中至少有一架是被日軍飛機自殺性撞擊而墜落。而哈普顯然沒有做好高空跳傘的準備，他身上只穿著工作服、套著有翻毛領的夾克，另外有一雙內側附毛皮的靴子。哈普接著回憶道：

「我那時候應該是接近失去意識了，在稀薄空氣中向大地墜落的過程中我甚至產生了一些幻覺。氧氣瓶都扔在飛機上了，我遲遲沒有去拉開傘的控制索，因為我自信自己暫時還不會人事不省。手槍和槍套也放在飛機上了，我可不想自殺，要是下面的日本人敢揍我，我就和他們干一架！

大約下落到距離地面 5,000 英尺的高度（約 1,500 米），我集中全力拉下手動索－一次猛烈的衝擊之後，我感覺下落速度明顯減慢了，不過我的一隻靴子卻飛掉了。不管怎麼說，氣溫仍舊非常低，我被寒冷和精神打擊弄得幾乎麻木了，可就在這時我發現大約 700～800 米遠的距離上，有 3 架日軍戰鬥機正在向我接近！這下可糟透了。我閉上眼睛，等待著機槍的轟鳴和子彈穿過肉體的痛楚。它們飛到我的身邊，卻沒有開火，而是圍著我打轉。我覺得眼睛有點花，不過我似乎看到機艙里的人在向我揮手。『不可能吧？』我這樣說服了自己。日機編隊圍著我盤旋了兩圈之後，其中 2 架飛向遠方，而最後一架則向我這邊靠近。

"想幹什麼？"我很緊張，甚至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可是，我清楚地看到機艙里的那個飛行員向我行了一個軍禮！我當時兩手都在操作降落傘，趕緊騰出一隻手、抬起頭向他回了個禮。他打了個盤旋就飛走了，這一次我看見了他的笑容。

希望和勇氣頓時湧上我的頭頂，無論如何這次相遇給予我精神上莫大的鼓勵，而我再次見到這位同行是在五十六年之後的事了。」

然而地面上顯然缺乏這樣的熱情（或者說是同情），哈普落地數分鐘之內，就有二、三百名日本居民聚集到他周圍。這時候哈普還沒有從極度寒冷帶來的痛苦中恢復，日本人起先小心翼翼，慢慢地向他靠近，象看火星人那樣盯著他。哈普總算把降落傘解了下來，最靠近他的日本人以為他有武器，嚇得猛向後退，引起了一些騷動。不過，日本人很快就明白面前的美國兵沒有攜帶武器，於是膽子立即大了起來，他們一哄而上對哈普一頓暴打。哈普感覺自己挨了不少棒子、踢打和石塊，他乾脆趴在地上保護著自己身體的重要部位。這時他又聽到了幾聲大聲的呵斥，居民立即散開向後退去了。看來是日本軍隊趕到了此地，日軍把居民趕得遠遠的，給一個軍官模樣的人讓開一條路。那個軍官用手槍頂著哈普的頭，他再次感到莫名的絕望。然而槍還是沒有響，日本軍官打了幾個手勢命令哈普把救生衣和夾克脫掉。由於雙手的凍傷，哈普的動作顯得稍微慢了些，這立即招來了日軍的踢打，不過他最後還是堅持著解掉了救生衣。日軍綁住哈普的手腳，把他蒙上眼睛丟進一輛卡車。卡車行駛了一會又停下了，一陣喧囂之後又有人被扔了進來。這應該也是落難的 B-29 機組的弟兄，但是由於禁止交談，哈普無法知道他是誰，不過這個弟兄一直在呻吟著，看來他要麼是戰鬥中負了傷、要麼就是挨了居民的揍。

To live

在東京郊外的一個軍用機場，哈普被帶下車進行審問，他第一次體驗到日軍對 B-29 飛行員的「特殊待遇」。我們接著看他的回憶：

「我被帶進一間大屋子後摘掉了蒙眼的布條，這裡看上去象是戰鬥機駕駛員的作戰演習室，因為有大約 12 個身穿飛行服的人聚集在那裡。押送我的日本軍官和士兵用手勢命令我呆著別動，然後大概是去找這裡的負責人了。於是日本飛行員馬上圍攏在我身邊，指手畫腳、嘰嘰喳喳地不知在說些什麼。他們最後指著我的靴子開始大笑，說到這靴子，還真給我惹了不少麻煩。怎麼說呢，幾星期前我只不過為了與眾不同，就把靴子塗成了金色。這幫日本人大概是從沒見過穿金靴子的美國飛行員，或許他們把我當成一位大人物了呢！其中一個飛行員打開我的上衣口袋，從裡面掏出來 10 根口香糖，這些口香糖原本是我準備在海面迫降的時候消磨時間用的。那個小偷把口香糖舉起來向他的同僚們搖晃，閃閃發光的紅色糖紙顯然具有特殊的誘惑力－日本飛行員們象一群飢餓的老鼠一樣蜂擁而上，開始分贓。

當飛行員們為了口香糖你爭我奪的時候，我被帶到了審訊室，第一次體驗到今後將成為牢獄生活一部分的粗暴毆打。

審訊室布置得很像老式美國電影里的場面：昏暗的房間正中擺了一張桌子，我對面坐著兩個會說英語的審訊員，他們拿一個燈泡照著我的臉，開始審問：『你說！你的靴子是怎麼回事？』我努力解釋，試圖讓他們明白這隻靴子沒有什麼特殊含義，只不過是在塞班島的時候隨手亂塗而已。他們詳細詢問了我的出生地點、學校等事宜，絕大部分問題還是集中在 B-29 和塞班島的情況上。在記錄了我的訓練履歷之後，問題又回到了那隻金靴子上。或許是我的回答並不能令他們滿意，於是我挨了很多耳光，看守還用槍托猛擊我的腹部。毆打和審訊結束後，我又被蒙上眼睛押往別處，那位一起來的難友不知被帶到什麼地方去了，之後我再也沒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卡車大約又行駛了 30 到 40 分鐘才猛然停了下來，眼罩拿掉之後我發現卡車停在一個繁華商業區的街角，看守招招手示意我下車站在路邊。有趣的是，這裡的人恐怕不知道我是誰，他們從身邊走過時都向我點頭哈腰。

這大概是讓我開開眼界吧，看了半個小時的風景之後我又被押上卡車，到了晚上才抵達關押地點。這裡距離宮城（當時東京中心地帶）以北大約兩個街區的距離，是日本憲兵隊的監獄（Kenpeidai Prison）。我被單獨關押在一間小黑屋裡，和其他的美國戰俘完全隔絕，所以我暫時無法知道機組裡其他弟兄的下落。小屋寬約 4 英尺（1.2 米）、長約 7 英尺半（2.3 米），自然沒有暖氣和水管，更沒有衛生設施。只給我兩條毛毯作為被子和墊子，在發毛毯的時候，看守還要求我跳一個踢踏舞給他看。後來我才知道這傢伙是好萊塢電影看多了。

我在憲兵隊監獄中度過了難熬的 67 天。每天能夠得到三頓飯，其實每餐只有一碗米飯（與其說是碗不如說是杯子更合適），有的時候這「飯」甚至比湯還要稀。我也只能偶爾和兩個會說英語的看守交談一下，他們就是第一次擔任審判的那兩個。每天必有的審訊是我唯一的運動，而且我必須赤著腳在雪地里走到審訊室，每次審問都是以槍托猛擊我的腹部而結束。因此我的健康狀況迅速地惡化，傷口潰爛化膿，牢房裡的跳蚤和虱子更使我狼狽不堪。我被命令頭朝著房門一側睡覺，這樣有些討厭的看守就可以在晚上用棍子或槍托敲我的頭，影響我的睡眠。特別是在 B-29 轟炸東京的高峰期間，這種惡作劇幾乎天天上演。而且監獄旁邊還設有一個防空陣地，高射炮發出的巨響和震動同樣使我難以入睡。不過，即便在這種情況下還是有一些同情戰俘的看守（比如一位叫小林金幸的）。

我在牢房裡度過空襲之夜的時候，時常在為天空中戰鬥的弟兄們擔心，而且我也很懷疑 B-29 究竟能給日本人帶來多大的損失。因為憲兵隊的監獄沒有吃過炸彈，所以我更加無法證實自己的想法。但是，1945 年 3 月 9 日晚上，大群的『超級空中堡壘』從低空進入了東京。這次空襲的效果異常震撼人心，在那天晚上使我的信心大增：3 月 9 日夜間，監獄外邊突如其來的大聲喊叫和恐懼的悲鳴把我從夢鄉中驚醒，我聽到了爆炸的轟響，接著有幾架飛機在低空從牢房頂上掠過。我起初認為這些是日本飛機，但是當我看到被火焰映照成桔紅色的天空時，立即想到了我們的 B-29！更多的飛機源源不斷地飛來，外邊的騷動和慘叫徹夜不絕於耳。我能夠清楚地看到市區的混亂，街區中竄起無數的火龍捲，它們迅速地聚合起來，形成了一場席捲全城的大火。從牢房裡看出去，就像是宇宙在燃燒一般的恐怖。

但是很快我就開始擔心自己會不會也被燒死，此外，我也吃不準那些被激怒的居民是否會衝進監獄把我們都殺掉。一想起這些我就非常害怕，不過我更堅信我的戰友們會最終用這種方式取得戰爭的勝利，從而保持著高昂的士氣。然而第二天早上又傳來了壞消息：一個看守告訴我，昨天晚上的空襲殺死了極多的東京市民，日本軍隊可能會開始處決戰俘中的 B-29 乘員來進行報復，於是我的士氣一下子又變得低落了。不過，日軍命令在 4 月 1 日之前必須把戰俘移出憲兵隊，看來 B-29 的空襲取得了意外的效果。

然而日本人並沒有忘記對 3 月 9 日的大空襲進行報復，不巧的是火氣出在我頭上。

4 月 1 日，我被押到上野動物園。在那裡日軍脫光了我的衣服，把我關在籠子里象動物一樣展出。我渾身骯髒不堪，頭髮鬍子披在臉上，我想那些來參觀的市民大概以為我是哪裡運來的奇特猴子吧。不得不承認的是，這是我戰俘生活中最屈辱的時刻。但是，這並不能消滅我生存的意志，我要感謝動物園裡的一個旁觀者－那是一隻總是站在籠子外邊的禿鷹，它似乎在對我說：『你快死掉吧！』每次它這樣盯著我的時候我就沖著它大吐髒字：『見你的鬼去，老子才不會死哪！你別想吃掉我。』」

Welcome Home

哈普繼續著他的回憶：

「1945 年 4 月 3 日，憲兵隊監獄裡的全部戰俘都被轉送到東京和橫濱之間的大森戰俘營（OMORI Camp）。這時我的體重減輕了 87 磅，也就是說從原來的 212 磅（96 公斤）減少到 125 磅（57 公斤），連走路都十分吃力。36 名戰俘中有 32 個是 B-29 機組成員，另有 4 個其他部隊的。我在大森遇到了『Rover Boys Express』的 4 名弟兄：機長史密斯、駕駛員愛德華茲、機電員克努佩爾和雷達手尼克遜，他們和我一樣皮包骨頭、頭髮鬍子亂成一團。除了空中陣亡的拉特之外，另外 5 名弟兄的下落仍舊不明。

通向大森戰俘營的橋，照片上有哈普的簽名

在大森，戰俘的待遇多少得到了改善。我們至少能夠同甘共苦，交流的機會很多，而且能夠作一定的運動。我們 B-29 的機組成員似乎聚集成一個小團體，在解放之前，經常和其他戰俘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在戰俘營里還關押著幾位高級軍官：比如 1944 年 12 月 3 日在東京上空被擊落的 73 聯隊 500 轟炸大隊指揮官理查德?金上校、和金上校一起被俘的 73 聯隊參謀拜倫?布萊克上校，還有 58 聯隊 462 轟炸大隊的理查德?克米蓋爾上校。海軍陸戰隊的王牌飛行員『帕比』?波音頓中校也被關在這裡。後來，布萊克上校由於健康狀況惡化而被轉移到我的宿舍里，然而他很快就去世了。我和金上校成了好朋友，在戰勝之後，比我早回國的金上校還特地到我俄亥俄的家中，去告訴我的媽媽：她的兒子快要回來了。

而且，在這裡我們被允許短時間地出門散步，到了 5 月，我們還開墾了自己的菜地。到戶外收集垃圾也是戰俘必須完成的工作，於是我們成立了專門收集看守丟棄的煙頭的『煙草委員會』，平時撿到的煙頭都要上交給委員會保管，由委員長負責將裡面的煙絲抽出並且重新捲成香煙。每次吸煙就像是舉行一次莊嚴的儀式，在 36 名戰俘中有 32 桿煙槍，大家集體圍坐成一個圓圈，第一個人拿到香煙後吸一口、就向下傳，這樣一圈圈地轉下來。公平是這項儀式的要素，誰要是不自覺吸的時間太長，就要受到處分－通常是剝奪一次吸煙的機會。有時候也會有一點小衝突，我是不吸煙的，而老煙槍會抱怨我們不抽煙的人撿回來的煙草里有狗糞。同樣，食物的分配也遵循著嚴格的規定：當每天的食物分配下來之後，餐飲負責人們就會慎重地清點飯粒的數量，然後按人數進行分配。每次吃飯吞咽飯粒的時間也是規定好的，這樣可以防止有些人戀戀不捨地嚼飯粒子而倒別人的胃口，當然也有些弟兄喜歡囫圇吞棗。

戰俘之間的交流話題很多，但是最後總會轉移到食物上來，比如『一筐麵包應該如何分配才算公平』之類，這通常會引起一場熱烈非凡的大討論。

8月份的第三個星期，突然有 B-29 飛過戰俘營上空，它投下了物資和傳單。從傳單上我們得知日本人投降了！我們贏了！8 月 29 日，哈羅德?斯塔森中校指揮的一艘步兵登陸艇停泊在大森附近。我們被移送到醫療船「仁愛號」上，在船上的第 2 個晚上，哈爾西將軍親自來探望我。「仁愛號」停泊在東京灣的幾天里，我們接受了一些初步治療，而當 9 月 2 日日本代表登上「密蘇里號」戰列艦簽署投降書的時候，我們也在旁邊的「仁愛號」上觀看。數天之後，一架 C-54 運輸機把我送到了田納西州，然後我乘火車回到辛辛那提老家和家人們重聚。但是我沒有在家裡逗留很久，之後就被送到了位於西弗吉尼亞州 White Sulphur Springs 的一家軍方醫院，在那裡我花了 6 個月的時間才恢復了健康。」

日本投降後，美軍 B-29 轟炸機航拍的大森戰俘營。上面的房屋頂上寫著「謝謝，大森」（？），右邊的房屋頂上寫著「『帕比』?波音頓被關在這裡！」

「解放日」，大森戰俘營的美軍戰俘等待友軍的到來，頭上畫圈的是哈普

第 73 聯隊 500 轟炸大隊的 B-29 機長羅伯特?戈爾斯維奇少校（左）和哈普（右），戈爾斯維奇於 1944 年 12 月 3 日在東京被撞落。照片攝於 1945 年 10 月 21 日的檀香山，當時他們正在回國途中

醫療船「仁愛號」（Benevol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