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國最後的狂士，怒懟蔣介石，並喊出：「大學不是衙門！」

天下 04-25

他是孫中山的秘書，

是除莊子之外最懂莊子的人，

被稱作「文化國寶」

也是

怒懟

蔣介石的狂士，

然而30年後

終於認慫，卻未能保命

1928年，

蔣介石

掌握大權不久，一心想要提高自己的威望，

他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學去視察。

但該校校長

劉文典

卻拒絕其到校「訓話」。

後來，蔣介石還是如願以償進行了視察。

可當他進入安徽大學時，校園到處冷冷清清，

完全沒有歡迎領袖的那種隆重而熱烈的場面。

這一切皆因為劉文典冷冷擲出的一句話：

「大學不是衙門。

」

位於安慶的安徽大學（攝於1946年）

不久之後，

安徽大學學生與鄰校安徽省立女子中學學生發生了一次衝突，

安徽大學學生打傷了女中師生，

引發了女中學生請願。

恰逢蔣介石到安慶視察，他立即召見劉文典。

「你就是劉文典嗎?」

看到一位身穿長衫的瘦削男人面無懼色、昂首闊步走進門來，

蔣介石明知故問道。

「本人字叔雅，

文典只有父母長輩可以稱呼，

不是誰隨便可以叫的。」

劉文典見坐在椅子上的蔣介石冷著臉，回敬道。

蔣介石怒道：

「教不嚴，師之惰，學生夜毀女校，破壞北伐秩序，

是你這學閥橫行，

不對你撤職查辦，就對不起（孫中山）總理在天之靈。」

豈料，劉文典毫不示弱，怒懟道：

「

如果我是學閥，你一定是新軍閥！

」

「新軍閥」蔣介石

據說蔣介石聽聞此言後，

怒不可遏地走到劉文典面前，

「啪啪！」就甩了劉文典兩個響亮的耳光，

豈料眼前這位瘦弱的文人，

在挨了耳光之後，

猛地飛起一腳，朝蔣介石身上踹去！

一種說法是，他踢中了蔣的肚子，

另一種說法是，他踢中了蔣的襠部。

蔣的護衛們驚恐地衝上前去，將劉文典按倒在地。

蔣惱羞成怒，下令將他關押起來，準備槍斃。

這種爆炸性事件迅速成為當時全國熱點事件，

以蔡元培、胡適為首的學界人士知道後，

紛紛請求蔣介石釋放劉文典，

不要僅僅因為劉的「粗魯言行」就對其治罪，

蔣頂不住輿論壓力，

兩周後，竟然真的將劉文典釋放了，

但為了保留自己「主席」的顏面，

附加了一個條件：

責令劉文典「即日離皖」。

於是劉文典告別了他參與籌備創辦的安徽大學，

前往北京，

回到他此前曾經呆過多年的北京大學，繼續當一名教書匠。

左，劉文典；右，劉1934年為《安徽大學旅京同學會會刊》題詞

一介儒生，不畏權貴，怒懟蔣介石，

這種吃了豹子膽的行徑，

令「劉文典」這個名字一下子紅遍大江南北，

章太炎、胡適、魯迅等當時社會名流、文化巨擘，

紛紛寫文章評論此事，

魯迅借劉文典「不肯稱呼蔣介石為『主席』而被關押多日」，

諷刺當局，

章太炎則將劉文典比作擊鼓罵曹的漢末狂士禰衡，

頌揚了他的氣節。

即使在幾十年之後，

已經極少有誰知道他是誰了，

但是，

但凡知道他的人，

對於這朵敢

在權力面前叫板、保持

知識分子

獨立與尊嚴

的奇葩，

人們也心懷崇敬，紛紛慨嘆：

劉文典之後，

世間再無真狂人

邋遢，才高，狂傲，

是人們印象中這位狂人的形象寫照。

他的「狂」緣自「大學問」和「真性情」，

其魅力不僅在於那經天緯地的學問、汪洋恣肆的才華

更在於那傲骨嶙峋的風度、捨我其誰的自信。

比如對於自己潛心研究多年的莊子，

劉文典就自負到了極點，

曾口出狂言：

「

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

只有兩個人。

一個是莊周本人，

還有一個就是我劉某人。

」

劉文典《莊子補正》自序手稿

狂則狂矣，不過他對莊子的研究，

確實受到當時一流學問家的高度讚賞，

連被傅斯年稱為三百年才出一個的學術大家陳寅恪，

從不輕易譽人

卻對劉文典出版的《莊子補正》推崇備至，

親自為之作序不說，

還請出自己年邁卧病多年的老父親陳三立，

為其題寫了書名。

劉文典的著作《莊子補正》，書名由陳寅恪請生病中的父親題寫

被稱作「狂夫」的

劉文典，有很多

段子

流傳至今

，

有一條是關於他與「新文學」玩家沈從文的，

在古典文學領域造詣極深的劉文典，

非常瞧不上當時的「新文學」，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任教期間，

一次在校務委員會上，

當局提名沈從文為副教授，

劉文典舉手反對。

當提名獲得通過時，劉文典拍案而起，

用他那沙啞的嗓子喊道：

「

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

他該拿四百塊錢，

我該拿四十塊錢，

朱自清該拿四塊錢。

可我不給沈從文四毛錢！

」

隨後又嘟囔著說：

「沈從文是我的學生。

他都要做教授，

我豈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嗎？」

說完，夾起小布包子就要退場。

沈從文和夫人張兆和

狂狷如劉文典者，

對陳寅恪的學問卻「十二萬分」的欽佩。

在日本空軍轟炸西南聯大所在地昆明期間，

一日，

日機空襲，警報響起，

聯大的教授和學生四下散開躲避。

劉文典跑到中途，

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寅恪身體羸弱且目力衰竭，

可能哪裡也去不了，

於是便率幾個學生折回城中。

趕到陳寅恪的寓所一看，

果然陳寅恪一臉凝重地端坐在椅子上，

竟然沒走。

劉文典晃著快散了架的身子，

強撐著不讓學生扶自己，

並扯開他尖銳而嘶啞的嗓子大聲嚷嚷：

「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

一堆人在呼嘯的轟炸聲里把陳寅恪拽走了。

陳寅恪

更神奇的是，

劉文典帶著學生接上陳寅恪逃到城外後，

忽然見到自己一向藐視的沈從文，

也夾雜在人流中逃命，

便顧不得自己氣喘如牛，

轉身呵斥道：

「

你跑什麼跑？

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

我要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

你替誰跑？

」

西南聯大時期的劉文典（右）

如此狂狷不羈、恃才傲物又愛憎分明的劉文典，

他的性格底蘊和狂狷底氣何來呢？

在20多歲投身學術領域並聲名鵲起之前，

他曾經是一名革命青年！

並且，有著相當不一般的履歷

1889年生於安徽合肥的劉文典，

從小在私塾和教會學校兩邊跨讀，

打下「中西溝通」的最初基礎

17歲進入當時有名的安徽公學深造，

陳獨秀、劉師培，都是他的老師

名師督導之下，他打下了堅實的做學問功底

但他真正的思想成熟是在赴日留學期間

留日期間的劉文典

1909年他東渡日本，就讀於早稻田大學，

在日本，他還隨國學大師章太炎學《說文》，

掌握了研究古文的一套方法體系

在日本期間，他還作為同盟會成員，

參與編輯報紙，宣傳愛國思想和反清綱領

章太炎：既是國學大師，也是有名的「狂士」——對劉文典影響深遠

辛亥革命爆發後，劉文典回國，

繼續給報紙撰稿、翻譯文章，

宣傳民主、反對袁的獨裁。

他參與過營救陳獨秀，

還是「驅逐教育總長章士釗」運動中的幹將，

1913年，袁世凱策劃刺殺宋教仁，

就在刺殺現場的劉文典，

也遭到了襲擊，手臂受傷，

幸無大礙

「二次革命」失敗後，

孫中山流亡日本，劉文典也再渡扶桑，

他參加了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

並任孫中山的秘書，從事反袁活動……

然而，

隨著軍閥混戰，辛亥革命成果被葬送，

劉文典感到苦悶、彷徨和失望

終於決定「告別革命」，

開始沉入校勘古籍，教授古典文學，

以及著書立說的生涯，

直至終老

對革命道路灰心之後，

他選擇了一條以一人之力也可決定前途的人生道路

我們也開始看到

一個「狂士」誕生了，

是真名士自風流。

青年時期的劉文典（1927年攝於安慶）

1916年，

27歲的劉文典告別「革命」，從日本回國，

由陳獨秀介紹到北京大學任教

此後又到清華教授中文系

這一下子就是十年

1927年夏，

受安徽省政府之邀，他到安徽籌備安徽大學的建校工作。

第二年的11月，

行校長之職的劉文典，因當面頂撞蔣介石，

險遭槍斃，後被釋放。

1929年，

他回到北大任教。

劉文典與夫人張秋華合影

1938年下半年，

在北平淪陷約將近一年之後，

他輾轉到達昆明，在西南聯大中文系任教。

1945年抗戰勝利後，

西南聯大各校複員，

他卻不肯隨清華大學回京，

而是留在雲南大學任教，

理由是捨不得「二雲」：雲土（鴉片）和雲腿。

作為狂人劉文典，

除了「狂」之外，

他扎紮實實讀了很多書，

正正經經做了很多學問，

認認真真寫了很多文章。

《莊子補正》，

前後竟花了十五年的時間。

做學問，

一天兩天不難，一年兩年也不算什麼，

難的是一做十幾年。

有這份毅力，何敵不摧？何事不成？

他還將大量精力放在古籍校勘上，

重點校勘秦漢諸子。

曆數年青燈黃卷，

192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首部學術專著《淮南鴻烈集解》。

學界為之震動，時人譽之為「

國寶

」。

倡導白話文的胡適給本書作序，

為表示對這部書的尊重，他破例用了文言。

劉文典在書房研究學問

有人說，劉文典在北京大學任教階段，

學術水平達到了最高狀態，

1930年代，

他在北大的名冊上已名列第三，

僅在辜鴻銘之後。

那時蔡元培校長的月薪第一，300元大洋，

劉文典月薪是160元大洋，

魯迅不過是60元的講師月薪。

胡適這位洋博士也只有100大洋。

李大釗教授兼圖書館長，

在名冊上第五名，月薪為130元大洋。

紅色教授陳獨秀在名冊上排第四，月薪150元大洋。

圖書館管理員毛潤之，月薪僅為8元大洋。

可見劉文典在當時教育界的地位。

不論在戰前的北大、清華，

還是在戰時的西南聯大，

他都是最有學術威望，最受學生歡迎的教授之一。

許多對校勘、古文根本不感興趣的學生，

也爭相選修他的課程，

只為能夠親眼看看傳說中的劉文典。

任清華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主任時的劉文典

他講授的課程，

從先秦兩漢，

到唐，宋，元，明，清到近現代，

從古希臘，印度，德國到日本，

古今中外，無所不包。

由於他性格耿率，形象生動，

學生們易於和他接近，

有時還敢跟他開點兒善意的玩笑，

因而留下了許多逸聞或趣話。

在簡陋的黑板前，

學生們常常看到，

一位不修邊幅的老夫子窩在椅子里，

皺巴巴的長衫，

久未修剪的長髮，

凹陷的臉頰，

厚如瓶底的眼鏡，

看上去落拓不羈，很不光鮮，

卻是個傳奇般的人物。

劉文典在上課

劉文典講課沒有計劃性，

往往是想到什麼就講什麼。

比如講《莊子》，

一般來可能就是講莊子是什麼地方的人，

《莊子》有哪幾種版本。

劉文典不這麼講，

他認為給大學生講這些沒什麼價值，

課下自己就可以去查，

他講的是自己對莊子的理解……

他講《紅樓夢》，

往講台上一站，如唱「道情」一般，

有板有眼地念出開場白：

「只、吃、仙、桃、一口，

不、吃、爛、杏、滿筐！」

然後告訴大家，

「我講紅樓夢嘛，

凡是別人說過的，我都不講；

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

20世紀40年代，時任雲南大學文史系教授的劉文典正在為學生講授《莊子補正》。

他教學生寫文章，

僅授以「觀世音菩薩」五字。

學生們不明所指，

他解釋說：

「觀」乃多多觀察生活，

「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

「音」乃講究音韻，

「菩薩」，

則是要有救苦救難，關愛眾生的菩薩心腸。

同學們這才恍然大悟。

他在西南聯大開的《文選》課，

不拘常規，常常乘興隨意，別開生面。

上課前，先由校役提一壺茶，

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製旱煙袋，

講到得意處，就一邊吸著旱煙，

一邊解說文章精義，下課鈴響也不理會。

有一次，他卻只上了半小時的課，就忽然宣布說，

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時半繼續上課。

原來，那天是陰曆五月十五，

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一篇。

有學生追憶：

屆時，在校園裡月光下擺下一圈座位，

他老人家坐在中間，

當著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

「儼如《世說新語》中的魏晉人物」。

劉文典在下課途中

劉文典講課時，

同樣是守舊派人物的吳宓也會前去聽講，

而且總是坐在最後一排。

劉教授閉目講課，每講到得意處，

便抬頭張目向後排望，

然後問道：

「雨僧

(

吳宓的字

)

兄以為如何？」

每當這時，吳教授照例起立，

恭恭敬敬地一面點頭一面回答：

「高見甚是。高見甚是。」

兩位名教授一問一答之狀，惹得全場為之暗笑。

吳宓

1937年"七七事變"後，

日方欲請劉文典出山擔任偽職，

面對引誘與威嚇，劉文典不為所動，

堅稱：

「國家民族是大義，馬虎不得，

讀書人要愛惜自己的羽毛」，

他雖學貫中西，並精通日語，

但以「發夷聲為恥」

自始至終不說一句日語媚敵。

有人問劉文典，

為什麼在西南聯大時期，

會選擇莊子研究作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他回答說：

「現在國難臨頭，

國家存亡之際，間不容髮，

我們應該加倍地努力，研究國學……

因為

一個人對於固有的文化涵濡不深，

必不能有很強的愛國心。

不能發生偉大文學的國家，

必不能卓然自立於世界。

」

任教西南聯大期間，

劉文典避居市郊官渡，離學校較遠，

每次上課都須步行到校。

他不以為苦：

「國難當頭，寧可被飛機炸死，也不能缺課。」

盧溝橋事變前,劉文典（右）在北平故居與友人合影

對於與學術相關的問題，

劉文典始終保持著尖銳的態度。

他認為「文學創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

有人問他可知道當時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時的巴金，

他沉思片刻後，

喃喃自語：

「我沒聽說過他，我沒聽說過他。」

1949年解放前夕，

距魯迅去世10多年後，

魯迅已經走上神壇，被看作「現代聖人」，

有人問劉文典，怎麼看待魯迅，

這位與魯迅有過交往的知識分子，

本著自己對學術的認真態度，

以《關於魯迅》為題，

給雲南大學文史系的學生做了一場演講

列舉了魯迅的18宗「不對」，

包括他認為魯迅不該與那麼多人吵吵鬧鬧

應該把時間用在做學問上

與弟弟周作人關係冷淡，

這種不認親情的行為，

令人難以理解……

然而劉文典並沒料到，

他的這一番言論

引來的卻是全國報紙對他鋪天蓋地的「批判」，

大多帶著激憤情緒，

甚至不惜在遣詞造句中「扯起嗓子罵娘」

這種局面，

已經預示了這位狂士幾年之後將面臨的處境……

劉文典和兒子劉平章（右一）40年代合影

1949年，昆明解放前夕，

友人胡適勸劉文典移居美國，

並為他的全家辦妥入境簽證，聯繫好具體居所，

他婉言謝絕：

"我是中國人，為什麼要離開我的祖國?"

劉文典家庭合照

1949年後，

作為當時雲南省唯一的一名一級教授，

劉文典在雲南大學任教，

並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待遇不低。

1956年他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時，

毛澤東接見了他，

並「親切過問先生的學術研究近況」，

在毛澤東面前，

劉文典表現出了和郭沫若等文人同樣的謙恭，

並在政協大會上發言表示，

「很僥倖地、很光榮地趕上了這個偉大時代」。

不過幾年時間，

劉文典就與「狂士」形象相去甚遠，

他遭遇了怎樣的「現實扭曲力」，

內心經歷了怎樣的轉變，

我們如今很難臆測。

劉文典和兒子劉平章50年代合影

然而反右鬥爭期間，劉文典還是被校黨委內定為「中右」，

由於他表露出了「對其批判的漫不經心」，

校黨委組織校員工對他發起了一輪又一輪「群眾大批判」，

那些平時和劉文典共事相處的知識分子們，

出於自保的需要，

對他發動了一次又一次批判，用詞之激烈前所未有

經歷無數次批判後，

劉文典終於身心疲憊，在批鬥會上低頭「認錯」，

承認那些莫須有的「罪名」。

「我的問題最嚴重，我需要改造」。　

並請求寬大處理……

1958年7月一個深夜，

他突發腦溢血，與世長辭。

追悼會上，省里沒有來人，

就連學校的黨委書記、校長都沒有出席，

只是派了個副校長來。

有人悄悄地說了句：

「國寶不在了」

他是孫中山的秘書，

怒懟過蔣介石，

中國的知識分子數他最狂傲，

也將一腔熱血獻給祖國，

然而，

這位著名的狂士，

終於沒能扛過政治鬥爭的無情，和人性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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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那麼短，

為何碌碌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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