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導的世界即將結束，國際體系翻轉需要防範體制性摩擦與衝突

第一軍情作者：天中狼哥

23日，法國大選第一輪選舉結果出爐，傳統執政的左、右政黨均宣告出局，獨立候選人和極右候選人進入最後對決，無論最終誰當選，法國的政治生態都已經遭到顛覆，變亂的世界再添新的不確定性。

「亂花漸欲迷人眼」成為當今國際局勢的一道獨特風景，「亂中求變，變中生亂」當今世界的顯著特徵。當今世界「變」和「亂」的拼圖已經不再局限於傳統上那些貧困落後的國家和地區，也不再是小國特有的現象，而是涵蓋了世界主要地緣政治支軸地區國家和國際政治舞台上一些「重量級」的角色。

看毫不相干世界的亂象之間，實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美國和歐盟現有的發展模式出了問題，新的發展道路尚在探索之中，各種政治力量圍繞發家發展問題激烈較量，激進勢力和保守勢力不斷抬頭，以至於出現了反建制派的「特朗普」上台、英國脫歐、瑪麗蓮·勒旁殺入法國第二輪總統大選，等等「黑天鵝事件」，是這些曾經主導世界的發達資本主義大國出現了難以解決的內生性矛盾。

發展問題與霸權思維相結合，就形成了歐美等傳統西方強國面對自身困境與新興經濟體崛起而引發的結構性焦慮，不僅擔心主導世界的權力喪失，更擔心發展道路與發展模式受到衝擊和動搖，為此，它們加大對國際事務的干預力度，從而製造了一場又一場難以平息的地區性危機。

中東地區戰亂不止是由於探索自主發展模式的努力受挫，美西方大國強行為這一地區移植套搬的「民主制度」先天「水土不服」，是一種外源為主內生為輔的混合型矛盾，而這種外源性力量恰恰來自美歐等國家。朝鮮半島危局的根源就是冷戰遺留問題，升級於美國出於防範歐亞大陸強國崛起而採取的遏制行動。中東地區混亂與東北亞局勢的惡化，本質上是西方強國極力控制世界造成的地區性動蕩。

變亂的世界預示著國際體系迎來歷史性的翻轉時刻。

首先，西方少數國家控制主導世界的時代進入尾聲。

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對世界的控制和主導是建立在全球力量不平衡基礎上的，兩次世界大戰及戰後民族解放運動興起儘管在很大程衝垮了歐洲列強對世界的控制，但美國的崛起後接過了歐洲的接力棒，冷戰後美國「單極時刻」的到來標誌著西方主導世界的能力達到一個新的頂點。

進入21世紀後，內外交困的美國「單極時刻」迅速式微。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走上發展的快車道，多個發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區逐漸形成，不僅改變了國際力量的對比，也考驗著西方主導世界的能力與制度性基礎。

美國與歐洲近年插手的不少問題，多數變成了「老大難」，有些甚至還引火燒身，其干預世界的能力和意願出現了「剪刀差」，「心有餘而力不足」是真實的寫照。國際力量對比的均衡化逐步改變國際權力分配原則和格局，少數國家壟斷國際權力，主導和掌控全球命運的時代正在成為過去，西方的困境與國際體系的翻轉互為因果。

其次，西方模式全球擴張時代結束。

西方模式的全球擴張成為近代歷史的潮流，不斷鞏固和擴大的資本主義體系，成為西方模式主導世界的產物。蘇聯的崛起對這一體系曾產生了衝擊和動搖，但隨著蘇聯的解體，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在上個世紀末達到高潮，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成為西方模式的兩張「神主牌」。

物極而反，世界的亂象與「第三波民主」退潮幾乎同步發生，一些打著民主名號的國家實質上已經走向民主崩潰，另一些國家和地區則在劣質民主與治理失敗中煎熬。即使美歐等國也逐漸喪失「榜樣」的作用，「社會不平等」與「政府無作為」成為西方模式的兩大頑疾。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上台、義大利五星社會黨狂飆、法國勒旁崛起、德國默克爾移民政策轉變等等，民粹主義、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反移民思潮在2016年合流井噴。

牛津大學教授斯泰恩·林根曾警告：「在古希臘，當富人成為巨富，並拒絕遵守規則、破壞政府體制時，雅典民主崩潰的喪鐘就敲響了。今日之英美，也已到了岌岌可危的臨界點」。讓美國和西方更加擔心的是「中國模式」的成功，因為中國道路走通了，就意味著對西方主張的「一球一治」模式的否認。

再次，全球地緣政治重心與戰略重心轉移。

地緣政治的本質是以權力為核心的資源支配政治，地緣政治重心與戰略重心是隨著經濟重心走的，歐洲——大西洋重心主導世界數百年的基礎就在於領先世界經濟基礎及建立在其上的權力體系。

當前，國際力量格局與經濟格局已經出現重大轉換，亞太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總量與增量的重心。然而，由於國際權力主要還掌握在歐美國家手中，作為國際體系守成國的歐美正竭力阻止由戰略重心轉移導致的權力轉移的發生。

一場圍繞亞太和中國崛起展開的布局已然成型，這是亞太地區矛盾上升的根源。東北亞局勢的惡化導致「六方會談」氛圍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六方矛盾日益突出。釣魚島爭端逆轉了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日本進一步堅定了倚美製華的立場。南海爭端的升溫為中國與東盟關係良好的發展勢頭摻進了「沙子」，亞洲合作進程受到影響。

美日印澳不斷加強的軍事合作關係具有鮮明的戰略指向和針對性，一個具有均勢制衡意味的亞洲戰略格局隱然形成。美國以軍事實力打頭陣，把太平洋作為演兵場，力圖使美國扮演主導控制亞太的決定性力量。

最後，國際體系翻轉需要防範體制性摩擦與衝突。

國際體系翻轉是一個時代性課題，與歷史上通過大規模衝突重塑國際體系的經驗不同，這一次國際體系的反轉不是對舊體系的強力顛覆與再造，而是在現行體系內新興力量與守成力量競爭過程逐步形成了此消彼長結果。

國際體系的反轉當前尚處於過渡階段，最終能否順利完成還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能否繼續保持強勁發展勢頭是關鍵因素，傳統西方強國能不能擺脫困境重回「世界之巔」也不可輕易斷言，但就趨勢和潮流來看，前者的希望和可能性顯然大於後者。

國際體系翻轉蘊含的危險因素不容忽視。傳統大國不會輕易放棄主導支配世界的權力，內外交困的背景下轉移輸出矛盾的風險上升。當今世界制約大國之間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的因素增加，但大國之間圍繞權力和利益再分配的鬥爭十分激烈，無論是美俄歐在中東與歐洲的對峙與較量，還是美日牽頭在亞太對中國的遏制與圍堵，均表明美國通過強化軍事同盟損害他國制權的行為顯著增加了地區與世界的不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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