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圖》畫的到底是盛世繁華，還是衰世危機？

史 太 Long

是為了討皇帝歡心，還是向皇帝提出曲諫？都是後人的臆想罷了，不可能得到論證周密的證實，除非你能起張擇端於九泉之下，請他親口說說。

文吳鉤

一部小說成就一門學問的，似乎惟有清代曹雪芹的《紅樓夢》，是為「紅學」。一幅畫捲成就一門學問的，似乎惟有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為「清明上河學」。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自問世以來，不但催生了無數仿作、摹品、衍生品，而且吸引了諸多宋史學者、美術史學者一次又一次的解讀，對於研究中國社會史、生活史、民俗史、服裝史、建築史、交通史、商業史、廣告史、城市史、造船史的學者來說，《清明上河圖》也是一座不容錯過、不可多得的史料富礦（《清明上河圖》摹本極多，這裡所說的《清明上河圖》，指現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北宋張擇端正本）。

正如《周易》所言，「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西方也有諺曰：「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不同的研究者對於《清明上河圖》的解讀也是大異其趣的，著有《同舟共濟：與北宋社會的衝突妥協》的曹星原女士認為：

《清明上河圖》有可能是神宗授意下對《流民圖》不指明的回應。作品不動聲色地表現了東京的百姓在清明時節的富足祥和之情，而非潦倒貧困之窘境。也或者《清明上河圖》是由某個揣摩透了神宗心思的大臣令人所作，以討神宗歡心。

但著有《隱憂與曲諫：解碼錄》的餘輝先生卻提出，《清明上河圖》

深刻地揭示出了開封城的種種痼疾和隱患，具有一定的社會批判性。畫家的憂患隱於心中之深邃、其畫諫現於幅上之委婉，僅為時人所識，而難以為後人所破。其意味深長，令細賞者不忍掩卷。

與曹星原的見解可謂針鋒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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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試圖「還原」出畫家繪製《清明上河圖》動機的解讀方式都是比較冒險的。圖畫與詩文不一樣，文字可以清晰地表達作者創作一首詩的初衷，圖畫則未必。

我舉個例子，相傳五代時，羅隱在吳越國主錢鏐的王宮見到一幅《番溪垂釣圖》，乃詠詩一首：

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得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

這當然是在委婉地向錢鏐進諫廢除「使宅魚」稅。但創作《番溪垂釣圖》的畫家是不是也有這個意圖，則誰也不知道。

從一幅山水畫、風俗畫，恐怕很難準確地還原出畫家的曲折意圖——除了那種意圖非常明顯的圖畫，如北宋鄭俠的《流民圖》、今天的時事諷刺漫畫。企圖指出《清明上河圖》的作者是為了討皇帝歡心，還是向皇帝提出曲諫，都是後人的臆想罷了，不可能得到論證周密的證實，除非你能起張擇端於九泉之下，請他親口說說。

比如說，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上，城外畫有一個高台，餘輝先生指出，「畫中惟一的望火樓已擺上供休閑用的桌凳，樓下無一人守望，傳報火警的快馬不知在何處。」 認為這是畫家在暗示東京城消防設施的荒廢。

然而，《清明上河圖》中的這處高台，形制跟《營造法式》規定的望火樓構造完全不一樣（按《營造法式》的標準，望火樓由磚石結構的台基、四根巨木柱與頂端的望亭三部分組成，是塔狀的建築物），也跟南宋《西湖清趣圖》描繪出來的望火樓造型迥異。

顯然，這並不是望火樓，而是一處供市民登高望遠、飲酒作樂的亭台。遼寧博物館收藏的明代仇英本《清明上河圖》也畫有這樣的亭台。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的一處高台

左：據《營造法式》記載繪製的宋代望火樓剖面圖，轉引自劉滌宇《北宋東京望火樓復原研究》；右：南宋《西湖清趣圖》描繪的望火樓

仇英版《清明上河圖》中的亭台

再比如說，《清明上河圖》中的城門不設任何城防工事，沒有駐兵，倒是在城門內側布置了一間稅務所，向過往商人徵收商稅。餘輝先生據此認為，這一細節「真實地反映了宋徽宗朝初期已日漸衰敗的軍事實力和日趨淡漠的防範意識」，以及「沉重的商稅」問題 。

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完全可以說，張擇端其實是用畫筆說明宋代東京城的開放性與宋政府對於商品稅的重視。

歷代看過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的文人學士，第一個反應通常都是認為畫家所繪者，「蓋汴京盛時偉觀也」，甚至覺得，「觀者見其邑屋之繁，舟車之盛，商賈財貨之充羨盈溢，無不嗟賞歆慕，恨不得親生其時，親目其事」 。

宋室南渡之後，南宋市井中還出現了很多《清明上河圖》仿品、摹品，以及「鏤板以行」的印刷品，藉以「追憶故京之盛而寫清明繁盛之景也」，「京師雜賣鋪，每《清明上河圖》一卷，定價一金，所作大小簡繁不一，大約多畫院中人為之」 。

由於看到北宋滅亡，東京夢華轉眼如煙雲消散，許多觀畫之人也會油然生出「興廢相尋何代無」的感慨，乃至為北宋王朝亡於安逸而痛惜：「而今遺老空垂涕，猶恨宣和與政和（宋之奢靡至宣政間尤甚）。」 但是，這只是後人讀畫的觀感，很難說是畫家繪圖的本意。事實上，畫家的本意後人永遠也無從深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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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麼說，當然並不是否認《清明上河圖》所隱含的豐富歷史信息。

《清明上河圖》就如宋朝社會的一部「小百科全書」，從汴河上的舟楫往來，我們可以想見宋代汴河漕運的繁華（但餘輝先生認為畫家在這裡暗示了「嚴峻的商賈囤糧問題」，則是余先生自己的臆想而已）；從市面中的酒旗招展，我們也可以想像北宋東京酒樓業的發達（餘輝先生認為畫家是想藉此反映「泛濫的酒患」，也屬於不可證實的臆想）；《清明上河圖》畫出的毛驢與騾子比馬匹多得多（圖中馬只有20匹，毛驢與騾子則有46頭），亦是宋朝缺乏馬匹的真實寫照；想了解宋代城門構造、民居造型、橋樑結構、市民服飾的研究者，都可以從《清明上河圖》找到最直觀、真切的圖像材料。

這正是《清明上河圖》的魅力所在。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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