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識過剩鬧恐慌」：日本社會的「高等遊民」

國產版《約會～戀愛究竟是什麼》雖然延續了日本富士電視台月九劇原版的劇情、造型和台詞，但身為「高等遊民」的男主人公卻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國產電視劇中的「高等遊民」歐陽宇飛的油膩、臃腫和猥瑣充分暴露出「高等遊民」這一身份在神州大地上的水土不服。

國產網劇《約會～戀愛究竟是什麼》中郭曉冬飾演男主角歐陽宇飛

中方導演、編劇、演員無法準確理解並詮釋「高等遊民」這一「進口」形象，根源在於「高等遊民」並不是一個橘生淮南還是橘生淮北的問題，而是一個「這個可以有但這個真沒有」的問題。「高等遊民」是日本特產，曾作為社會問題被日本教育界、政界反覆討論。而中國是只出產一般的無業游民，不曾有過中高低的等級劃分。

日劇版中長谷川博己飾演的「高等遊民」谷口巧

高等遊民究竟是什麼？

對高等遊民生活描述最為細緻的大概要數名作家夏目漱石。《我是貓》中的迷亭、《虞美人草》中的甲野欽吾、《三四郎》中的廣田先生、《彼岸過後》中的松本和須永、《心》中的老師……這些人物身上都沾染著濃厚的「高等遊民」色彩。在他筆下的諸多「高等遊民」中，最具代表性的還是《從此以後》的男主人公長井代助。

《從此以後》第八十回，刊登於7月24日《朝日新聞》

長井代助畢業之後賦閑在家，依靠父親和哥哥提供的經濟支持度日。在爭執中，代助曾被父親稱為「難民」（「高等遊民」一詞並未明確作為專有名詞出現在小說中），朋友之妻三千代的哥哥用更加高級「趣味審判者」一詞稱呼代助（原文為拉丁語arbiter elegantiarum）。在為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抗辯時，長井代助如是說：

「那種有關麵包的體驗也許是很現實的東西，但畢竟是等而下之的呀。不能夠體驗一下那種不必為麵包、水而操心的美好生活，做人就沒有什麼意義啦！你大概還把我看作幼稚的少爺吧？但我自信：在我接觸到的那個繁華世界裡，我遠比你老成呢。」（吳樹文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版）

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夏目漱石讓「高等遊民」變得真正的高等起來。此前，高等遊民不過是對人形垃圾的雅稱。明治二十年起，讀過書但又未就業的「畢業即失業」人員逐漸增多。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九月二十五號，《讀賣新聞》刊登討論關於官吏學校設立的文章中稱，設立此類學校只會生產兩類寄生蟲，進入官吏學校者將寄生於國家官僚體制平白食利，落榜者寄生於家庭，成為「社會中何等無用之』高等遊民』」。

夏目漱石以後，高等遊民得以凌駕於普通遊民之上，不僅僅在於他們的確不需要為了生存掙扎，更在於他們有著精神層面的追求。而這種精神層面的追求，又導致這一群體對實踐活動的進一步排斥。

法國社會學家塗爾干在《職業倫理與公民道德》中以雅典城邦生活為例，論證「個人和社會的思辨力度與實踐活動成反比」的觀點，認為「這是因為在任何一個社會領域裡，當實踐領域中的活動低於正常水平的時候，處於某種原因，理智將會在各個方面得到發展，併流入為它們敞開的空間」。在雅典城邦時期，面向理智敞開的空間是開放的「廣場」。今天，這一空間通常呈現出一種閉鎖的形態，人們通常稱之為「御宅」。

遊民易做，高等難求

《從此以後》於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六月底開始在《東京朝日新聞》和《大阪朝日新聞》上同時連載，十月中旬連載結束，次年集結出版。在此之前，日本官方報紙關於「高等遊民」問題的討論已經屢見不鮮。

官方語境中，「高等遊民」問題的成因在於流傳於年輕人中的、不切實際的「學歷信仰」：只要拿到一紙文憑，就會有人三顧茅廬；曾經視之如高嶺之花的千金名媛，也會為畢業證書上滿載的才氣所傾倒。入世之學子或受命成為全權大使，在國際上縱橫捭闔、為國爭光；或進入實業，僅靠小試牛刀即可震驚業界大佬。（參見明治三十九年出版的《學生的前途》一書，作者佐藤尚友）

報紙上，批評學生不切實際的聲音多如牛毛。於個案而言，批評聲並非毫無道理，但泛泛地將學生畢業就失業歸咎於主觀能動性的批評，忽視了如此之多高等遊民產生的基本社會背景。

明治維新之後，教育事業迅速發展。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全日本有普通中學87所（官立71所、私立16所）、高等女子學校15所（官立9所、私立6所）。到了明治三十八年，全日本中學數量增至257所（公立216所、私立41所），高等女子學校數量多達99所。十年間，入學人數增長了四倍，畢業生人數從明治二十八年的1971人（其中普通中學1595人，高等女子學校376人）增加到明治三十八年的22240人（其中普通中學14406人，高等女子學校7834人）。與中學大量增設、擴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受到財政開支的限制，明治三十年代，國家並未增設高等教育機構，既有的高等教育機構也並未擴招。

增加中等教育機構建設，擴大招生數量，從長遠來看顯著提高了日本國民的受教育水平（尤其是女性的受教育水平），然而就當時而言，卻帶來了種種社會問題。

接受中等教育後的日本青年產生了強烈的求知慾和求學欲，在高校數量少、錄取率有限的條件下，升學壓力很大。不能繼續深造的年輕人，多數都與長井代助有著相似的想法，他們往往不願意退而求其次進入實業學校（主要提供農業相關教育）和其他專科學校。

明治三十四年至明治四十二年（1901年-1909年）公立中學畢業生出路一覽

日俄戰爭之後，日本經濟進入滯漲期，實業發展速度大幅放緩甚至趨於停滯，日本社會短時期內呈現出明顯向下流動的趨勢：由於實業發展放緩，工廠大批裁汰冗員，企業高層任人唯親，外部人員幾乎沒有向上流動的可能，大財閥生活奢靡的新聞屢見報端……社會提供給年輕讀書人的工作機會不多，同時這些清高的讀書人也不願意與世俗同流合污，寧願失業賦閑、抱殘守缺。

「高等遊民」的選擇是有違時代精神的。《從此之後》開始連載的前一年，明治天皇頒布《戊申詔書》，稱「日俄戰爭結束後時日方淺，政治整體尚須整頓。惟上下一心，忠實己業，勤儉為尚，信義與人情並重，不飾華美，提倡質實，互誡生活之荒廢與懶惰，不懈努力」。這些在外人看來「荒廢與懶惰」的高等遊民或許並未察覺到，《戊申詔書》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它標誌著「不需要為麵包和水操心」的好日子走到頭了。

智識過剩何以會鬧恐慌？

二十世紀的最初十年，各主要國家都經歷著大致相同的情況。封建貴族仍然享有無上的特權和榮耀，新興資產階級經過一輪輪擴張擁有了大量財富，無產階級文化逐漸趨於成熟，三股力量不是平行發展的，這意味著在某個節點上，三種力量終將匯聚，要麼全體粉碎，要麼掀起巨大的變革。

對於日本的高等遊民而言，時代變革的開端是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的「幸德秋水大逆事件」。

幸德秋水本人並非高等遊民，他是一位活躍的社會運動家、記者、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明治四十三年，日本政府以社會主義者意欲謀殺天皇為借口逮捕幸德秋水等十二名社會主義者，翌年以「大逆」為名被判處死刑。

日俄戰爭前，為宣傳反戰思想，幸德秋水發起設立新聞機構「平民社」

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號《早稻田文學》刊登的文章將幸德秋水大逆事件的根本原因歸結於「高等遊民」。 事件其實與高等遊民群體雖然沒有直接聯繫，但這些讀過書的社會閑散人員的確令轉型中的日本政府心有餘悸。連麵包和水都不關心的高等遊民看似純良無害，但卻掌握著名為「智識」的可怕武器。

魯迅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申報·自由談》中談及「智識過剩何以會鬧恐慌」時，寫道：「智識太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軟。心活就會胡思亂想，心軟就不肯下辣手。結果，不是自己不鎮靜，就是妨害別人的鎮靜。於是災禍就來了。所以智識非剷除不可。」

《戊申詔書》頒布之後，「皇室乃是國民核心」（津田左右吉語）的「皇國史觀」開始重塑日本社會對天皇制度的認識，軍國主義思想蠢蠢欲動。無論是以天皇為核心的皇國史觀，還是主張積極對外擴張的軍國主義，對於不在乎麵包與水的高等遊民都毫無說服力。不僅如此，「心軟又心活」的高等遊民甚至可能成為阻礙皇國史觀、軍國主義征服的絆腳石。

由於高等遊民沒有受到勞資關係束縛，僅活躍於私的領域，公權力很難介入並加以管控。他們沒有工作，生活依賴於家庭的經濟供給，隨時可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無產者。大量年輕、精力旺盛、思維活躍的高等遊民轉型成為無產者，對於當時的明治政府而言無疑是一場災難。

自此，高等遊民開始被視為影響社會長治久安的因素。日本政府對高等遊民問題的態度悄然發生轉變，除了繼續在輿論上對高等遊民進行批評教育外，開始著手改革教育政策。

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七月三十一日，日本政府調整中學學科結構，增設實業補習科，壓縮致力於培養學生形成審美趣味的科目，力求通過教授實用技能提高學生就業率。奈何事與願違，改革實施三年後，相關行政令便被廢止。

改革不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於事發突然，大量中學無法馬上匹配足夠的師資，加之學生學習興趣低迷，多數實業科目教學並不成功。更糟糕的是，由於中學實業科目成為必修，反而打消了部分學生升學進入專科學校或實業學校的動力。然而中學實業科目實用性不強，在中學階段學習實業科目後，畢業生仍然無法順利就業。

大正三年（1914年）實業補習科廢止後，「高等遊民」成為日本社會永久性問題，並和社會思潮的「異動」緊密結合在了一起。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日本政府開始嘗試依靠在中國的侵略和擴張解決本土智識過剩問題。日本軍事活動和在華開辦的企業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高等遊民」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緩解。除了不愁就業的理工科，明治年間就業困難的法學、經濟學、商學等學科的就業率在這一時期得到大幅提升，只有文學等滋養靈魂但無法直接轉化為生產力的學科就業率和原來一樣，只有三分之一的高校文學畢業生能夠找到工作，等待剩餘三分之二的仍然是「高等遊民」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約瑟夫·熊彼得的經濟思想開始受到日本的重視，與熊彼得經濟思想一同進入日本的還有他關於社會問題的看法。熊彼得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主主義》一書中談及知識過剩問題時稱，如果不能為知識分子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終究會引發社會動蕩。這種觀點讓當局者回想起「幸德秋水大逆事件」的噩夢。

在經歷了戰後二十年的經濟爆炸式增長後，日本經濟吹出的大泡泡開始在七十年代紛紛破滅。與夏目漱石所處的明治大正時期相似，七十年代的日本入學率高而就業率低，「高等遊民」的不安陰影再次襲來。

1972年，帶有共產主義色彩的「連合赤軍」事件爆發，事件中的核心成員多數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由於就業機會有限，為數不多的就業機會全部被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被國家列為一期的名校學生掠去。那些當年在入學考試中一期高校落榜調劑到二期學校的學生，一方面心有不甘，另一方面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威脅，不甘與恐懼被認為是「連合赤軍」的主要成因。

為了維持社會穩定，日本於1978年廢止高校一二期劃分。然而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高等遊民」問題。隨著八十年代日本大力推廣寬鬆教育，國民已經不再像明治大正昭和時代那樣熱衷於表達審美和訴求了。「麵包和水」極大的富足了，對生活意義的嚴肅思考卻日漸消弭。在探索精神世界方面成熟老道的「高等遊民」無聲無息地走向滅絕，甚至只有在反映極端戀愛觀的都市喜劇中才得以重現。（文/戴桃疆）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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