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情、消費與應對：抗戰勝利後上海的「抗戰夫人」問題（一）

1945年9月中國取得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面臨著紛繁複雜的戰爭遺留問題，包括偽產的接收與處理、經濟的恢復、漢奸的清算、敵僑的遣送、退伍軍人的安置等，由於城市在戰略和經濟地位上的重要性，國民政府戰後接收工作的重點也集中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大城市。

就目前學界對於戰後社會秩序恢復和重建的研究而言，一般集中在上述具體領域。但研究者主要關注點還是各種事務的處理過程和策略，而對於比較抽象的戰後社會心態與民眾心理的展現和揭示並不多見。

有鑒於此，本文以抗戰勝利後「抗戰夫人」問題在上海城市的輿情發酵過程為切入點，通過各社會階層的不同反應和言論，解析戰爭遺留問題對社會心態帶來的震蕩以及政府的應對策略。

抗戰勝利後數年間頻見於上海媒體的「抗戰夫人」話題，一度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新聞界將其視為國家公務員和軍官身上的「花邊新聞」，抓住民眾希望參與政治但又缺乏相應渠道的心理，緊跟事態的進展進行追蹤報道，從而將公務員階層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

在新聞界的促動下，「抗戰夫人」輿情不斷發酵，知識界、商人、文藝界、女權界紛紛通過實際行動和言論表明自身立場，鉤織出一幅紛繁複雜的社會心態圖景。面對公務員形象的集體坍塌和社會輿情的多重指向，政府在猶豫和搖擺之間調整著應對措施，以避免負面影響的不斷擴大。

一

抗戰勝利後新聞報道中的「抗戰夫人」問題

抗戰剛剛勝利，伴隨戰時國民政府退守大後方所出現的一個社會問題——「抗戰夫人」問題，便開始在上海的各種新聞媒體上得到不斷炒作。

大量在後方工作的公職人員以及在前線打仗的軍官，因與原來配偶長期分離，忍耐不了「無比的寂寞」另覓配偶重組家庭，但當戰爭結束回到收復區後，複雜的家庭糾紛和輿論壓力便接踵而至。

其中大部分矛盾以「家務事」的性質最終得以化解；但還有一些人被原配夫人以重婚罪或通姦罪告上法庭，被迫與昔日妻子對簿公堂，在媒體的緊追不捨之下丟盡顏面；更有少數人捲入「殺妻」「殺妾」慘案，本身也淪為階下之囚，因此斷送了仕途和前程。

一時間有關「抗戰夫人」的新聞「瘋魔了上海仕女」，鬧得紛紛揚揚，成為街談巷議的熱點，也引得社會各界人士紛紛表達不同的觀點和態度。

媒體熱衷於追逐「抗戰夫人」之類的新聞，首要原因在於其涉事群體——國家公務員和軍官，具有特殊的社會身份和公眾期望值，媒體的報道既迎合了公眾希望了解、監督國家管理者但又缺乏相應渠道的心理，又體現出媒體人本身的社會責任感。

戰時在大後方或者前線另娶「抗戰夫人」的現象相當普遍，涉事者主要是在後方工作的各級公務人員和具有一定地位的軍官。

據陳雁在其文章中引用的數字，「抗戰期間在重慶的官員，已經別娶『抗戰夫人』者不下二三萬人」，而這只是十分保守的估計，僅指那些比較有保障的太太，婚姻關係不穩固或身份暫未明確的不計在內。

此外，還有在全國各戰區前線數十萬的臨時太太。如兩廣軍隊駐安徽者甚多，其中官佐娶皖籍「抗戰夫人」者就頗為常見。涉事的各級軍官雖不是國家公務員，但亦屬國家精英和保衛者的行列。

現代政治學所定義的「公務員」，是代表全體公民實現國家職能和治理社會的社會成員，既是國家利益的代言人也是公民利益的代言人，其言行應當受到公眾的監督；基於這種特殊身份，公務員群體容易滋生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和傲慢，與公眾產生疏離。

對於民眾而言，希望密切關注其「利益代言人」的言行舉止，卻不一定有合適的渠道，而「抗戰夫人」事件將公務員們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置之於公眾視野之中。

公務員另娶「抗戰夫人」之事，直接違反了當時婚姻法所規定的「一夫一妻」制，且戰時不專心抗戰，卻積極經營自己的小家庭，又有了瀆職之嫌。

新聞媒體對「抗戰夫人」事態的發展進行持續關注，正是代民眾發聲，迎合了公眾希望參與政治、監督國家管理者的心理。

當事者中不乏級別較高的官員和社會名流，其中有些人還頂著抗戰英雄的光環，更使得此事的新聞效應在社會上迅速發酵。

以1946年10月在上海社會轟動一時的「薩本駒重婚案」為例，其原配夫人以重婚罪狀告薩本駒。薩是抗戰中立過大功的國民政府地下特工人員，曾與范春生、蔣竹青、方守成一起，幫助英美僑民和官員自敵人佔領區內逃脫，本身則因之遭日人逮捕，備受酷刑，其中范春生犧牲了生命。

勝利後，英政府感於四人之見義勇為，認為其對盟國勝利做出過卓越貢獻，特意為四人頒發了獎狀勳章。授勛儀式是在1949年3月10日於上海外灘的英領事館內舉行，距當年的「薩本駒重婚案」公開審理已事隔三年，但記者在這一正面報道中仍不忘特彆強調一句：「薩本駒為本市第一起『抗戰夫人』之主角，已為上海社會所熟知。」

當年備受關注的薩本駒案，是上海第一起法庭公開審理的抗戰夫人案，其原配夫人提出的控告，是薩本駒犯有通姦之罪，此項罪名系根據1930年國民政府頒布的民法《親屬篇》中廢除男人納妾的相關條文而提出，經法庭審理後認為罪名成立。

最終作出以下判決：薩本駒有配偶卻連續與人通姦，史璧人（抗戰夫人）連續與有配偶人通姦，各處有期徒刑四月，易科罰金均以伍佰元折算一日。薩本駒由抗戰功臣淪為罪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格形象集於一身，自然使本案成為媒體爭相報道的素材。

另一被媒體熱衷炒作的案例牽涉到民國歷史中頗具知名度的鄒魯，其早年曾協助孫中山組織反袁鬥爭，贏得政治聲望，1927年又因撰著《中國國民黨黨史》而獲得良好學術聲譽。

鄒魯（1885—1954），原名鄒澄生，廣東人，中華民國時期著名政治家。1911年，武昌起義後，鄒魯與陳炯明等人於廣州起義，1924年，任國立廣東大學（現中山大學）首任校長。1925年11月，參與發起西山會議，後在國民黨二大會議上被開除。1927年，鄒魯退出政壇出遊歐美。1949年，離開大陸，經香港到達台灣。

但鄒在勝利後也因抗戰夫人事陷入家庭糾紛，並連連遭遇媒體曝光。據報稱，鄒的抗戰夫人姓趙，勝利後隨同鄒回到上海，其原配梁定慧尚在廣東，但對於此事已有風聞，於是準備來滬大發雌威。

趙女士自然有些心戰膽寒，便四面八方託人向梁定慧說情，表示自願屈居小妾地位。因法律早已取締了男人納妾的合法性，所以梁定慧完全有理由不承認趙女士身份，並保留法律訴訟的權利，此事可能最終還是作為家務事而私了（從媒體報道未看到後來的事態發展）。

鄒魯作為政治家和知名學者，本應起到道德垂範作用，不意卻捲入並不光彩的「抗戰夫人」風波，其社會聲譽和道德形象大受損害。

由「抗戰夫人」問題引發的人命案或遺棄案，成為媒體追蹤的更大熱點。當家庭矛盾鬧到不可開交的地步，丈夫情急之下將原配夫人或是抗戰夫人殺之滅口，這種案件一旦被受害者家屬告發，再經媒體推波助瀾，當事人即使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也很難再有迴旋的餘地。

國民黨少將專員陳希吾殺妻案，便屬此類。陳為了討好抗戰夫人周莉文而將原配殺害，受到刑事法庭審判，最終被判處監禁，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時還在提籃橋監獄服刑。

1947年4月發生在南京的任子聲斧劈抗戰夫人案，1948年6月發生在上海的漕河涇女屍案，均屬嚴重的殺人案性質。案件的當事人由人民公僕和國家守衛者淪落為殺人犯，在社會道德領域引發的震動可想而知。

戰爭結束後由於生活工作環境的變動，將「抗戰夫人」或髮妻拋棄的案例也不在少數，這樣的「受害」女子或把丈夫告上法庭，或者鬧到丈夫供職的公務部門，亦有流落街頭失去生活依靠者，無奈之中另謀再嫁者也為數不少。這些案例無一例外得到了新聞媒體的深入披露和追蹤報道。

除上述所論公務員群體的特殊新聞效應之外，市民文化的庸俗性也是驅動媒體緊追「抗戰夫人」事態發展的原因之一。

「抗戰夫人」話題牽涉到私密性的夫妻關係、兩性關係、家庭生活等內容，十分契合現代市民文化的某些庸俗特質，這一點從當時多不勝數的街頭小報和各種娛樂畫報所津津樂道的娛樂明星花邊新聞、桃色故事，便可窺見端倪。

經過近百年的城市化進程和西方文化的浸潤，上海形成了渴求新奇、通俗、娛樂的現代市民文化，對言情文化的熱衷更是上海大眾文化的突出特點。

姜進指出：民國上海的通俗文化中充滿了對於情愛、金錢和女人的描寫，言情題材統治著通俗文化和娛樂演藝市場，言情文化在民國上海的公眾文化空間中表現出極旺盛的生命力。「無論在軍閥統治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潮中，還是在國民政府時代，在日本佔領下，抑或是內戰時期，通俗言情文化長盛不衰，始終擁有大量的讀者和觀眾」。

而戰後的抗戰夫人話題囊括了女性、重婚、情殺、暴力等社會流行的新聞元素，涉事者又是作為國家代言人的公務員群體，這無形中使得公務員家庭情感故事成為一種帶有政治意味的現實版言情小說，旋即引起市井民眾濃厚的興趣。

對於這種庸俗的小市民心態，當年薩本駒重婚案開庭審理時的一則報道使用的是一種嘲弄語氣：

「淪陷夫人」與「抗戰夫人」之爭，又瘋魔了上海仕女了。上海人永遠看不厭這種悲喜劇，上海也永遠演不完這種悲喜劇。唯其看不厭，所以演不完，沉醉於「兩美奪夫」的艷福的看客們，是無時不在追求自己也能成為戲劇中的主角的。

有些報章甚至將公眾的目光引向留守在淪陷區的公務員妻子們的生活，諷刺她們並非人們想像中的賢淑之輩，其留守期間的兩性關係也是一片混亂，這更為無聊看客們增添了豐富的談資：

「（當從後方歸來的丈夫）懷著忐忑的心摸回他闊別八年的家門，迎接他的卻是個陌生的男子，這個陌生的男子已替他擔負起家長的責任，也就是他的妻子的『淪陷丈夫』。據說這兩個丈夫談話時，都是君子得很，現在是一點也不著痕迹，一對變了二對。」

從上述分析可見，在新聞界的積極推動下，作為現代大都市的市民，上海民眾也是推動「抗戰夫人」輿情擴散和發酵的主要角色，沒有民眾對政治參與的興趣，新聞報道便失去了主要的傳播場。其中也反映出人們對政府如何處理此類群體性違法事件的觀望心態，這其實是促使政府必須做出合理回應的一種基礎力量。

另外可見，民眾對於公務員階層的違法、瀆職行為顯然是不滿的，但他們表現出來的卻是一種看熱鬧的圍觀姿態，這通常會被知識精英諷刺為「麻木」的看客心理。

任偉研究1930年「辱華電影」《不怕死》在上海上演引起的輿論紛爭。他指出，百姓中自覺的民族意識總不那麼明顯，近代知識分子所構建的那些圖景，同真正的下層民眾有著較遠的距離，被精英們視為嚴肅而沉重的民族主義隱喻，在民眾的漠然或者笑聲中顯得愚昧而輕浮。

但問題是，民眾對國家和政府的期望如何來傳達？他們對政治的關注是否有合適的表達渠道？

從「抗戰夫人」問題中，民眾並非看不到抗戰成果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差距，他們缺少的是發泄民意的出口，而所能做到的，似乎只是追著媒體揭示的新聞走，為平淡的生活增添一些談資和笑料。

未完待續

作者為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師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7年第4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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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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