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眼 禅与书法艺术
禅本自印度，兴于中国。六朝末年，始创为宗，并立于天台、华严等各宗之列。七世纪中叶，慧能倡导南宗「顿教」说。自此，南宗禅逐渐风靡全国、并取代其他各宗而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学界普遍认为，禅宗思想来源于儒、释、道三教，但其中受道家，尤其是庄子思想的影响最为明显，可以说，到后来庄禅思想已融为一体，不可分割。这种「三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同外来文化长期碰撞、交融、积淀的产物。因而，虽然禅之为宗肇始于六世纪以后，但这种对人生命本体的感悟却源远流长。
千百年来，庄禅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的补充，已在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和意识等各个方面占居了一席之地，并由此进入到文化领域，对文学、艺术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天，如果用禅的眼光去观照、反思历史的话，我们很容易发现，从古至今中国人的文化心态、思维模式、审美情趣都摆脱不了禅的影响。
总之，禅是构成东方人之为东方人的主要特点之一。我们分析禅同书法的关系，正是因为禅的思想贯穿了整个书法艺术领域。不仅隋唐以后的书法艺术深染禅的影响，就是隋唐以前的中国书法也暗合禅的精神。禅与书法是一而非一，是二亦不二。
禅和书法都十分强调「心」的重要作用。真心一元论的禅宗思想建立在「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一理论之上，认为人的「本心」是永恒的、绝对的、无所不在的、灵明不曾的，它是世界的本原，宇宙的实体，世间的一切都是由它派生出来的。只要「顿悟」产生，人就会「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古代书家认为，书法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表现人的这种「本心」。
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中说「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故「写字者，写志也。」又说:「杨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人的「本心」是书法的本原，具体的字不过是这种「本心」的载体而已。只有通过这种「本来之心」，才能得出「合宜之相。」「有诸中，必形诸外，观其相，可识其心也。」
王羲之也非常重视心的作用，他把书法创作比作行军打仗，并把「心意」比作带兵打仗的将军。难怪后人感叹道:「学书之法，在乎一心。」
更有甚者，唐代书家柳公权还用书法来暗示为人处世的道理。他同唐穆宗谈论用笔时说:「心正则笔正，乃可为法。」穆宗听后顿时改容，知道他是以笔为谏。
禅与书法注重「本心」的结果便是打破偶像崇拜，破除清规戒律，主张不立文字，摆脱一切外物的束缚，突破前人之规矩，让自己的「真心」得到显现。一言以蔽之：反对执着。
清人朱和羹说过:「作书要发挥自己性灵，切莫寄人篱下。凡临摹各家，不过窃取其用笔，非规规形似也。」
书无定法，关健在于突破前人规矩，自出新意，如「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
在禅宗看来，如果有心去做某事，就是一种执着，就是「妄」，书法亦然。书家在作书前通常「端坐正心」，「凝神静思」，「怀抱萧散」，其目的之一是让心气平和、血脉自惯、臂腕灵活，但更主要的是在于使心中杂念尽除，心量广阔。只有尽除杂念，才能破除执着，只有心量广大，才能包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
有人向黄山谷请求学书之道，山谷答到:「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
清人周星莲深有感触地说：他有时用废纸败笔，随意挥洒，往往得心应手。但一遇精纸佳笔，整襟危坐，公然作书，反不免思遏手蒙。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他认为，前者是孤行已意，不期工而自工;后者是刻意求工，局于成见，不期拙而自拙。
日本洪川大师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有一次洪川大师给京都黄蘖寺写「第一义谛」四个大字，他耐着性子一共写了八十四幅，在一旁磨墨的门人都说不佳。最后，他乘这位弟子离开片刻的当儿，心想「这下我可以避开他那锐利的眼睛了。」于是，他在心无所羁的心境下，一挥而就。这就是人们至今尚可见到的黄蘖寺山门上的那件杰作。
王羲之《快雨时晴帖》
当然，禅宗的不立文字并不是不要文字，而是叫人不能执着于经典，因为语言概念总是有其局限性的。虽然反对偶像崇拜，但也不是一定要完全扫除佛像。实际上，完全不立文字，扫除偶像也是一种执着，正确的方法是「于相而离相，」「于念而不念。」书法的道理同禅一样。我们临习前人碑帖，旨在求取古人之用意，并非循规蹈矩，亦步亦趋。
清代书家朱履贞说得好:「学书未有不从规矩而入，亦未有不从规矩而出，及乎书道既成，则画沙印泥，从心所欲，无往不通。」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深入浅出，或叫做因筌得鱼，得鱼忘筌，我们的目的是在于「得鱼」，「鱼」得到之后，「签」的存在与否似乎就不再重要了。更进一步讲，书法中的「法」正是「真心」的自然显现而形成的，即「循理而法生」。
中国书法有「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之说。清人冯班对此评论到:「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晋人之理而生法，法定则字有常格，不及晋人矣。宋人用意，意在学晋人也。」他还强调指出:「晋人用法潇洒，然未有无法者，意即是法。」这一点董其昌也看出来了，他说:「晋、宋人书，但以风流胜，不为无法，而妙处不在法。至唐人始专以法为蹊径，而尽态极妍矣。」无论何种艺术，均贵在求变。
禅是一个很难说得清的东西，它的影响绝不止于书法，而它对书法的影响也不仅仅开始于隋唐之后，因为禅的源头之一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正如以陶渊明为代表的晋代诗歌也颇富禅味一样，晋人的书法比起后代似乎也更接近禅的道理。
晚唐五代，不少禅僧书法家寓禅于书法，借书法来表现自己胸中的禅意。随着当时狂禅的出现，书法上也出现了狂怪之风，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书法理论上出现了「逸」格，这同禅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宋代书法从理论到实践都深受禅的影响。由于文人对禅的崇尚，其书法也表现出极强的禅气。苏、黄、米、蔡四大家以及张即之等人的书法作品历来被视为典型的禅书代表，他们的书作流传到日本后被称为「禅宗样」，影响了镰仓以后的整个日本书坛。明清两代，禅对书法理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不少书家有意识地用禅的精神来作为衡量书法的标准，指导书法的实践。
作者：何劲松
文字来源：中国宗教学术网
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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