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們」和他們的老師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讀的書，命運把我裝訂得極為拙劣。」這兩天，范雨素突然火了，她的那篇《我是范雨素》成為刷屏朋友圈的「爆款」。她將人生的每個階段、諸多遭遇一一解剖，娓娓道來，擊中了很多人的心。在范雨素的心中，皮村工人之家文學小組的「慧瑜老師」是對她影響很大的人，教會她讀書、寫作。其實，不僅是范雨素，她所在的皮村工友之家文學小組還有很多人用一支筆寫著自己的悲喜。4月27日，人民網記者帶你走近張慧瑜，帶你認識「范雨素們」和他們的老師。

張慧瑜。人民網陳燦 攝

記者與張慧瑜約在他工作的中國藝術研究院，他的溫和、睿智、包容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眼中，范雨素是一個對名利看得很淡，有判斷力又理性的人，能經受任何的風浪。他評價范雨素的文字「不刺眼、不悲情、很平淡，卻也曲折、有力量。」張慧瑜眼中的工友們是文學愛好者，但他們從不做文學夢。在教學中，他不僅會分享經典名著，還會評論社會時事，甚至講過馮遠征學習戲劇的故事。他把在文學小組的教學描述為「平等的交流與分享」，和工友是「圓桌式的關係」。我們聊天時，有一位學校的同事路過，打趣他「你也成了網紅！」慧瑜老師笑著說，「我也是想要更多人了解、傳播工人文化呀。」

記者：從14年到17年，您已經在皮村進行了三年文學小組的教學，是什麼讓您堅持下來的？

張慧瑜：其實沒有三年，我中間出國了一年，15年下半年和16年上半年都不在。我的很多好朋友也都會去那裡教學，比如我們做文化研究的，還有一些一直關注工友之家活動的老師，一共有十幾個人。比如中央黨校的劉忱老師，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孟登迎老師，這些老師在文學小組之前就在關注他們了。大家文化背景不同，我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參與進來，比如北大新聞傳播學院的王洪喆老師就從傳媒的角度進行分析。我是去的比較連續、長久的一個，因為我時間比較充裕。

記者：除了時間原因，您自身的熱情是否也是讓您堅持的原因？

張慧瑜：我覺得這是個挺有意思的事兒，也很有意義，對我來說也不難。我覺得和這些普通的勞動者接觸是比較舒服的，他們很真誠，對文學也很崇拜、渴望，沒有把文學當做消費品。

記者：這三年來，從您第一次去到現在，您的心態有改變嗎？有沒有給您的生活帶來什麼變化？

張慧瑜：其實心態沒什麼變化，因為我平時大多數時間就在上課、做研究，是書齋里的生活。這恰好是能讓我與底層群眾接觸的一個渠道。我覺得皮村文學小組這樣一個文化空間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能讓城裡人與打工者相遇、交流。還有一些法律專家、醫務工作者也會去那裡提供服務，很多學媒體、社會學的大學生會去那裡做義工。

記者：我知道那裡也有電影小組，您在藝術研究院教電影，為什麼沒有去電影小組，反而去了文學小組？

張慧瑜：電影小組互動性不夠，主要是拍電影。他們去年拍了一個叫《移民二代》的片子，二三月份的時候在一些藝術空間放映了。每周，他們還有固定的電影放映活動。其實我對他們放的電影不是很滿意，大家還是更喜歡看娛樂片，我總想著給他們放點更藝術的或是與工人相關的電影。他們最喜歡武俠片。

張慧瑜給工友上課。人民網陳燦 攝

記者：那當初是個怎樣的契機讓您進入到他們之間呢？

張慧瑜：14年的時候，已經有很多小組了，當時的負責人小付就說也有很多工友喜歡文學，能不能有一個文學小組教他們寫作，就這樣誕生了。

記者：所以文學小組是最後一個成立的？現在已經發展得很好了。

張慧瑜：相比戲曲小組等其他小組，文學小組是最後一個成立的。可能是因為我去的比較勤，小組的學習一直沒有中斷。還有一個沒有中斷的原因是大家創作的熱情很高，小付也努力給他們發出去，挺好的。

記者：一般在什麼渠道發表呢？

張慧瑜：最開始就是關心工人文化的公號和網站，後來因為李若在網易發過幾篇文字，當時還引起了一些關注。當然，這次范雨素引發的公眾關注更大了。

記者：那您認為范雨素「火了」有哪些原因呢？

張慧瑜：一方面是她的文字力量，一方面是文學小組的氛圍促使她寫下了這些文字。

記者：您覺得這是一次偶然的走紅嗎？

張慧瑜：這個當然是偶然的，但是也有其必然性。她的文字不僅打動了知識分子，也打動了普通大眾。不刺眼、不悲情、很平淡，卻也曲折、有力量。我覺得這波熱度也不會持續太久。

記者：您對走紅後的小組活動有新的期待嗎？

張慧瑜：我希望能有更多機構提供工人文化相關的服務，也是一種文化分享。我在國外的時候，租了一個中產階級社區的房子，他們會有很多讀書交流會之類的文化活動。其實相比中產階級，農民工更需要這種分享。

記者：您的老師是著名的文化學者戴錦華，您的教學是學術的嗎？一般教他們些什麼呢？

張慧瑜：我的課分為這幾個部分：開始時，我們講一些社會事件或是歷史大事件，比如卡斯特羅逝世、APEC會議或是留守兒童自殺，某種意義上也是知識的分享。第二部分，我會講一些經典的文學作品，以現當代文學為主，因為我對現當代文學比較熟悉。我們會一起朗讀這些文本，進行分析。不過去年重陽節的時候，我們講了一些重陽節的古詩，也挺有意思的。我其實不是特別系統，因為工友們來的時間也不固定，他們有流動性。第三部分，講工友們的作品。因為文學小組的初衷就是鼓勵大家寫自己的故事、身邊的故事。大家互相點評，效果是很好的。我們把他們的文字打在幻燈片上，也是另一種形式的發表吧。

記者：也是一種儀式感。

張慧瑜：對，大家都很開心。這是一個自我學習的過程。有的工友，比如范雨素和郭福來，很喜歡朗讀，而且富有感情。此外，他們在做文藝活動的時候會加一個詩歌朗誦，都是工友的作品。比如今年的「打工春晚」上就有他們的作品，叫《勞動者的訴說》，是大家合作完成的詩歌，在網上可以看到這個視頻。

記者：范雨素的文字是怎麼「煉成」的？

張慧瑜：范大姐獨特的人生經歷，比如她做月嫂，抱著別人的孩子，自己的孩子成了「有媽媽的孤兒」。母親這個形象是范大姐創作的重要主題，她也很在意這個身份。

記者：您多久給他們布置一次作業呢？

張慧瑜：他們都按照自己的狀態寫，大部分工友都不會使用電腦，用紙筆寫完後發給小付，小付錄入到電腦里發給我。我會在講義里體現，進行點評。比如范大姐，她其實不算寫得很多，因為她工作很忙。我們沒有強制性。

記者：他們的創作什麼體裁居多？聽說范大姐在寫長篇小說？

張慧瑜：詩歌最多。詩歌這個形式在工人文學中也非常突出，比如余秀華；然後就是散文，小說是非常少的，長篇小說更是鳳毛麟角。因為寫小說不僅需要對文字精準的表達能力，還需要大量的時間進行推敲。所以我聽到范大姐說要寫長篇小說的時候，是非常吃驚的。她的構想很奇特，她說要寫家人的故事，她的哥哥姐姐，你可能以為是類似《平凡的世界》的現實主義故事。其實不是，她還要寫家人的前世，她認為家人在古代有一個通靈的身份，比如她哥哥就是一個古代的詩人。她有自己的世界觀和對世界的理解。

記者：您現在看到這篇小說了嗎？

張慧瑜：她可能寫了一段時間了，不過我還沒看到。我覺得她之前的創作，包括此次的《我是范雨素》，可能都是這部小說的一個片段。

記者：范大姐說您教會她寫作。從閱讀來說，她近期喜歡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這是您推薦的嗎？

張慧瑜：不是我推薦的，她對80年代以來的作家都非常熟悉，可能某些程度上比我的閱讀都更「正」。

記者：您會給工友們推薦書嗎？

張慧瑜：不會特別推薦，我會給大家讀一些文章，有的甚至是網文。比如我15年曾給大家分享了寫作者根據馮遠征的口述寫的文章《穿牆而過》，是馮遠征講自己80年代去東歐學習戲劇表演的故事。我覺得文筆非常漂亮，故事也很有意思，一個80年代的中國大學生與東歐的藝術家二、三十年的友誼。另一方面，它有歷史性，這個牆也有「冷戰」的意味，他坐著火車，從北京到莫斯科到德國。我覺得從寫作來說，語言是一方面，對社會、歷史的理解也很重要。

記者：工友們自己會選擇讀什麼書呢？

張慧瑜：他們更傾向於經典名著，比如譯林出版社出的現實主義小說。他們不怎麼看現代主義作品，因為現代主義作品更強調意識流、心理描寫，與他們的生活有隔膜。在寫作上，他們也不會寫虛構的故事，還是寫身邊的人為主。比如他們很喜歡寫小付，就是工友之家的負責人。她是工友之家的工人大學畢業的，年紀很小，幾年來也變得越來越幹練。工友們眼中的她很生動，比如有工友寫小付喜歡軍人，要去找個軍人的男朋友。

記者：您與他們之間有什麼有趣的小故事嗎？

張慧瑜：有的，而且讓我很感動。去年我從美國回來，知道他們在這期間給我寫了好幾首詩，范雨素還給我寫了首藏頭詩（見文末）。不光是我，他們也給其他老師寫詩，用這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感動。還有一件事，我去年回來的時候，他們還在飯店給我弄了個小的歡迎儀式，寫了「歡迎慧瑜老師回來」，這讓我感覺到我在一個充滿溫暖的社群里，有很多朋友，超越了一般的關係。他們很真誠，讓我很感動。其實我只花了很小部分的精力，這種感動與快樂是我在其他地方無法得到的。

記者：這與您在學校里教學生是不一樣的體驗。

張慧瑜：對，因為工友們的閱歷都很豐富，他們有什麼問題都是很正常的。你只能用自己對文學的理解與他們交流，在社會意義上不會談太多。我們更多是一種平等的分享，而不是老師與學生。我們是一種「圓桌式的關係」。

記者：您如何定義他們的文字，算「打工文學」嗎？

張慧瑜：有人這麼稱呼，不過我更願意稱為「工人文學」。因為其實你我都是打工的，這個定義比較泛化。而「工人文學」凸顯了工人的身份，他們從事工業生產與服務業。比如范大姐是月嫂。我們其實也講過很多工人詩歌、工人文學，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記者：您覺得在今天我們閱讀他們的文字最大的意義是什麼？

張慧瑜：我覺得對我來說，就是感受到文學的意義和力量。我們會覺得文學很高大，很遙遠，但他們的文字與生活相關，又有張力。比如他們說，來到北京，這是別人的森林，我們是外來者。對我來說，北京也是「別人的森林」，這些都讓人很有共鳴。再比如郭福來，他四十歲才來北京，會寫很多思念家人的東西。還有他們生活在皮村，會寫生活環境。比如馬大勇，做園藝工作，寫過一篇「皮村的叫賣聲」。他覺得喇叭聲很刺耳，人的叫賣聲很親切。小付也寫過自己的心路歷程，從最開始的緊張到後來自如地開展活動，看到一個小姑娘在社會中的成長。李若寫過一篇女生宿舍，她用非常精鍊的語言就描述出了女生的小心思，特別有生活趣味。

記者：大家都很樂觀。

張慧瑜：對，很積極。其實他們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種「苦哈哈」的，抱怨的，悲慘的，大家都很風趣、幽默。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立體的、有喜怒哀樂的人。

記者：他們中有人想以後專門從事文學工作嗎？

張慧瑜：他們是文學愛好者，但他們從不做文學夢。他們不會天真地覺得文學可以改變命運，范雨素的文章里也寫得很清楚。現在的作家其實都有主業，這是社會常態，包括美國、英國也是這樣。范大姐也不會有文學夢。

記者：現在已經有出版社來找范大姐出書了，您怎麼看？

張慧瑜：范大姐寫作的速度趕不上出版社的需求，她的文字需要有時間來醞釀情感。

記者：范大姐活得很明白，看到網上說她為了躲避媒體去了古廟。

張慧瑜：我覺得范大姐其實挺厲害的，昨天、今天，包括周末的活動，她都不會出現。她對這些東西看得很淡，就像她的文字一樣，任何的大風大浪都能坦然面對。在北京，一個單身母親撫養兩個女兒，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更何況她把女兒教育得這麼好。她是平凡中有堅韌力量的人，是有判斷力、理性的人，她講述任何苦難的時候都是不抱怨的。

記者：您想過以後自己寫一寫他們的故事嗎？

張慧瑜：我很想寫，但目前沒有這個能力。文字不僅是技巧而已，更多是對文字的感覺。

（本文來自2017年4月27日人民網，作者陳燦，原標題為：「范雨素們」和他們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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