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唐僧為什麼不能是女人？

文 | 維舟

除了楊潔導演去世，近來和《西遊記》相關的還有一個大新聞：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宣布將製作根據這一中國名著改編的連續劇《猴王傳奇》（Legend of the Monkey）。引起爭議的不是其情節如何展開，而是全劇四位主角的扮演者沒有一位是華裔，且唐三藏（Tripitaka）的扮演者Luciane Buchanan竟然是個少女，甚至沙和尚也成了一個名為Sandy的女性。

雖然這部西方版《西遊記》要明年才向全球上映，但從目前透露的情節看，顯然與原著頗有不同：它的主基調是少女三藏與三位「墮落之神」一起抵抗混亂的惡魔世界，恢復和平的故事。澳洲的編劇們極有可能根本沒看過中文原著，而是直接在那部被他們視為「邪典」的1978年日本版《西遊記》的基礎上改編的。無論是扮演者、角色設定、造型還是情節，這個《猴王傳奇》恐怕都是《西遊記》的諸多版本里走得最遠、最「辣眼睛」的。

1978年日本版《西遊記》

說實話，看到這新聞，我的第一反應是：不知六小齡童會作何反應？這些年來，這位曾因扮演孫悟空而著稱的藝術家，曾在許多場合嚴詞抨擊在「西遊熱」中出現的各種別出心裁的改編。2015年在為3D魔幻電影《敢問路在何方》宣傳時，他正色宣稱：「《西遊記》是我們中國的國粹，絕對不能讓名著被惡搞、胡亂改編所糟蹋。」當賈玲在《木蘭從軍》中將花木蘭重塑為一個貪吃、不孝、胸無大志、貪生怕死的普通人而被迫致歉後，他為此叫好，並在微博上隨即質問：「那惡搞玄奘大師及世界名著《西遊記》的影、視、劇、網路小說的諸位怎麼辦？」

賈玲演的花木蘭

他在說這些的時候忘了一點：現在傳世的古典小說《西遊記》，本身就是對玄奘大師生平事迹的「惡搞」，將一個以大無畏精神遠涉異國的高僧描述為一個善良但懦弱怕事的角色。《西遊記》原著中充滿了對各類權威的冒犯和嘲諷，乃至玉皇大帝與佛祖、觀音都不能倖免（如三十五回中，孫悟空咒罵觀音菩薩「該他一世無夫」）。如果沒有那種無所顧忌的「戲說」精神，《西遊記》這部小說本身恐怕就不可能誕生。

至於故事背景和人物設定，現代人大多都習慣了那些較為現代的故事在這方面的改造，像香港電影《無間道》的美國版、日本小說《嫌疑犯X的獻身》則已拍了日韓中三個版本，《十二怒漢》更有各國的諸多版本，黑澤明的名作《七武士》在1975被好萊塢翻拍為《七俠蕩寇志》時，場景改在墨西哥，所有人物都從日本人轉變成了白人，大受歡迎，以至於去年又重拍了一版。那為何對《西遊記》人物和故事的改造，會引起爭議呢？或許是因為那多多少少被視為不可觸動的經典，我們對它的認同感也更深。不過，真要較真起來說，那觀音菩薩原本在印度也是個男神，到中國卻被改成了女神，哪吒則從一個印度神靈完全被改造成了中國兒童的形象，更不必說當年《西遊記》的影視劇中，好像沒有哪次是讓印度裔演員來出演如來佛、觀音等形象的。

1986年楊潔導演的《西遊記》當然是無可置疑的經典，但毫無疑問，它也是只是原著的現代解讀之一種，並且不見得比張紀中版的更忠實於原著，更不是唯一的「正宗」。由於當時的技術條件，更由於當時的觀念所限，楊潔在翻拍時同樣對原著進行了大幅的改編，尤其是突出「不畏艱難」的「取經精神」，而淡化或刪除了許多與現代觀念不相容的「糟粕」。六小齡童所接受的應該就是這樣一套理念，不然就無法理解他身上的矛盾現象：他一方面不容他人隨意改編，另一面卻在前些年重編了《西遊記》，重點是刪去了其中所謂的「封建糟粕」。這意味著他認為《西遊記》有且只有一種正確的打開方式，而他剛好掌握著這一解釋權。

現在年輕一代大多已未必能接受這樣一元權威化的解讀方式，被他批判的《大話西遊》在年輕人中廣受歡迎就是明證；不過，不可否認，六小齡童的態度在中國也非常具有代表意義，會有大量國人持有和他一樣的觀點，認為很多故事只有一種正確的講法，任何偏離都是不能容許，而應被制止的。

這可能是因為中國人長期以來習慣於一個價值較為統一的社會環境，然而在現代文化和價值觀都多元化的環境，對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敘述，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惡搞」其實就是文化流變和價值多元的正常現象，如果一味強調忠於原著而不容許出新出奇，那又如何能獲得創新發展？就此而言，正是那種狹隘的一元文化觀念在阻礙著文化的自由發展。

在傳統時代，一種觀念、一個故事在流傳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總會發生一些變化。民俗學家Alan Dundes在其名著《民俗解析》中指出，就算是《聖經》，在載入書寫傳統之前，也「承受了口頭傳統的通常是不可避免的命運，例如被改編、改變和添加」，至於那些被眾口傳頌的民間故事，那更是在不斷被篡改中，因為不管人們有意無意，「複述幾乎總是包含著某種變化。」為此，他特彆強調必須克服一元視角，因為「不存在一條民俗的唯一正確的解釋，也不存在某個遊戲或歌謠的唯一正確的版本。」歐洲著名的童話《小紅帽》看上去情節簡單，但幾百年來已演變出無數在細節上差異化的版本，《百變小紅帽》一書在探討這個故事的演變後認為，正是這保證了這個故事長盛不衰的生命力：「任何類型的故事都可能有數不盡的變異版，以致新故事源源不絕。」

事實上，許多故事在流傳過程中所遭遇的改編之大，往往都是相當「辣眼睛」的。中國的著名悲劇《趙氏孤兒》，在傳入歐洲後，由法國文豪伏爾泰執筆改編，1755年以《中國孤兒》為名上演，引起極大轟動，然而故事卻發生了許多在中國人看來不可思議的改變：故事背景被改到宋朝末年，成吉思汗攻陷北京（這裡有時空錯亂，北京並非南宋首都），宋帝臨終向大臣張惕託孤，為了保住皇族血脈，張氏決定將親生兒子頂替。這還算是忠於原著的橋段，然而後面還有一些讓人難以消受的橋段：張妻為救自己孩子，竟向成吉思汗道出真情，更不可思議的是，成吉思汗早年流落北京時，曾向張妻求婚，此時以此事為要挾，再度向她求愛。最終因其夫妻不屈，被感動的野蠻人成吉思汗宣布赦免他們，並將宋帝遺孤收為義子。

伏爾泰

無論我們多麼不習慣，這並不影響該劇成為法國戲劇史上的名著。越南古代文學上最著名的作品、號稱是「越南《紅樓夢》」的《金雲翹傳》，也是阮朝詩人阮攸根據中國一部不甚出名的章回小說《金雲翹》改編的，加入了很多越南的背景與情節。史上最偉大的改編作品，可能是《金瓶梅》，蘭陵笑笑生將《水滸》中原本僅有三四回的武松殺嫂故事，鋪敘成一個結構龐大的長篇，當然也改變了許多細節（如西門慶不是被武松殺死，而是病死）。然而正是這樣的變異，才給原著的解讀和新作品的衍生帶來了新的創造力。

這裡面的關鍵在於：很多人能接受「創新」，但卻不能接受「惡搞」，然而這兩者其實都是「變異」，對你而言是「創新」的東西，在你爸眼裡可能就是無法接受的「惡搞」；甚至前幾年還無法接受的「惡搞」，過兩年不僅被視為「創新」，甚至都已經是經典了。如果要想真心接受多元文化和多元價值，那就不能僅從主觀好惡（或接受度）來判定某一些變異是好的「創新」，而另一些則被斥為「惡搞」。重要的並不是這種充滿道德性批評的辭彙，而是這個改編所體現的創新到底好不好——只有那些惡意攻擊、污衊的才應另外看待。不然，如果你只想要「正確的創新」，那麼很可能的結果就是：你可能會太過強調「正確」，而無法得到「好的創新」。

(原標題：《沒有唯一正確的打開方式》)

【作者簡介】

維舟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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