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披露過程

文/徐學江口述 沈黎明整理

11月24日，江西宜春市豐城發電廠三期在建項目發生特別重大事故，造成重大傷亡。事故發生後，全國各種媒體及時報道事故情況。看到新聞媒體的迅速反應，我不禁想起了當年報道唐山大地震死傷人數的一段難忘經歷：

我1965年大學畢業後進新華社做了記者，從當記者那天開始，就把「實事求是」定為自己必須恪守的工作原則，堅持及時、真實、客觀地報道新聞事件，先後參與了許多國內外重大事件的報道。1976年7月28日，唐山發生了舉世震驚的大地震，地震發生後，新華社領導立即派我趕往唐山做現場採訪。在唐山災區採訪期間，我每天奔走在滿目瘡痍的瓦礫中，親眼目睹了眾多家庭房倒屋塌親人罹難的慘狀。當時正值炎熱的夏季，酷暑中到處散發著屍體腐敗的氣味，整個唐山從南到北到處是生存者痛失親人的嚎啕哭聲。幾天採訪下來，我憑藉一個新聞記者的直覺感到，這場震驚世界的大地震的死亡人數絕不是十萬八萬的小數目。於是為了真實反映這場浩劫造成的災難程度，我在及時報道地震現場情況和廣大軍民團結一心抗震救災英雄事迹的同時，以一名新聞記者的職業責任感，開始想方設法了解死亡人數。然而由於當時歷史原因造成的種種限制，我以及全國各路記者始終沒有採訪到官方統計的死亡數字。一直到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災工作全部結束，有關部門也沒有公布人員死亡情況，死亡人數就像謎一樣縈繞在人們心頭。

唐山大地震時，沒有專業救援工具，戰士們只能用雙手救人。

一轉眼三年時間過去了，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依然撲朔迷離、諱莫如深，由於時間拖得太久，引得國內外各種猜測、議論不斷……1979年11月17日至22日，全國地震工作會議暨中國地震學會成立大會在大連市棒棰島賓館召開，我作為新華社當年參加過唐山大地震報道工作的記者，受領導指派到大連參加會議報道工作。

會議按照預定程序進行得很順利，最後一天，有關方面領導向與會的地震專家們通報了三年前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數。聽到這個數字，出於新聞記者的職業敏感，我立即覺得這是一條極為重要的新聞信息，是全國和全世界等待已久的重大新聞，同時認為：自己作為參加會議報道的記者，有責任把這條消息發出來，把真相告訴全世界。基於這種認識，我抓緊時間寫好了一篇題為《1976年唐山地震死亡24萬多人》的稿件，迅速送給擔任大會秘書長的國家地震局一位處長審核、簽發。由於稿件直面拖了三年之久的死亡數字，為了能夠獲得批准，送審時我向秘書長提出了三條理由：1、地震發生已經三年了，傷亡情況應該報道，因為中國廣大人民群眾始終非常關心，同時外國人也很關心，再不報道我們會更被動；2、幾年來國內外猜測不斷，傳言很多，對地震死亡人數眾說紛紜，如果不在這個召開全國地震會議的時候報道，各種傳言會更多；3、地震是一種自然災害，與政府行為無關，在這樣一個時機進行報道，比較自然。

秘書長認真看完稿件，聽了我的要求和理由，有些猶豫，問我：「你這篇稿件一定要今天發嗎？」看著秘書長有些拿不定主意的目光，我心裡明白，他是想把稿件帶回北京請示更高的負責人，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但作為新聞工作者的使命感告訴我——必須努力爭取將此稿發出！於是態度十分堅決地說：「我覺得一定要今天發，因為新聞講時效性，不能發過時的消息！」秘書長聽完我的話，又看了一眼手中的稿件，依然在猶豫，我立即補充說：「這是自然災害造成的死亡，並不是人為因素所致，與政府和專業部門沒有直接關係。如果等回到北京後再經過各級領導層層審閱，新聞的時效性將大打折扣。」看著我真誠的態度，秘書長也覺得我說得有道理，就同意了我的意見，拿起筆在稿件上籤了字。

得到批准後，我立即將稿件傳往北京新華社總社對外部。上個世紀70年代末的通訊不像現在這樣發達，條件有限，我只好拿著電話邊讀稿，邊讓北京的同事做記錄。當年我寫稿子的時候還有一個小秘密。那次會議上，有關方面將1976年唐山地震為什麼事先沒有預報出來作了總結，講了三個理由：一是幫派體系干擾；二是沒有明顯前兆；三是地震預報科學不發達。而我在寫稿時，有意去掉了第一個原因，因為我認為，第一個理由是把政治因素往自然災害上靠，有些牽強，就把它刪掉了，稿子中就寫了後兩條理由，沒想到，後來新華社發稿時把那兩個原因也去掉了，所以在對外公布的稿件中，就沒有了這樣一段文字闡述。以下是新華社1979年發出的稿件原文：

「新華社大連十一月二十二日電

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發生的唐山大地震中，總共死亡二十四萬二千多人，重傷十六萬四千多人。這兩個數字是唐山、天津、北京地區在那次地震中死傷人數的累計。這是今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在中國地震學會成立大會上宣布的。

唐山地震的震級為七點八級，震中裂度為十一度。地震發生的地點是人口密集的工業區，發生的時間是三點四十二分五十六秒（北京時間），正當人們沉睡的時候。地震部門事先未能發出預報。由於這些原因，它所造成的損失是很嚴重的。」

1979年新華社發稿。

這一消息發出後，頓時引起很大的轟動，我也被說成了新聞界對外公布唐山地震死亡人數的第一人。後來經常有人問我：「你當時為什麼這麼強烈要求報道地震死亡人數，還主動向秘書長提出自己的理由。」每每我都回答：「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責任心！」那時對這件事，我是這樣認識的：「當時雖然地震發生已經三年多了，但與地震相關的報道還是很多，因為那幾年我國地震發生的比較頻繁。因此地震報道也是一個熱門話題，大家都非常關心。我之所以要求公布死亡數字，源於我對黨的方針政策的了解，對新聞工作者職責的明晰，對什麼該報，什麼不該報，有一個基本判斷，如果我覺得應該報，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我會做出判斷，遇到重大新聞，寫不寫是我作為記者的職責問題，至於上級有關領導簽發不簽發那是另一回事，但作為新聞工作者，在新聞事件的報道方面，該堅持的我一定要堅持！該爭取的也一定要爭取，決不能有辱使命！」

對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報道後，我對災難性、突發性事件報道更加關注，並進行了認真研究和思考，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觀點，我認為：自然事故肯定與政府無關，責任事故則能反映政府管理上的一些問題，如果發生事故能夠及時報道，可以迅速引起有關部門重視，分析原因、總結教訓。如果不及時報道，難以敲響警鐘，引以為戒，弄不好還會導致同樣災難連續發生。因此我一直呼籲：對於災難性、突發性事件，即使是人為的原因，也要及時報道，只有這樣，才能使人們深刻吸取血的教訓，才能使政府進一步提高行政能力，才能使事故的發生頻率降低再降低。

震後的唐山市區。

值得稱道的是，國內許多主管領導和新聞界同仁與我有共識，經過大家的不斷努力，我國對災難性、突發性事件的新聞報道逐步放開，尤其2003年「非典」以後有了很大進步，一些相關制度也逐步完善起來。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發生後，我國從中央到地方各類新聞媒體立即行動，及時、準確、公開地連續報道了與地震有關的一切重大新聞，贏得了全世界的廣泛讚譽，這些報道向世人昭示，我國災難性、突發性事件的新聞報道機制已經完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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