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亞論》：一篇讓貧窮小國擊敗全世界最富裕大國的文章

文史 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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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了《脫亞論》的平民福澤諭吉被印在日本的紙幣上

作者：張清一

來源：公眾號「張清一」

中國很少有人知道他，但日本基本上人人都知道他；他就是日本的福澤諭吉，是日本人心中的英雄：但他卻沒有赫赫之戰功，只是一介書生；他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偉業，只是辦了一個私塾。他也沒有顯赫的家世地位，只是一個平民，終身未仕：他的頭像被日本人印在一萬元的日幣上來紀念；僅僅因為他是日本教育家，是日本走向現代文明的思想啟蒙者，探索者，開創者，呼籲者。他被視為日本現代化啟蒙的導師，獲得了全體日本人的尊重；因為他的努力結果，是讓日本國民贏得了世界的尊重。因此他也贏得了日本人，乃至世界範圍內教育界和非文化教育界人士的普遍尊重。

一個把自己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普通平民印在紙幣上的國家，與另一個把「摧毀和破壞世界」看做是「偉大的事業」，把革命家，戰爭英雄，政治家頭像印在紙幣上加以推崇的國家，我相信這兩個國家的命運會是很不一樣的。崇尚建設和文明的民族，與崇尚破壞和反智的民族，他們的「國運」也顯然會是不一樣的。

他寫的《脫亞論》，宣告了日本民族不再願意與愚昧無知而又驕傲自大的中國人（日人稱為支那人）為伍。他沒有邀名，假裝「溫柔慈悲」，「寬容大愛」，而是不怕被人罵「憤青」，態度堅決地對日本說不！他嚴厲地批評當時日本的「國家體制教育系統」----儒教主義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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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判這種儒教教育是：「留戀陳規舊習之情。。。學校的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我發現他罵儒教的言辭，可比我凶多了；起碼我還文縐縐的「理性分析批判反思求證」。我發現他的確看到了中華儒家教育的本質---虛飾外表，忽視「真理和事實」的根本缺陷。

他不僅這樣「思考」，「呼籲」，而且「行動」了。他建立了日本第一家學習西方文明的「洋私塾」，因此他成為了「日本近代啟蒙教育之父」。這在當時日本完全模仿中國文化，一直崇尚【四書五經】教育模式的私塾教育傳統看來，他是絕對的離經叛道行為。他的私塾是一個「非常另類」的學堂，很難得到當時日本社會主流的承認。

他開始只是一個「家塾」，是為了教育子女和家族內子弟的，但是很多日本先知先覺的有識之士也選擇了迎接新文明，放棄了科舉和儒教名位的追求，把子弟送到他的「家塾」教育，學習符合世界標準的經世致用之道。因此他的「家塾」就快速地擴大，對社會開放，成為「學塾」。福澤諭吉教學極為勤奮，即使面臨戰爭也沒有停息。福澤諭吉說：「只要這所學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國家！……」。這句話諸位只看了他的豪邁和孤傲，卻不知其中的艱辛和無奈。你完全可以想像這就意味著當時他這所學堂在「儒家傳統體制教育體系」下極端的「孤立」程度，幾乎就是日本「唯一」的一盞燈，在文化愚昧黑暗的日本國內唯一的一盞科學和理性之光。即使如此孤獨無助，淹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依然樂觀地相信----自己的學堂才真正代表了文明和文化，代表了未來日本國教育的走向。他要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為了文明之光，他孤獨地堅守這座文明先行者的航標燈。這一守，就是32年。

他的學堂名字叫做「慶應義塾」，1858年成立後，直到1890年才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承認，成為了【慶應義塾大學】，這個時期長達32年，很難相信有人會這樣不被官方承認，卻長期地堅持辦學。這是日本第一所符合現代文明要求的大學。今天，她與【早稻田大學】一起，稱為日本的「私學雙雄」，影響力僅次於國立的【東京大學】，培養出了日本大量的人才，包括多名日本首相如小泉等政要在內，更多的是日本的企業界領袖人才。

福澤諭吉開創了日本的「文明啟蒙教育」，讓日本從中華儒教教育愚昧的「文化醬缸中」爬了出來，走上了尊重事實，人格平等，追求真理和智慧的現代文明之路。

他的【脫亞論】，是一份正式宣告日本脫離中華儒家文化傳統的宣言書；本文發表後引起全國的震蕩。當然，他本人自然要遭遇守舊派人士如潮水一般的攻擊。但是他以頑強的態度，堅持自己「學術自由和獨立的精神」，他認為學者就是要做一隻「雁奴」，就是大雁群休息時候的哨兵，隨時發出警告的聲音。大家都可以睡，但是雁奴不能睡，必須警覺外界的一切危險。

最值得欽佩的是：福澤諭吉堅持自己的平民身份，拒絕成為政府官員：當時的明治維新政府大力招攬懂得西方文化的新式人才入閣，由於福澤諭吉具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政府多次招請他入閣，但是他堅持拒絕進入仕途，堅持了一生的「平民身份」，捍衛他的學術獨立和自由精神，避免他的教育立場受到官場和政府的牽制。

幸虧當時的日本維新政府正好銳意改革，不像大清政府一樣腐敗，也沒有去打擊他的學堂，否則他如此「不給政府面子」，不說支持，起碼沒有去「取締」慶應學塾。福澤諭吉如果當時生在大清國，敢如此「學術獨立，自由意志」？敢違背聖意？別說讓你辦學了，恐怕人早就「推到菜市口問斬」了。

其實中華民族從來就不缺乏優秀的兒女，只是我們這個民族，總喜歡把自己最優秀的兒女送上斷頭台，或者把他們逼進深山隱居；同時我們民族最喜歡把陰謀家，戰爭英雄等推上台來統治自己。幾千年來，我們一直在這樣做，因此我們的歷史故事都演得很精彩，也很悲壯。

日本與中華儒教文化這種思想層次上的分離斷奶，就導致了在物質世界可見層面上與「中國故主」的強烈分離。當時全世界最富裕，「最強大」的大清國，終於被自己的無知，愚昧，狂妄，以及自以為是擊垮，一下子就變成了「貧窮，落後，弱小，可憐」，到處被人欺負的「悲慘的舊中國」。而原來真的很貧窮，很落後的日本小國，卻通過教育的成功，成為了今天的世界大國和世界強國。

一般來說，教育是一項需要寂寞守候的事業；教育的成果，需要30年才能看到。假使中國今天願意徹底改革教育的話，也需要30年後，才會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一旦教育成功，就可以坐享數百年的利益。當年的德國威廉皇帝建立國民普及教育體系的時候，是這樣的結果；當年「因為貧窮，所以不能不做教育」的德國，僅僅30年後就成功地成為世界強國和霸主，國力的強盛一直延續到今天。日本也是這樣的例子。僅僅30年後，就在全世界面前「崛起」了。

福澤諭吉的維新啟蒙教育開展三十多年後，1894年，自強自立的「小日本」就輕易擊敗了當時最富裕，也最傲慢自大的「大中國」；擊垮了比日本「強大」得多的北洋艦隊。這次戰爭其實是大清國自找的，自以為強大無敵去欺負別人。戰前其實日本也有分歧，大多數人都覺得不敢與強大的中國對抗，只有極少數的精英判斷中國艦隊雖然比日本強大，但是人員素質不高，日本還是有贏的機會（這些精英也沒有想到一定會贏）。但是日本民眾的強悍精神，即使死亡也願意積極參戰，反抗中國對日本一貫的霸道行為，「以大欺小」的恥辱，這種強烈的榮譽感，敢於犧牲的武士道精神，支持了日本參戰。

日本此戰卻意外的順利，「強大的」大清無敵艦隊沒想到一觸即潰。日本的強大，其實就是教育的成功，是日本人素質提升的結果，這些東西是用多少錢都買不來的東西。日本政府通過這次決定性的戰爭，深深地感受到了「新教育」的好處，「素質教育」的好處；也就更加堅定了「脫亞入歐」之路；甲午海戰後大清國的賠款，日本全部用於日本公立中小學的建設，而不是用於日本政府「慶勝紀念典禮」以及「三公消費」。如此重視基礎教育，因此至今日本的國民教育體系，是全世界公認最完善的，教育效果最好的。

我們完全可以說：當年全世界最富裕的中國人，出錢幫助日本建立了全世界最完善的現代國民教育體系。在日本人前進的路上，中國人的「大力支持」功不可沒！

實際上，大家可能還不知道：耶魯大學的建立，也是用「中國人的錢」。當時建校時學校什麼都沒有，不過東印度公司的耶魯先生正好從中國賺了一筆錢，把這些錢（不到一千磅）捐給了大學，建設了校園，才成為了現在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大學之一。今天「錢多人傻」的中國人，可能也正在把大把的金錢來幫助其他國家發展教育呢。我們真是全世界最「無私」的民族了，願意做全世界的綿羊。

甲午之戰後，借教育的成功，日本快速地進入世界強國之列。甲午戰爭後沒幾年，它又與俄國開戰，擊敗了「西方列強」俄國。第一次作為東方民族，居然擊敗了西方民族，這是不可思議，難以想像的結果。此戰引起了全世界的極大震動，讓西方人對於「東方民族」弱小無能，很瞧不起的觀點大大改變，不過他們只是對日本改變了看法。對中國等國家，繼續瞧不起。我們也沒有做什麼讓人瞧得起的事情，當時正忙著自相殘殺呢。

後面的事情，大家基本上都知道了，快速強大起來的日本，不僅僅橫掃亞洲各國；連西方列強英國，法國，澳洲國等，也在日本人的打擊下潰不成軍，連美國人在日本人面前都吃了大虧。只是日本的資源太貧乏，經不起長期戰爭的消耗拖累，不然，日本幾乎打下了半個地球。

二戰失敗後，日本人把原本投入戰爭的高素質民眾，用於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創造了世界經濟奇蹟。日本戰後僅僅二十年就快速地崛起，以一個小小的島國，中國一個省的國土面積，居然很快就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如果以面積算起來，其實是日本第一，遠遠超過美國。而「日本人」作為一個東方民族，雖然犯了「嚴重的戰爭罪行」，卻被西方社會廣泛地接納。不像中國人，與兩百年前一樣，一直被西方人內心裡鄙視和疏遠；即使今天中國人拿再多的錢，也買不來尊重---因為我們自己都沒有尊重自己。我們花錢只買來了面子----以及西人更大的鄙視。

中國人有很完善的歷史記錄，卻很少對歷史進行真正的反省。因此我們根本找不到前進的方向；儒教綱常教育讓我們失去了判斷的能力，我們往往以為倒退就是最好的前進（這是儒家復古思想的後望式思維特徵）。比如對於日本150年前就堅決拋棄掉的「儒教主義教育體系」，今天卻被很多國人們當寶貝撿起來，以為是對目前體制教育失敗的「最佳應對方案」，可以用來「拯救中國教育失敗」的最後救命稻草；甚至還有自封的國學大師們，把儒教誇大為「拯救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偉大使命！這真的可能嗎？這種眼界與福澤諭吉相比，不知落後了多少年了。我們真的能夠退回到一千年前嗎？即使是「漢唐盛世」？

我對此表示懷疑。可惜，國民居然有很多對此舉叫好，而且叫座，甚至以為我們今天已經是超越漢唐的盛世了。我們的國民到底腦子怎麼了？

我想：真要做教育，是不是該多多學習前輩的經驗和教訓？德國的教育改革，日本的明治維新，美國的教育成功，是否也可以借鑒？當然，如果您認為英國的精英教育，法國的思維教育都很成功，為什麼不好好借鑒他們？總是抱著幾句古人聖賢說的話不放，眼界局限於幾本古書，特別是【四書五經】這樣的「皇家官方教材」，以為這些就是您教育的全部內容。這種原始觀念，是不是太狹隘了一點？這樣教育出來的人才，如何能與世界共舞呢？

如果150年前，當時作為全世界最富裕，最有錢的龐大國家，對於中國人用【四書五經】，聖賢思想認真教育出來的，當時「很有錢，很有文化」的中國人，都根本得不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和認同。別說被西方強國，文明國家歧視了；甚至於當時又弱小，又貧窮，「以中華文化馬首是瞻」，一向當中華人跟屁蟲的小國家日本，都深深地感到「恥於與中國人為伍」的壓力，要急急忙忙地向世界公開宣布：「我們跟中國人不一樣」，認真強調：「我們不是卑屈而沒有羞恥感的中華人，我們是勇敢而有榮譽和責任感的，懂得文明的日本人」。

好了，既然如此：今天您用什麼樣的超級邏輯思維能力和理性判斷，能夠推導出來這樣的結論：只要今天「先富起來」了的中國人，都學了【四書五經】，接上「文化斷層」之後，就能夠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重？就能夠被全世界人民接納了？

——清一題記。

福澤諭吉

附：福澤諭吉：《脫亞論》

刊於日本《時事新報》1885年（明治18年）3月16日

林思雲譯

隨著世界交通的手段便利起來，西洋文明之風逐日東漸。其所到之處，就連青草和空氣也被此風所披靡。大致說來，雖說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沒有多大不同，但他們的舉動在古代較為遲鈍，而今天變得活躍起來，無非是利用交通這個利器的緣故。對於東方國家的當務之急來說，此文明的東漸之勢十分強勁，如果下定決心來阻止它的話，這樣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觀察當今世界的現狀，就會發現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與時俱進，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嘗文明的苦樂，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樣。眼下東京的麻疹最初是從西部的長崎地方向東傳播，並隨著春暖的氣候逐漸蔓延開來。此時即便是痛恨該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禦它的話，又有可行的手段嗎？我確信沒有這樣的手段。純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勢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說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當前不但不應阻止文明，反而應儘力幫助文明的蔓延，讓國民儘快沐浴文明的風氣，這才是智者之所為。

西洋近代文明進入我日本以嘉永年間的開國為開端，雖然國民漸漸明白應該採用西洋文明，氣氛也逐漸活躍起來，但在通往進步的大道上，卻橫卧著一個守舊衰老的政府（這裡的政府指德川幕府――譯者注）。應該如何是好呢？保存政府的話，文明是絕對進不來的，因為近代文明與日本的陳規舊套勢不兩立。而要擺脫陳規舊套的話，政府也同時不得不廢滅。如果試圖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國的獨立也不能保證，因為世界文明的喧鬧，不允許一個東洋孤島在此獨睡。

對此，我們日本的有識之士，基於「國家為重」、「政府為輕」的大義，又幸運地依靠帝室的神聖尊嚴（這裡的帝室指天皇――譯者注），斷然推翻舊政府，建立新政府。國內無論朝野，一切都採用西洋近代文明，不僅要脫去日本的陳規舊習，而且還要在整個亞細亞洲中開創出一個新的格局。其關鍵所在，唯「脫亞」二字。

雖然我日本之國位於亞細亞東部，但國民的精神已經開始脫離亞細亞的頑固守舊，向西洋文明轉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這裡的支那指中國――譯者注），一個叫朝鮮。這兩國的人民，自古以來受亞細亞式的政教風俗所熏陶，這與我日本國並無不同。也許是因為人種的由來有所不同，也許是儘管大家都處於同樣的政教風俗之中，但在遺傳教育方面卻有不盡相同之處。日、支、韓三國相對而言，與日本相比，支國與韓國的相似之處更為接近。這兩個國家一樣，不管是個人還是國家，都不思改進之道。

在當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對文明的事物不見不聞是不可能的。但僅僅耳目的見聞還不足以打動人心，因為留戀陳規舊習之情是千古不變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異的交鋒場上論及教育之事，就要談到儒教主義。學校的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以我來看，這兩個國家在今日文明東漸的風潮之際，連它們自己的獨立都維持不了。當然如果出現下述的情況的話，又另當別論。這就是：這兩個國家出現有識志士，首先帶頭推進國事的進步，就像我國的維新一樣，對其政府實行重大改革，籌劃舉國大計，率先進行政治變革，同時使人心煥然一新。如果不是這樣的情況，那麼毫無疑問，從現在開始不出數年他們將會亡國，其國土將被世界文明諸國所分割。

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樣流行的文明開化時，支、韓兩國違背傳染的天然規律，為了躲避傳染，硬是把自己關閉在一個房間里，閉塞空氣的流通。雖說經常用「唇齒相依」來比喻鄰國間的相互幫助，但現在的支那、朝鮮對於我日本卻沒有絲毫的幫助。不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來看，由於三國地理相接，常常把這三國同樣看待。因此對支、韓的批評，也就等價於對我日本的批評。

假如支那、朝鮮政府的陳舊專制體制無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懷疑日本也是無法律的國家；假如支那、朝鮮的知識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學為何物，西洋人就認為日本也是陰陽五行的國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恥，日本人的俠義就會因此被掩蓋；假如朝鮮國對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會被推測也是同樣的沒有人性。如此事例，不勝枚舉。

打個比方，屋院相鄰的村莊內的一群人，在他們出現無法無天的愚行而且殘酷無情的時候，即使這個村莊里偶爾有一家人注意品行的端正，也會被他人的醜行所淹沒。和這個例子一樣，支、韓兩國的影響已成為既成的事實，間接地對我外交產生了障礙，這樣的事情實際上並不少，可以說這是我日本國的一大不幸。

既然如此，作為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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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

張清一聲明：特別感謝日本金谷讓先生提供《脫亞論》原文，並對拙譯提出重要的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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