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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籃協退出 CBA 公司,姚明版 CBA 未來還需要面臨這 4 個問題

中國籃協退出 CBA 公司,姚明版 CBA 未來還需要面臨這 4 個問題



體制、國家隊、招商、還有聯賽本身發展不成熟。這些都擺在了姚明面前。


新科中國籃協主席姚明似乎正在把他已經在 2016 年夭折的 CBA 改革方案帶回來。


最新的消息是,CBA 最大的股東,中國籃協把 30% 的股份轉讓給其他股東——也就是參加 CBA 聯賽的 20 支球隊。

4 月 28 日,姚明在南昌國際體育中心的一場新聞發布會上確認了這個消息。其涉及金額不過 858 萬元,這在中國體育界動輒幾億幾十億的各種投資中,是一個極其微小的數字,但它的影響可能是革命性的。


一旦交易全部完成,那麼 CBA 公司將變成每一家 CBA 俱樂部各持股 5% 的股權結構。如果日後中國籃協能夠按照原本承諾的那樣,將 CBA 聯賽的競賽組織權也移交給 CBA 公司的話,那麼 CBA 聯賽將會在組織架構和 NBA 保持一致。中國籃球管辦分離的改革看上去又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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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實質性的改變本可以在一年前發生。2016 年初,姚明聯合了 18 家 CBA 俱樂部聯合發起成立了中職聯公司,希望以此倒逼體育總局改革中國籃球。姚明當時就設想,由全部 CBA 俱樂部單獨組成 CBA 運營公司,並且聘請專業的職業經理人在負責整個聯賽的商務開發和運營工作。


然而,當時的中國籃協並不喜歡這個方案。在整個 2016 年上半年,中國籃協屢次表態,拒絕姚明的改革方案。中國籃協競賽部主任張雄於 2016 年 1 月 19 日在北京指出,中職聯與中國籃協為推進 CBA 聯賽職業化進程、管辦分離等改革而成立的 CBA 公司不同。


此後,籃協與姚明之間的矛盾一度擴大,姚明甚至一度向媒體發聲:「我現在能罵街了」、「希望籃協拿出誠意」、「(所謂改革)只是把過去對於 CBA 的管理方式包上了公司化的外殼」。


故事的劇情在 2017 年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先是 2 月底的中國籃協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上,姚明當選中國籃協主席,再是這一次中國籃協轉讓 CBA 公司的股份。姚明看上去確實是在推進自己在一年前提出的改革方案,區別在於之前他是站在體制外,而這一次他站在了體制內。


今時不同往日,之所以姚明能夠在 2017 年順利推進自己的改革方案,是因為他掌握了更多的話語權。根據一些業內人士告訴《好奇心日報》的說法,姚明此次得到了來自「更高層」的支持,因此作為中國籃協新任主席的他在體制內能獲得足夠的實權,而非僅是一個虛職。


與此同時,籃管中心的人事變動也有加速籃球改革的意思。原籃管中心主任、知名的舉國體制擁護者信蘭成在 2017 年初退休。被認為是改革派的李金生接任信蘭成的位置,而出任籃管中心黨委書記的王玄也曾經支持過 CBA 聯賽的改革。

信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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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的實權在 2017 年 4 月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根據 3 月 31 日體育總局辦公廳下發的通知,國家體育總局籃球運動管理中心承擔的業務職責將從 4 月開始移交給中國籃協,並以後者的名義開展工作。中國籃球協會將全面開展國家隊、聯賽、青少年發展、社會籃球等業務。


這一通知被普遍解讀為籃管中心將會很快停止運營。部分更樂觀的媒體甚至打出了「姚核心時代真的來了」這樣的標題,認為原本是「一個班子、兩塊牌子」的中國籃協和籃管中心正式分離,中國籃協將不受籃管中心的掣肘開始獨立運營。這種體制上的變化可能也是姚明能夠順利推動中國籃協退出 CBA 公司的基礎。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與未來的可觀收入相比,中國籃協此次轉讓股份的價格可以說是微不足道。此前,盈方中國代理 CBA 聯賽 2012 年到 2017 年的商務開發,每年需要為此支付 3.36 億元。隨著體育開始變成一個資本熱烈追捧的產業,普遍認為未來 CBA 的版權以及商務開發收入可能達到 5 年 100 億元的水平。按照 30% 的股份收取 858 萬元的價格來計算的話,那麼整個 CBA 公司的估值還不到 3000 萬元。


如果是放在一年前,這種低價轉讓很有可能會被認為是「國有資產流失」。然而,據《體育大生意》此次的報道,中國籃協此前曾經將這一價格寫入相關文件,並得到了上級批准。


這種種跡象表明,此次姚明能夠推動中國籃協退出 CBA 公司,雖然可以被解讀為中國籃球改革一個里程碑式的節點,但這仍然只是一場由上而下的改革。換句話說,真正掌握著改革的話語權的還是體制內的相關人士。


如果改革依賴的是一時的政策風向或者是一群人的個人愛好的話,那麼這其中所蘊含的不確定性可能是中國籃球改革未來會遇到的阻礙。


即使不考慮這部分的風險,管辦分離——即籃管中心和中國籃協所代表的行政性力量退出 CBA 公司這樣的聯賽經營主體——也只是整個改革的一小部分而已。行政機構上的分離永遠是最簡單的,而在後續的實際運營中,姚明、中國籃協、還有 CBA 公司還將至少面臨下面這 4 個問題。

體制的陰影仍然揮之不去


最大的問題仍然來自於體制。儘管在頂層,籃管中心、中國籃協、以及 CBA 聯賽公司已經在明面上完成了分離,但是在基層,一直是以體校以及各省市體育局為代表的舉國體制,在維持著 CBA 聯賽的運轉。這其中,又以球員的歸屬權最為難解。


長期以來,CBA 聯賽自身的球員培養體制並不成熟。在俱樂部自身還掙扎在盈虧平衡線的時候,他們無力負擔一個完整的青訓體系,因此他們的許多年輕球員都來自於體育局和下屬體校自主培養的運動員,他們也因此被稱為體制內球員。早年的巴特爾,現在的郭艾倫都屬於這樣的體制內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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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內球員的人事關係隸屬於當地的體育局,因此他們根本算不上是真正流動的自由球員,無法自由轉會,這也給 CBA 的發展帶來了一些阻礙。


現效力於 2015/16 賽季 CBA 總冠軍四川金強隊的吳楠就是一個例子。2012 年,因為對於原效力的江蘇同曦俱樂部的待遇不滿,吳楠希望尋求轉會。但是江蘇體育局卻出於「不希望江蘇的籃球人才外流」的考量拒絕放行。雙方陷入僵局,吳楠在接下來的兩個賽季也拒絕為江蘇隊出戰。直到 2014 年中,江蘇同曦俱樂部和江蘇體育局宣布放棄吳楠,吳楠才終於回到 CBA 的賽場上。兩年時間被白白浪費。


此外,由於 4 年一次的全運會的存在,各地體育局需要徵調人手參加全運會,他們很可能會向俱樂部施壓,要求他們放棄 CBA 聯賽以便備戰全運會。


2009 年 CBA 季後賽,山東隊就宣布不會使用外援,因為他們想拿 CBA 聯賽季後賽練兵,以便在全運會取得好成績。不久前,又有消息傳出,2016/17 賽季的CBA 聯賽山東隊高速出局「是因為當地體育局暗示裁判,要保全運會政治任務,山東季後賽不能再往前打了,要不然影響到球隊集訓時間」。如果消息屬實,那麼 CBA 聯賽和各地體育局之間的矛盾顯然並不容易解決。


要保證 CBA 聯賽的健康運轉,姚明就需要劃清俱樂部與體育局之間的關係,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無論是俱樂部的運作、還是聯賽的舉辦,都仰仗著體育局的關係。

在許多俱樂部還沒有成熟的青訓體系的情況下,俱樂部和各地體育局之間在運動員培養的問題上顯然還要扯皮一段時間。此外,體育局能夠保證在運動員退役後幫他們在體制內謀得一份工作,而完全自由身的球員在退役後要如何生存,也同樣需要 CBA 聯賽能夠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


許多城市的 CBA 聯賽承辦工作也有當地體育局的身影。他們負責聯繫場地、消防、安保等方面。如果要徹底切割 CBA 聯賽和當地體育局的關係,那麼 CBA 公司也同樣需要承擔起承辦當地 CBA 聯賽的工作。一個新生的 CBA 公司要做好全部承辦工作不會太輕鬆。


國家隊和 CBA 孰輕孰重?


此前,一些業內人士在接受《好奇心日報》採訪時都會提到 2019 年在中國舉辦的男籃世界盃,並認為出於舉辦好男籃世界盃,並且要讓中國隊在男籃世界盃取得好成績的目的,籃管中心至少將會延續到 2019 年。


儘管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籃管中心的職權已經大大縮減,但是男籃世界盃以及國家隊的需求仍然可能會對姚明主導的改革造成一定的阻礙。


今年 2 月底的時候,著名籃球評論員楊毅在其個人公眾號列舉了姚明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縮短國家隊集訓時間;延長聯賽時間,增加聯賽場次;國家隊要採用邀請制而不是徵調制等。


楊毅接著寫道:「籃協新領導,聯賽公司的董事們,各個俱樂部代表,雲集北京,召開大會,一件件的商量。一商量,差異就出來了。」這一表態似乎是在暗示姚明提出的這些改革方案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隨後籃協方面出面闢謠稱:「我們沒有提出過任何議案,更沒有涉及到任何具體的內容」,因此並不存在姚明的改革方案被否決,但從中仍然可以看出,國家隊的利益和 CBA 聯賽的利益可能存在一定的衝突。


這樣的先例並不是沒有過。2014/15 賽季的 CBA 原定於 11 月 8 日揭幕,但考慮到國家隊之後需要征戰關乎里約奧運會資格的亞錦賽,籃協在同國家隊協商後把比賽的時間提前了一個星期。為了留更充裕的時間給國家隊,聯賽從之前的兩周五賽變為了一周三賽,兩周下來比之前多打一場比賽以減少賽季需要的時間。


對於這個決定,競賽部主任張雄解釋說:「我們的聯賽在制定賽制、賽程和相關規定的時候,確實要考慮聯賽為國家隊服務的問題,當然這不是說國家隊利益和聯賽利益是矛盾的,我們一直想把這兩點結合得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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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在,再次面臨男籃世界盃和 CBA 聯賽之間的抉擇,姚明會如何選擇?留給姚明選擇的空間又有多大?


並不是所有人都對此感到樂觀。部分媒體就認為,鑒於 2019 年男籃世界盃這一重大比賽在中國本土舉辦,中國男籃國家隊也背負了巨大的備戰壓力,所以,競賽組織權應該會在 2019 年世界盃後才能全部移交給 CBA 公司。


而在眼下,CBA 聯賽拉長賽程和國家隊集訓比賽任務之間仍然存在一定的制衡關係,所以,在接下來的 2017/18 賽季和 2018/19 賽季,CBA 聯賽常規賽可能仍然需要繼續保持 38 場的長度。


新的 CBA 公司能做好商務開發嗎?


「我們還在觀望,需要更細緻的評估才能決定。」在被問到是否會繼續贊助 CBA 時,一家贊助商這樣告訴《好奇心日報》,理由是目前 CBA 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在商務開發這一塊,他們會怎麼做,形勢還不明朗。


在過去 12 年的時間裡,CBA 聯賽的商務開發一直由盈方中國代理。他們向籃協繳納每年 3.36 億的費用後,全權負責廣告、贊助等方面的商業開發,光是在 2015 年收入就可以達到 7.2 億元。


然而,隨著盈方中國和 CBA 的合同在 2017 年到期,並且在優先續約階段沒有能夠完成談判。未來 CBA 的商務開發會怎麼做,成了一個巨大的疑問。新成立的 CBA 公司是會繼續找盈方中國這樣的代理,還是會自己來經營?這些懸而未決的問題讓贊助商們顯得猶豫不決。


另一方面,此前 CBA 聯賽在贊助方面的混亂也讓很多贊助商看在眼中。他們也開始懷疑能否從 CBA 中獲得他們想要的品牌曝光。

2015 年 9 月 29 日,泰格豪雅與盈方中國簽署協議,成為 2015/2016 以及 2016/2017 兩個賽季的 CBA 獨家官方計時和官方腕錶贊助商。然而,在十天後,泰格豪雅就收到了來自盈方中國的解約通知。


關於解約期是否符合規定,雙方各執一詞。有業內猜測,這是因為盈方中國的母公司瑞士盈方集團已經與另一家手錶品牌天梭達成了 CBA 贊助的合約,因而導致盈方中國不得不終止與泰格豪雅的合同。


泰格豪雅隨後將盈方中國告上了法庭。根據今年 2 月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下達一審判決書,泰格豪雅獲得了一審判決的勝訴,違約方盈方中國需向它賠償 100 萬人民幣。不過泰格豪雅最終還是撤出了 CBA 的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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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CBA 球員的鞋子可以選用什麼品牌更是一個謎。2012 年李寧成了 CBA 的主贊助商,CBA 球員的球鞋也統一換成了李寧。不過,也有個別球員個人選擇和耐克簽約,因此也有不少球員是穿著耐克上場比賽的。


在李寧贊助的前幾年,由於李寧的工藝水準確實比不上耐克,出於保護運動員的考量,李寧允許耐克付一筆錢讓自己的鞋出現在賽場上。但這兩年,由於李寧認為自己的工藝水準有所提升,因此他們開始強硬地要求所有球員穿李寧上場。李寧和耐克的衝突就此爆發,也出現了易建聯在比賽場上脫下李寧、換上耐克這樣的尷尬場景。


如何平衡不同贊助商之間的利益,並保證每一個贊助商都不吃虧。這是一個大問題。即使是盈方這樣的公司都因此而出過差錯,剛剛接手的姚明和 CBA 公司能做好嗎?


CBA 亂象,聯賽的專業性亟待加強


CBA 聯賽還不成熟,從方方面面來說都是這樣。在之前的幾個賽季中,CBA 的各種亂象屢見不鮮。

2016 年 3 月 16 日,CBA 總決賽第三場遼寧客場以 104:109 的比分不敵四川遭遇兩連敗,總比分 1:2 落後。賽後,遼寧男籃和四川當地球迷在酒店門口爆發激烈衝突,互相指責對方打人。


在之後的檢討中,除了球迷素質本身的原因以外,四川賽區的安保工作也有不小的疏漏。主隊四川隊和客隊遼寧隊居然被安排在一個酒店,一沒球員通道,二沒布置安保,使得在場外球迷出現衝突時無法及時制止。


比賽現場的計時器在整個 2016/17 賽季當中也多次出現問題。第 10 輪,北控主場雙加時以 136:138 負於浙江的比賽中,第一個加時最後時刻,北控外援麥克魯姆接到邊線球 2 秒左右,現場計時器才回過神來進行走表。


第 24 輪,仍然是北控主場的比賽。發球後計時器未走表的情況,導致山東投中壓哨扳平球,將比賽帶入加時賽。


3 月 17 日,CBA 半決賽新疆對陣遼寧的比賽打到 107 平後,遼寧隊進攻時間還剩下 4 秒,而在遼寧球員趙繼偉接球開始進攻後,現場計時器一動不動,使得趙繼偉在違反 24 秒規則的情況下完成對於新疆隊的絕殺。中國籃協隨後發表聲明稱這是一次「關鍵時刻的錯判,對比賽結果造成影響」,並對當事人給予了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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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CBA 到現在都還沒有一個成熟的裁判機制。目前 CBA 聯賽裁判都是兼職。他們平日里還有各自的工作,到了比賽日才會來到現場執法比賽,拿一筆 1500 到 3000 元的勞務費。


CBA 當然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不過要建立起職業裁判機制顯然不容易。根據聯賽辦負責人張雄的說法,裁判的隊伍職業化建設一定是 CBA 公司未來工作的一項重點,但要做到這一點也需要 8 到 12 年的時間。


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是姚明未來要面臨的最大問題。

題目及文中圖片來自:Wiki Commons、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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