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屠殺30萬遠東中國人」之說，是真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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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註：1945年，美國《TIME》雜誌封面上的斯大林

文 | 楊津濤

近年來，網上一直流傳「1938年斯大林屠殺30萬遠東中國人」的說法，稱「七七事變後，特別是在日本佔領武漢以後，斯大林認為中國事實上已全面亡國，因此加大了對遠東中國人政治迫害力度，把遠東的十多萬世代居住的華僑和二十多萬中國客商勞工，安上各種罪名……分別判刑數年到十多年」，以致「至少有五六十萬人被全部剝奪了財產、迫害流放，其中三十萬以上的人已經被折騰死」。

這篇文章引述的一些例證，確實存在，但結論太過聳人聽聞，和事實存在較大差距。

30萬華僑被殺之說不可信

中國僑民較大規模出現在俄羅斯地區，始於19世紀70年代，當時沙俄政府為開發遠東，出台優惠政策招募華工。自1862年起，每年至少有1000名以上的中國人進入沙俄的阿穆爾州和濱海地區，至1883年，在這裡定居或短期經商、做工的中國人已超過6萬。以後逐年增加，1910年在俄國的華工至少有55萬人；華僑15萬人，占那時遠東總人口的12%。一戰期間，俄國在中國招工人數更達到20—30萬。

對於中國人在遠東數量的不斷增長，俄國並不放心，懷疑中國會藉助數量龐大的華僑，奪回被割占的遠東土地；同時，華僑被認為與俄國工人搶奪工作機會，侵佔了遠東資源，因此沙俄政府在20世紀初期，多次出台排華政策，並屠殺了海蘭泡和江東六十四屯的1萬多名歸清政府管轄的中國人，使大批華僑被迫回國。

十月革命後，蘇聯政府依舊不斷驅逐中國人出境，並限制入境。師哲回憶，「中國人在西伯利亞，大多數是小商販、手工業者和工人，1928年以後，人數銳減，其原因：一是蘇聯新經濟政策結束，取締小商小販和私人企業，消滅富農經濟；二是中東路事件後，蘇聯政府對旅蘇華人從業加以各種限制，使他們難以立足，紛紛返回國內。」

據1937年蘇聯人口普查數據，當時全蘇有華僑38427人，其中24589人在遠東，僅是1926年數量的1/3。由此可知，1938年前後，在蘇聯的中國人遠遠沒有30萬，當然不可能有這麼多人被迫害致死。數十萬華工屬於季節性華僑，並不長住俄國，基本都在完工後返回中國，而非遭遇不測。

圖註：「斯大林屠殺30萬遠東中國人」的說法廣為流傳

蘇聯華僑地位確實很低，常因小事獲罪

對於華僑，蘇聯政府原本只是限制、驅逐，但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華僑時常被視為日本間諜，被關押、流放。在蘇聯看來，日本佔領中國東北，使其直接受到威脅，「作為對日本擴張主義被迫做出的回應，蘇聯開始在遠東修建防禦工事區域體系、外國人（或者不久前成為蘇聯公民的人群）居住在軍事工事附近，而且是在溝壑縱橫的林區，這在當時局勢下被看作是對國家安全基本原則的破壞。同時還要關注一個事實，那就是華僑當中有許多來自日本1932年建立的傀儡國家——『滿洲國』，日本因此可能將這些人宣布為『滿洲國』的公民。」為了防止這些人成為日本間諜，蘇聯「1937年從遠東預防性地遷出了1.1萬名華僑和2500名朝鮮僑民。」

中國人在蘇聯的處境變得十分嚴峻，以至「大批世居在這裡的中國人，僅僅是因為皮膚是黃色的，便會因一些不經意的小事，例如發了點『過格』的牢騷，給某位首長提了不中聽的意見等，就可能被輕率地扣上日本間諜嫌疑的帽子，有的被剝奪了幾代人積累下來的財產，遷移到了中亞，有的乾脆被送往勞改營。」即使是中共黨員，也無法倖免。

1932年9月，代表中共到蘇聯求援的姚艮，因在「漢字拉丁化」問題上發表不同意見，被懷疑是「攻擊中文拉丁化」，意圖「奪東方工人俱樂部的權」；又因他提出要蘇聯幫助建立抗日游擊隊，被懷疑是「冒中國共產黨之名來進行間諜活動，刺探軍事、政治、後勤情報」，於是被捕。此後姚艮一面寫信申訴，一面宣布絕食。在遠東工作的聯共（布）黨員、中國人嵇直勸姚艮不要絕食，因為這樣「將會被認為是有意和蘇維埃政權作對」。最後姚艮被判「反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間諜罪」，處以5年徒刑，先後在遠東、中亞和北極的勞改營中改造。直到6年半後「刑滿釋放」。

有的華僑團體，還藉助蘇聯對華僑的防範，進行敲詐活動。據1930年—1932年參與對蘇外交的蔡運辰回憶，「往年華僑所最患者，為華僑組織之某會，乃強有力者所主持……對於一般華僑不滿意者，向偵探機關一紙報告，即可令其陷身囹圄，或俟諸暗陬阻擊致死，亦可安然無事。」由於這個團體同蘇聯政府關係密切，很多華僑不得不「自行加入，但負費用，以為取得（居留）執照之代價。」

確有大批華僑被蘇聯流放

到了蘇聯肅反時期，華僑遭到更大的打擊，尤其是1936年—1938年，下落不明的華僑約有8000多人。親歷者回憶，「斯大林肅反的進一步擴大，直接影響到僑居蘇聯的大批僑民，特別是亞裔僑民（中國、朝鮮、日本）。濫捕無辜的行動大都在深夜進行，使得人人自危，風聲鶴唳，神經高度緊張，生怕夜間有人敲自己家門。許多住在高樓上的人為免遭被捕後的嚴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門時，便縱身跳下，以死相抗。」

華僑被捕的原因，「大部分因為自己搞小生產、小作坊而觸犯了當時的蘇聯刑律，有的人越境偷運私貨，也有人因為沒有簽證、證件不全、沒有戶口、使用假證件等而被拘留判刑，這些都不屬於政治案件，所以官方對他們不慎追究。當然也有不少人被打成反革命。」以至「當時密布全蘇聯的勞改營里，外國人中以中國人數量最多。而中國人從事的行業又以服務性的最多。這樣一來，中國人就佔據了整個犯人生活區管理的各個方面。到伙房一看，全是中國人，洗衣房裡也是，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條。」

這時由於肅反擴大化，「在蘇聯和共產國際工作或學習，乃至避難的外國共產黨人也紛紛被捕，中國人自然也不例外，一批接著一批遭到蘇聯內務部逮捕和審訊」，中國人「差不多都是被指控為『日本間諜嫌疑』，而西方人則被指控為『德國間諜嫌疑』。」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的蘇飛回憶，王明、康生在1937年泡製了一個所謂「35人大名單」，向蘇聯告密，使這些人相繼被捕。蘇飛被指為「日本姦細」、「現行反革命」，判刑5年。同他一路的有「原滿洲省委書記楊光華、哈爾濱工人運動先驅羅佐、吉林市中學地下黨員王誠」，「隨著數千人的勞改犯大隊被驅往北極圈。」。後來在勞改營中，王誠「由於受刺激太大，抑鬱成病，後來精神分裂，瘐死獄中」。

在蘇聯學習的李正文，被同住的人誣告，說他「反對國際無產階級的五一勞動節，大家喝酒慶祝，而他怎麼也不肯喝」「不想看到蘇聯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所以常常待在房間里，不願到莫斯科城裡去參觀」「懂日文，他的母親是日本人，他長得也像日本人，肯定是日本特務。」不久，李正文同其他4名中國人一起被捕。

同樣在肅反中被捕的中共托派馬員生，也曾在北極圈附近的地方勞改。1937年，他在那裡遇到一批中國人，包括「魯也參、紀大才、傅學禮、潘樹人、楊春、王源昌等……除了個別身體好的，下了煤礦，大部分分配到生活福利服務部門。」這一點同蘇飛的回憶相吻合。馬員生說，「1939年夏，一批中國人約有一百多，坐船路過農場到沃爾庫特去，也因水淺，停在岸邊，他們的未來得和我們一樣。從談活中，知道他們大部分是從海參崴來的。據說，日本佔領武漢後，蘇聯開始對在海參崴及其附近一帶的中國人，進行大規模遷移或逮捕，很多人被送到中亞細亞地區，有些被判刑八年、十年，還有十五年的，有各種罪名，如社會危險分子，有害分子等。他們都是僑居在海參崴及附近的人。」

綜上。雖然不存在刻意針對中國人的人數多達三十萬的大屠殺，但1938年前後，旅蘇華僑確實有很多被剝奪財產，或被流放，以至死於流放地區。蘇聯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排華舉動，使旅蘇華僑遭到了極大損失。

圖註：莫斯科東方大學

注釋

寧艷紅：《旅俄華僑史》，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291頁；師哲：《我的一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9頁；趙俊亞：《旅俄華人研究》，博士論文，2007年；（俄）達林：《俄羅斯華僑歷史概述》，《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嵇鈞生：《風雨人生路：嵇直紀實傳奇》，香港文學報社出版公司2001年，第110—113頁；蔡運辰：《旅俄日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112頁；哈吉婭·阿巴斯：《大愛無疆：我的父親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和他的良師益友們》，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18頁；蘇飛：《我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和在蘇聯勞改營的遭遇》，《北京文史資料》第47輯，第47—49頁；馬員生：《旅蘇紀事》，群眾出版社1987年，第209、210、240頁。

附文

斯大林威脅宋子文：殺一中國將軍

文 | 諶旭彬

眾所周知，斯大林對中國近代歷史走向影響甚巨。與此種影響相伴隨的，是斯氏在處理對華外交時，其手段相當粗暴，其態度近乎無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所藏宋子文英文檔案，其中1945年6-8月宋子文赴莫斯科與斯大林談判部分，將斯氏的粗暴與無賴，體現得淋漓盡致。試舉三例：

例一。斯大林在會談中堅決要求將外蒙從中國割離，名曰「獨立」。即便宋子文承諾給予外蒙「以高度之自治」，「對軍事外交可有自決之權，彼等可與蘇聯洽商必要時蘇聯軍隊進入之辦法」，斯氏仍不允許。

宋子文無奈，只得拋出底牌，一再申明：「絕無中國政府承認外蒙獨立而能存在者」、「吾人準備接受蘇聯軍隊之進入外蒙。閣下亦應針對現實，吾人之政府不能承認外蒙獨立而仍能在位」、「中國輿論將反對承認外蒙之獨立。……吾人之政府不信如承認外蒙獨立而仍能存在。即中國極端自由分子亦反對外蒙之獨立。」

對宋氏此種近乎哀懇的請求，斯大林的回應是：「余不能明了其故安在」、「蘇聯承認芬蘭獨立而猶在」。當宋氏提到「外蒙幾佔全中國七分之一」時，斯氏的回應是：「該地為荒漠之區。在廣東省內一小塊之土地，其價值當二十倍於外蒙。」

當中方終於在外蒙問題上選擇妥協，而希望與蘇方劃定具體疆界線時，斯氏動用了粗暴的威脅：「吾人與日本曾有疆界之爭辯，吾人提出以舊地圖為準。不知閣下是否系指此項地圖而言，後在格林郭爾之役，曾斬日本大將Matsumora，於是日本同意吾人之意見。」宋子文亦只能表示：「余希望閣下不必殺一中國將軍而獲得雙方之協定。」

例二。在外蒙問題上滿足了蘇聯之慾望後，宋子文希望斯氏能夠在新疆問題上支持中方平定叛亂鞏固統一：「關於新疆，閣下能助吾人平抑變亂否？……現在邊境有軍械之走私，吾人盼閣下設法制止之。」宋氏如此詢問，乃是因為當日新疆之叛亂勢力，背後實有蘇聯的武器乃至資金支持。

但斯氏的回應卻是「吾人無權干涉」。當宋氏隱晦指出向叛軍出售武器者，即是蘇聯：「叛民所配備之軍械甚佳，為彼輩前所未有者」，斯氏仍佯裝不知，反誣武器來源可能是印度乃至中國某些貪官污吏，以至於宋氏不得不明言：「余有一答案，閣下可以置信。即叛軍所持有之軍械實較中國官吏所有者為佳」。當斯氏問及「閣下以為軍械繫由蘇聯輸入否」時，宋氏甚至直接回答：「可能有此」。

問題挑明至此，斯氏的回應仍是矢口否認，並強硬中止討論：「甚少可能，容改日再談。」

例三。強欲外蒙獨立、且不願放棄支持新疆叛亂勢力之外，斯氏還必欲得到旅順、大連為其軍事基地，並完全控制東北之中東鐵路。宋子文堅決不同意蘇聯使用中東鐵路運輸蘇聯軍隊，理由是「中國人民對於外國軍隊之顯於其土地之上，將感甚大之疑懼」。斯大林竟然提議：「如吾人運輸軍隊穿著便衣如何？」

此等荒唐方案，足證斯氏絲毫不曾考慮中國之國家主權與民族情感，以至於宋子文也難以忍受，出言諷刺：「史太林統帥決不致出此遁詞」。斯大林竟然回應道：「此乃為尊重中國之主權。」

注釋

吳景平，郭岱君/主編：《風雲際會 宋子文與外國人士會談記錄（1940-1949）》，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05，P227-228。同上，P258。同上，P232。同上，P234。同上，P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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