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曾有兩次邁入現代化的機會，可惜都被日本打斷了

把時間維度拉開，我們很容易看到：一般意義上的十四年抗戰，其實只是中國百餘年苦難史當中最深重的一段。

近代日本對中國的侵害，最早開始於甲午戰爭。

在戰爭爆發之前，中國在東南沿海省份已經搞了三十餘年的洋務運動，與此同時，日本明治維新也已有二十六年。

以「財」而論。直到庚子之役前夕的1900年，中國的GDP依舊佔全世界的11%，同期日本僅佔2.6%；（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甲午戰敗後，清廷僅對日賠款摺合為當時日元可達3.65億，而同年日本全國經濟總量才2.15億日元（韓毓海《天下：包納四夷的中國》）。可以說，中國完勝日本。

以「業」而論。兩國開始工業化的時間大致相當；二者的具體操作大同小異，都是師承西方工業國，都是以興辦西學和近代工業體系為主；武器裝備上，兩國同樣不存在質的差異。可以說中日大致打成了平手。

那麼顯而易見，近代中日的第一次交手，中國之敗只能說是敗在「勢」上。

洋務運動的大背景是，自1851年開始的太平天國運動極大動搖了清廷的統治根基，使得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節制能力開始大幅度下降。

真正推動洋務運動的其實是李鴻章、張之洞這些東南諸省的政治精英，在獲得了近代化的工業基礎的同時，中國中央政府與地方之間的政治博弈也在不斷趨於激烈。

如此一來，在甲午戰爭爆發前夕，各個地方派系之間相互鉤心鬥角，中央與地方實權人物之間互相忌憚。

一場頗為宏大的近代化運動，帶來的卻是內耗的進一步加劇。

除此之外，人類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又稱為「煤鐵革命」，煤和鐵是近代工業最根本的物質基礎。

而出於政治原因，洋務運動時期中國的工業設置多位於東南沿海地區，這裡恰恰是既少煤又無鐵。這種不合理的工業布局，又進一步降低了工業設施的費效比。

再者，東南各省的士紳們在這一過程中將大量財富固化在了沿海地區，而面對西方列強，這一區域的安全問題卻始終難有保障，這勢必導致這些人在面對西方國家時很難有多少底氣。

一場洋務運動，得其財，創其業，卻終未強其勢。

而與此同時，日本在明治維新的過程中不僅結束了幕府統治，更重要的是通過「奉還籍冊」運動，極大地削弱了「大名」等地方勢力對地方的控制。

在當時的日本，警察、文教、稅政等政府機構，都通過「派出所」這種當時日本所獨有的機構形式，將政府的影響力直接送達到基層。

由此，便建立起了一套統合度相對較高的國家體制。

同一時期內，兩國內部一分一合，最終結果也就可想而知——甲午戰爭中日本實際面對的並非是「中國」，而是一個個具體的派系乃至個人。

戰敗給中國帶來的最大衝擊，並非是賠款帶來的財富上的損失，而是一戰丟失台灣、朝鮮半島兩個地緣戰略要衝。特別是朝鮮半島的易手，使得作為政治中心的北京在海、陸兩個方向都失去戰略屏障。

位於北京的朝廷，連自身的安全都難以保障，自然也就再難有什麼權威可言。

至此，中國表面為集權，實則滑向諸侯封建。

1900年「庚子之難」時，就有著名的「東南互保」——在首都遭受外敵入侵時，東南幾省卻單獨與人家媾和。

至此，清廷的中央集權事實上已宣告徹底崩潰，十一年後（1911年），宣統退位，帝制終結，這一系列事件早已成為定局，唯一的懸念無非是時間早晚而已。

清朝滅亡後，取代她的民國並未讓中國的社會結構或者說是「勢」產生根本性的改變。

國民政府從歷史淵源來說，其主體來自清代的東南士紳集團。

雖然改朝換代，但大的社會框架沒有任何根本性變化，中國依然是一種「大封建、小專制」的狀態。

所謂「大封建」，即位於南京的國民黨政府，雖然理論上是中國的中央政府，可事實上它所能控制的區域無非就是四大家族掌握的江浙滬一帶，其利益相關也僅限於這一小塊。

廣大的中國北方以及更靠南的雲貴、兩廣，都處於一種聽調不聽宣的狀態。

所謂「小專制」，則是指各個級別的地方勢力在自己的地盤都擁有幾乎是帝王般的權力。

這一點在當時中國的廣大農村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國家的行政權力最多只能延伸到縣一級。承載當時大部分人口的中國鄉村地區，在那時則是法外之地，完全由地方宗紳勢力控制，間或有教會參與其中。

由此便進一步產生了事實上的「包稅制」和「胥吏」，即政府事實上放棄了對基層的管理，將農村人口「託管」給了地方勢力。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經濟進入了一個死循環的狀態。

國家權力既不在老百姓手裡，也不在中央政府手裡，而是被宗紳階層壟斷。

有「權」則必然有「利」，如此一來，社會財富也就被這一階層所壟斷，從紙面數字看，依然算是富庶，可是國家財政沒錢，底層的老百姓同樣沒錢。

中國只有兩條路：要麼被動挨打，要麼奮發自強。

可兩條路在當時卻都沒法走：挨完打要賠款，誰出呢？老百姓出。

稅負超過老百姓的承受能力，然後就是造反；奮發自強，搞工業、強軍，依然需要錢，誰出呢？還是老百姓出，老百姓被壓榨得受不了，最後還是造反。

也就是說，不管選哪條路，最終都是死路一條。

清朝如此，到了民國依然如此。

因為這個死循環的存在，中國錯失了兩次工業革命。

「勢」是如此，那麼「業」呢？1927年到1937年全民抗戰爆發前夕，民國曾有一段相對平穩的時期，由於那段時期的經濟數據頗為好看，因此有「黃金十年」的說法。

在那段時期，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確實非常繁榮，可這個「繁榮」是指金融、人文和一部分輕工業——比如麵粉廠、繅絲廠。真正能支持一場戰爭的經濟要素，在當時確實不進反退。

在硬體上，當時中國的鋼鐵、煤炭及軍工產業，其產能和質量尚不及洋務運動時期的清朝。當時中國只有兩處地方重工業比較發達，一處是被日本佔領的東北三省，另一處則是閻錫山控制的山西。這兩個地方顯然和「黃金十年」沒有任何關聯。

在軟體上，那個時候中國人口的文盲率超過80%，而在屈指可數的知識分子中，當時大學85%以上的學科都是藝術、文學、歷史之類的人文專業，剩餘的15%中，還要除掉經濟、法律專業，機、電、化等工科專業人才寥寥無幾。

十四年抗戰期間，大量的青年知識分子來到延安，可殘酷的現實是，這些熱血青年中能夠寫文章、編戲劇鼓舞人心者不勝枚舉，可要找幾個會配製炸藥、造地雷的人才，卻異常困難。

而這就是當時中國經濟最現實的寫照——有財無業、有業無勢、有輕無重、有金無鋼……

除此之外，自清末開始形成的中國經濟東重西輕的不合理布局，成了當時中國另一個致命的地方。

日本曾宣稱要「三個月滅亡中國」，如果是從打垮中國經濟基礎來說，這個說法其實尚算不上誇張。

民國時期，所有的經濟成果幾乎都集中於東部沿海的幾個大城市，從1937年「七七事變」到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十五個月的時間裡東部沿海城市悉數丟失，而中國經濟的精華也隨之全部喪失。

有這麼一種說法：中國曾有兩次邁入現代化的機會，一次是清末洋務運動，一次是民國「黃金十年」，兩次機會都被日本人給打斷了。

可反過來想，我們是否也該反思，為什麼兩次經濟上的躍升，都如此經不起考驗？

歸結起來，中國所經歷的百餘年的災難，從技術角度講，給我們的教訓是：

如果以國家乃至民族的長遠利益為著眼點，實體經濟，特別是重、化工業、技術產業，便應該居於經濟戰略的最核心地位；

而經濟運行的根本，則在於人，既在於素質合格的勞動力，更在於公正合理的社會分配機制。

○摘自《用地圖看懂世界格局》王偉（著），華文天下圖書公司授權合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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