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賜死岳飛？

岳飛千餘年來一直被當作民族的英雄，被萬世頂禮膜拜。但是他卻是被他所生活年代的統治者賜死，一個被統治者賜死的人究竟是為何成為萬世敬仰的人？這其中本身就有許多可值得推敲之處。

而且，岳飛被賜死本身也並不是那麼簡單，我們可回溯到千餘年前，回溯到宋高宗統治時期，站在統治者及其當朝的立場上來曆數岳飛的「罪狀」，可知道，岳飛必須死。

推敲這些原因之後，我們可以看出，岳飛的死在當朝統治者看來，並非帶有任何地冤屈。

在此，僅曆數岳飛之必死之罪。

一罪：桀驁不馴，妄自尊大！

從岳飛的出身我們可以看出，岳飛可以徹徹底底說是一個武將，他的成功有賴於他自己一步一步的努力。

岳飛的參軍歷程可以追溯到宋徽宗末年的兩次北伐戰爭，一直到建炎元年岳飛才因功補官，但是他卻以一名低級軍官的身份上奏論趙構朝廷的缺失，最後被罷官。

待到岳飛再一次的從軍之後，一生就再也沒有離開過軍旅，從追隨王彥的八字軍，到隸屬於宗澤。後隨杜充南下，一直到尾隨兀朮攻打建康城後建立的第一支自己的軍隊，岳飛在短短四年時間內走完了從小兵到將帥的歷程。

岳飛發展自己的第一支軍隊之時，年紀只有二十七歲。岳飛軍屯宜興之後就開始南出北戰，很快就在混亂的局勢中站穩了腳跟。

很快岳飛在肅清境內的盜寇行動中壯大了自己的部隊，並且得到了朝廷的認可，將其派往鄂州，負責長江中游的防線，而且他也官升節度使。岳飛曾經就在官升節度使之時，忘乎所以的說，本朝三十二歲而得節度使之人只有太祖一人！

這樣的話語代表什麼？只能說岳飛說話的時候沒有想到說出這句話的後果，在外人看來，會怎樣評價這句話，很明顯，所有的人都能看得出來，岳飛是在拿自己和宋太祖趙匡胤相比較，甚至相提並論，這也就為後來朝廷的賜死，提供了一條理論依據。

從一個方面說，岳飛並不像後世單純所說的是一個儒將，他性格中有妄自尊大的成分。而這種桀驁不馴，妄自尊大的成分，早在岳家軍才剛剛起步的時候就已經表現了出來。

岳家軍剛剛站穩腳跟之時，能與岳飛相提並論的只有統制官傅慶一人，傅慶與岳飛一樣，都是極有抱負之人，所以不喜歡受別人的壓制。而當時岳飛為了凸顯自己的領導地位，自然不能讓傅慶挑戰自己的權力。

是以，岳飛通過各種方式培養自己的心腹人馬，從而抑制傅慶。傅慶在這樣的壓制下為自己另謀出路，當時傅慶考慮的就是投靠劉光世。劉光世在南宋初是第一個建功立業之人，在中興四大將中資歷也算是最老之人。當時劉光世屬下的統制官王德將傅慶欲投靠劉光世之事原原本本的告訴了岳飛，在岳飛看來，傅慶的這一舉動就是對他領導權力的極大挑戰，雖然他所取得的成功與傅慶不無干係，但是傅慶的作用也畢竟有限。所以，他不能容忍傅慶對他權力的挑戰，後來因為傅慶喝醉酒說了對他不敬之語，他就將傅慶斬首示眾。這其中就顯示出了岳飛性格中妄自尊大的成分。

岳飛的妄自尊大還表現在，他曾多次聲稱，北伐壯舉，只需其他幾路將帥在一旁輕敲側擊就行了，他可單獨帶著他的岳家軍打到北邊去。這樣的話語完完全全忽略了其他幾路將帥存在的價值。他完全把恢復故土的責任放在了自己一人的肩上，他的言行舉止都在表示，只有他岳飛方能恢復國土。

一種捨我其誰的味道，這樣的妄自尊大，無形中讓他成為一種焦點。這種焦點發的光芒越大，那麼他的危險性也就越高。

而這種妄自尊大的成分在日後他地位漸漸上升之後更加凸顯出來，成為他必須死的一個因素之一。

二罪：不聽節制、目無法紀！

岳飛勢力壯大之後，就一心想著帶兵打到北方去，迎回徽、欽二帝，這種想法在幾次收復襄陽之後更加膨脹起來，特別是偽齊劉豫的幾次南下皆以失敗而告終，紹興七年金朝更是準備廢了劉豫。

岳飛在這個時候收復中原的心情已經不可抑制，所以高宗趙構召他去行在之時，岳飛就當面向皇帝分析了北伐中原的可行性。岳飛侃侃而談，最終甚至還動搖了高宗皇帝，一度許諾將劉光世的軍隊交給他統帥，助其北伐中原。

岳飛在得到皇帝的許諾之後滿意地回到了鄂州，計劃著北伐中原。可是幾天後卻被張浚召過去，詢問處理劉光世軍隊的方式。

這對岳飛來說不能不算是一個打擊，岳飛滿心歡喜的想著借岳家軍和劉家軍一起打到中原去，可是現在張浚前來問他處理劉光世軍隊的方式，就表明皇帝許諾給他劉光世軍隊的承諾並不打算兌現，也根本就沒有這個打算，而且朝廷似乎無意將軍隊撥給他。

經過與張浚的談話，最終表明，劉光世的劉家軍不可能會撥給他，在這樣的情況下，岳飛使出自己的性子，請求辭職，而且不等朝廷的批覆，徑直去廬山頂，為母親守孝。

岳飛這一走，給朝廷帶來的影響是深刻的，因為這個時候朝廷聽說偽齊與金人準備再一次聯合南下。可是岳飛這一走，中線防禦就失去了屏障，而且鄂州岳家軍內更是人心惶惶，所有的人都要求馬上將岳飛調回來。張浚和朝廷也都相繼派人過去監理岳家軍，可是岳飛出走給岳家軍帶來的恐慌非岳飛不能遏制。一時軍士籍籍曰：「朝廷使張侍郎代公，公不復還矣！張太尉以此辭疾，諸將往往或效之。」張憲更是帶頭稱病不理軍務，其他將領也都紛紛效仿。一時，岳家軍彷彿成了一個無人管理的爛攤子。

在朝廷看來，岳飛這樣的舉動是在要挾朝廷，朝廷連連下詔讓岳飛早日回軍，岳飛只是一味地推辭，甚至視而不理，將朝廷的詔令完全當作耳邊風。張浚更說「岳飛積慮，專在並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宋史高宗本紀》）不管岳飛的初衷如何，或許只是發泄內心的氣憤，但是岳飛這樣的舉動給高宗趙構帶來的影響是不可磨滅的。岳飛離開之後，岳家軍內出現的狀況，朝廷之人有目共睹，軍隊根本就不知道有朝廷，只知道有統帥。

岳飛最終還是被李若虛和王貴曉之以情給勸了回來，岳飛本身也意識到了自己擅自離開的魯莽，親自去行在給皇帝道歉。（《會編》卷一七八）

針對岳飛的道歉，高宗趙構卻說：「卿前日奏陳輕率，朕實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遣，太祖所謂犯吾法者，惟有劍耳！所以復令卿典軍，任卿以恢復之事者，可以知朕無怒卿之意也。」（《鄂國金佗粹編》卷七）

這其中我們可以看出高宗多少隱忍的意味，高宗說，你之前任性離開實在是相當地輕率，我也沒有怪你，事情過去了就算過去了。要是我怪你的話，就像是太祖皇帝說的，敢犯法者，殺！現在依然讓你回來統軍，只是因為我沒有怪你，依舊信任你。

高宗的隱忍正可從其話中可看出一二！如果當時若不是金人和偽齊有聯合南下的跡象，或許高宗會怒不可遏的說，你敢目無朝廷法紀，罪當斬。

不聽朝廷節制，這是統治者的大忌，何況岳飛手中還有一支強悍的岳家軍，高宗皇帝礙於形式的無奈，隱忍岳飛的狂傲與目無法紀，並不是說高宗皇帝像他說的那樣，輕易地將這件事忘記。

對於不聽節制的下屬，沒有哪一個上司會喜歡，特別是那種將自己逼到無路可退的下屬，上司定然不會容忍。作為一個皇帝，趙構定然會在日後清理出這筆賬，而這筆賬也成了流亡皇帝趙構心中的傷痛。這也為後來岳飛的死埋下了伏筆，而這也是岳飛自己種下的禍根。

不聽節制、目無法紀是為岳飛必須死之第二罪。

三罪：多管閑事！

這裡所謂的多管閑事指的是岳飛多次建議趙構早日立皇儲，臣下建議皇帝確立皇儲其實在中國古代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也不是犯什麼大忌諱。

可是，岳飛生活在宋朝，宋朝的祖宗們有規定帶兵武將不能過問皇帝家事。其實，無論是哪朝哪代，哪一個君主都不希望武將過問自己的家事。儲君雖然關係到國計民生，但說到底只是皇帝家的家事而已。

趙構在南宋小朝廷還沒有成立多久就已經確定了皇儲的人選，可是那個三歲的兒子在「苗劉兵變」後沒有多久就病死了。後來趙構又因為金人南下而受刺激影響到生育，一直沒有生出一男半女。

作為一個擁有三宮六院的皇帝來說，沒有半個子嗣本來就是一件相當委屈相當痛苦地事，皇儲問題自然就是趙構的敏感問題，偏偏是在這個時候，岳飛卻去觸動趙構敏感的神經，還不止一次的去撩動。

紹興七年二月，岳飛赴行在面見趙構，就是在這次面見之時，趙構對他提出的北伐意見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他感受到了趙構對自己的信任。因此，他趁此時機，建議趙構正建國公皇子之位，聲稱「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據《要錄》記載，岳飛引對之時，「風動紙搖，飛聲戰，不能句。」岳飛上書皇帝請立皇太子，這樣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他一定是早已經在心中思慮好了條理，背得混瓜爛熟。但他卻在皇帝面前說得戰戰兢兢，甚至不能句，卻是為何？唯一的解釋就是那個時候他看到了趙構臉色的轉變，一時心驚膽戰不能句。

待岳飛說完，趙構就說：「卿將兵在外，此事非卿所當欲！」統兵之帥干預朝政不僅祖宗規矩不許，趙構自己也是嘗到了其中的苦頭。建炎三年的苗傅、劉正彥叛亂正是以自己的兒子，當時的皇太子作為叛亂的工具。應該說趙構對於皇子還是有忌諱的，特別是要立一個不是自己親生的人為皇太子，隨時都有可能危及到自己的統治。萬一在外帶兵的岳飛等人起了異心，以皇太子作為工具，再一次將自己打倒，也並不是沒有可能。

因此，岳飛的奏對自然就激起了趙構的反感，也不得不讓趙構對他的防備之心又加了一層。

據《朱子語類》記載：「是時，有參議姓王者在候班，見飛呈剳子時手震。及飛退，上謂王曰：『岳飛將兵在外，卻來干與此等事！卿緣路來，見他曾與什麼人交？』」很顯然，趙構這是對岳飛起了很大的疑心，他懷疑岳飛與朝中的什麼人裡應外合，欲立建國公為儲君。這種懷疑雖然沒有明示，但是已經深埋趙構的心底。

岳飛以一方統帥的身份上書皇帝立儲君，特別是這種上書在與皇帝有了芥蒂之後，更加引起了趙構的戒心，激發出他內心強烈地防備心理。這種強烈地防備心一旦在日後被完全激活，畢竟會掀起一番風浪。

當然，岳飛上書早日立儲君，只是出於對時勢多變的考慮，江山未穩，當立儲君來安人心。即使岳飛只是出於一片對於趙宋王朝的忠心心理，他也應該知道武將過問政事乃是祖宗之大忌。即使他冒然上書，也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而且立皇儲之事在朝中已出現了跡象，頻頻有文臣上書請立皇儲，在這樣的情況下，岳飛完全沒有必要上書。但是他還是一腔熱忱的上書皇帝，這就完全觸動了趙構敏感的神經。犯了趙氏祖宗最大的忌諱，岳飛也因此必須死。

此為岳飛必死第三罪！

四罪：與上司不和！

與上司不和是官場之上的大忌，儘管岳飛後來成為一方統帥，統帥精兵十萬，但是與上司不和，卻成了他致命地傷。最終也因為這個原因，成為岳飛被賜死的直接原因。

與上司不和，在岳飛身上並非僅僅發生一次，早在岳飛還沒有建立自己的隊伍之前，他就已經有這方面的表現了。

還是在建炎年間，岳飛就與頂頭上司王彥鬧過矛盾。相對於王彥來說，建炎年間的岳飛可謂是初出牛犢不怕虎，懷著滿腔熱血前來參加王彥的八字軍，可是沒有想到的是，王彥不過是聞名不如不見。在岳飛看來，王彥不過是一個毫無進取心之人，不敢與金人展開決戰。岳飛也因此違背王彥的節制，私自帶兵離開了王彥，岳飛在離開之後雖然也打了一些小勝戰，但畢竟勢單力薄，最後糧草用完，被逼入絕途，又厚著臉皮過來找王彥借糧。

事實證明，並不是王彥膽小，王彥只是全面的把握局勢，選擇最恰當的時機出擊，以最小的付出換來最大的收穫。

按照大宋朝軍隊的法律，違背節制私自離開軍隊是要處以斬刑的。但王彥愛惜岳飛的才能，因此，岳飛才能夠安然無恙的走出王彥的帳中，才有了岳飛後來的成就。

岳飛一直希望憑藉自己的能力能夠打到中原去，收復中原故土，迎回二帝。而這種希望在他勢力漸漸壯大之後變成了可能。岳飛就曾經多次向皇帝聲明，只要其他幾路軍隊給自己適當的支援，旁敲側擊，那麼他就能夠率軍隊打到中原去。

這種雄心壯志在紹興七年的時候變得更加接近現實，岳飛彷彿看到了願望實現的剎那。因為，劉光世違背節制擅自逃離戰場，在事後被撤職。據《秀水閑居錄》載：「七年春，鼎、浚爭權。浚自謂有卻敵之功，興復之策，當獨任國事，諷侍從、台諫攻鼎，出之會稽，逐大將劉光世。」留下了一個無人管理的淮西軍。

這個時候岳飛在朝廷大肆地向年輕的高宗皇帝灌輸北伐思想，高宗一高興也當場許諾將劉光世的軍隊全都撥給岳飛，隨他北伐。

可是，當岳飛回到鄂州之後，等來等去，等到的不是撥兵的詔書，之前皇帝也親自付手札於劉光世屬下統制王德等，說：「朕惟兵家之事，勢合則雄。卿等久各宣勞，朕所眷倚。今委岳飛盡護卿等，蓋將雪國家之恥，拯海內之窮。天意昭然，時不可失，所宜同心協力，勉赴功名，行賞答勳，當從優厚。聽飛號令，如朕親行，倘違斯言，邦有常憲。」（《鄂國金佗粹編》卷一）趙構在手札中可謂是信誓旦旦，大有將軍隊交給岳飛，完全信任岳飛北伐以雪國家之恥的君主風範。

岳飛等到的是張浚過來假惺惺的相問，實際上趙構皇帝派張浚過來詢問岳飛應該以誰來統帥淮西兵，而絲毫不提及皇帝之前的許諾，只不過是為了減少其中的尷尬，給雙方都有一個台階下。

可對於這樣倉促的安排，岳飛並不稀罕，他還是氣不過皇帝的這種出爾反爾，因此對於張浚所提出的幾個統帥淮西兵的人，岳飛都一一進行了批判。岳飛與張浚的關係也因此鬧僵，應該說，張浚之前與岳飛的關係還算是比較穩定的，張浚很多年來也一直都是岳飛的頂頭上司，當年他還對岳飛的將才嘆服不已。這一次皇帝派他過來，只不過是為了替皇帝遮掩說過的承諾，同時又不想惹怒岳飛。張浚自身心裡也不平衡，經過岳飛這麼多番的故意刁難，張浚也是火冒三丈。

張浚最後甩出一句，「所有的人都沒有資格來管理淮西兵，莫非只有你岳飛能夠統帥？」

岳飛並沒有就此服軟，說：「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然豈以得兵為計耶？」

岳飛因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山。

張浚也在皇帝面前說岳飛此舉實在是在要君，只不過是為了得到淮西兵而已。

雖然最後事件就這樣不了了之，可是張浚與岳飛也算是結下了梁子。

據《齊東野語》卷一三《岳武穆逸事》載：「張魏公（張浚）之出督也，陛辭之日，與高宗約曰：『臣當先驅清道，望陛下六龍鳳駕，約至汴京，作天下主。』飛聞之曰：『相公得非睡語乎？』於是魏公憾之終身。」張浚與岳飛一樣，一心想著收復中原。當他被任命為都督，全面管理北伐事宜之時，他就開始向趙構許諾，在前面清路開道，等著迎趙構回汴京，作天下的皇帝。可岳飛卻不屑一顧地說，張浚不過是睡語，說白了，就是在說夢話。雖然與張浚之間的矛盾還不是岳飛致死的直接原因，但是我們可以看出與上司不和的確是岳飛剛毅性格中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

致岳飛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因為得罪了秦檜。岳飛與秦檜可以說是截然不同的兩種觀點，一個力主抗戰，以武力收復中原；另一個堅主和議。這樣的兩種觀點互相碰撞，必定發出仇怨的火花，岳飛和秦檜正是這兩種火花的直接承受者。

秦檜在第一次任相的時候就提出了自己的思想，要「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實際上這就是一項徹徹底底的和議思想。高宗也讓秦檜執行了一段時間，只不過因為阻力太大，趙構最後迫於朝廷輿論的壓力，才將秦檜貶責出去。

紹興六七年間，張浚和趙鼎二人產生極大的矛盾，張浚為了將趙鼎驅趕出去朝廷，因此援引了秦檜。秦檜也因此在朝中站穩了腳跟，大肆在高宗面前宣傳和議之策。此種思想正中趙構下懷。趙構遇到秦檜可謂是找到了知己，他還在為秦檜力主的和議進行辯護，曾經付手札於岳飛說：「朕昨與卿等面議金國講和事，今金人已差張通古、蕭哲前來已和。朕以梓宮未還，母、兄、宗族在遠，夙夜痛心不免屈意商量。……」（《鄂國金佗粹編》卷二）他明確表態，之所以要和議，是因為母兄和宗室同胞們都還在北方受苦，一想到這裡他就痛心疾首，夜不能寐。只有講和才能救他們於水火，所以，他要議和。

岳飛針對和議力言「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議。」「秦檜怨之」。岳飛公然地宣稱，和議的想法只是因為秦檜通敵賣國，必不能行，行之，必將受萬世譏議，秦檜完全不為國家考慮。聽到這樣的言語，秦檜自然會不開心，也自然會怨恨岳飛。

岳飛反對議和的言論，不止一次的出現，因為他與秦檜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路線，這兩條路線甚至沒有任何地重疊之處。

雖然岳飛與秦檜之間並沒有直接地交手，但是無形之中二人便成了仇敵。而且這種仇怨有天然地不可調和性！想要暫且的調和，必然有一方要被壓制下去。

秦檜的方案想要完全地執行，必須要完全掩蓋另一種不同的聲音，而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不同的聲音再也沒有發出的可能。所以，岳飛就必須死，只有這樣，秦檜才能徹底地保證他何以思想的實行，讓高宗皇帝無後顧之憂。

無論在什麼時代，與上司的關係都成了安身立命的基本，這其中暗藏著官場潛規則。可是岳飛視這種潛規則而不顧，不僅沒有順應上司的意願，反而與上司不和，站到了上司的對立面。這樣，岳飛必不能長久，也必將在官場潛規則的壓力下被無形地擠壓下去。

此為岳飛必須死之第四罪，與上司的不和，也成了岳飛死亡的直接原因。

五罪：同僚不和！

岳飛與同僚的不和，從構成岳飛死亡的因素來看，主要是與張俊的不和。羅列岳飛死罪的主要人物就是秦檜和張俊，岳飛之所以和張俊有矛盾。其一是因為岳飛在短時期內崛起，其功績在很大程度上將其他三將的光輝掩蓋。特別是張俊和劉光世二人，二人雖然建立功業較早，資歷較韓世忠和岳飛都要老，可是韓世忠和岳飛二人後來居上，成為皇帝身邊的紅人，成為大宋王朝的紅人。張俊和劉光世的心中或多或少都會有一點不舒服。

加之二人在戰場之上總會出現後退的情況，這樣與岳飛比較起來，自然是相形見拙，無形中構成了一種無言的屈辱。張俊自然會將這筆賬全都記在岳飛和韓世忠的身上。

趙構將張俊、韓世忠、岳飛召回朝廷，升張俊和韓世忠為樞密使，岳飛為樞密副使，而留韓世忠於朝廷，實際上要首先拿韓世忠開刀，然後逐步波及到岳飛與張俊。

張俊早就與秦檜有關聯，知道其中的原委。所以當朝廷派遣他和岳飛一起往韓世忠軍中，欲分韓世忠背嵬之時。張俊對岳飛說：「上留世忠，而使吾曹分其軍，朝廷意可知也。」岳飛說：「不然，國家所賴以圖恢復者，唯自家三、四輩。萬一主上復令韓太保典軍，吾曹將何顏見之？」俊大不樂。（《鄂國金佗粹編》卷八）

針對張俊說的朝廷要分解韓世忠軍，岳飛說，朝廷賴以恢復江山故土的大將只有寥寥三四人，萬一皇上再次讓韓世忠統軍，而我們卻已分其軍，到那時，我們有什麼面目去見韓世忠？張俊聽後自然會不快。

岳飛此言雖然本身並無任何譏諷之意，但是在張俊聽來，自然會覺得帶刺，不樂也是情有可原。

與同僚不和，此為岳飛必須死之第五罪！

六罪：與下屬不和！

與下屬不和，這裡的下屬主要是指的是王貴、王俊。

王貴可謂是岳家軍的元老級人物，岳家軍成立伊始，王貴就在軍中，當年岳飛用來抑制傅慶而提拔的人就是王貴。照理來說，岳飛對王貴有知遇之恩，王貴應該懂得感恩戴德。

「王貴嘗以穎昌怯戰之故，為臣雲所折責。比其凱旋，先臣猶怒不止，欲斬之，以諸將懇請，獲免。又因民居火，貴帳下卒盜取民蘆筏，以蔽其家，先臣偶見之，即斬以徇，杖貴一百。」（《鄂國金佗粹編》卷八）

王貴在穎昌之戰中因有怯戰之嫌，被岳飛之子岳雲譴責。雖然後來取得了穎昌大捷，大軍凱旋，岳飛卻依舊不忘王貴怯戰之罪。岳飛一向軍紀嚴明，自然容不得屬下有怯戰之人，特別是被他看成是左膀右臂的王貴。所以，他要斬王貴，以正軍紀，後來因屬下諸將一起求情，方才罷休。

可是事情的轉機就是在朝廷的政策上面，若說王貴與岳飛的個人矛盾還在其次，還只是一個隱藏因素，那麼朝廷的政策就是一個直接推動因素，推動王貴與岳飛站在對立面。

朝廷的這個政策可以在高宗與張戒的對話中體現出來，「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跡，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分也，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為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要錄》卷一一九）

趙構的思想就是利用各大帥手下的裨將來分割主帥的權力，這樣，只要裨將動搖得越多，主將的權力就會越輕，這就是高宗趙構奪取諸將兵權的另一種暗藏手法，這種手法遠較明奪要高明得多。

在這樣的情勢下，王貴就成了奪岳飛之權的首選對象，王貴最終經不住秦檜與張俊利與弊的雙重誘惑，宣布繳械投降，成為秦檜與張俊攻擊岳飛的工具。

另一個攻擊岳飛的人就是王俊，也是岳飛屬下的一名統制官。如果算王俊在岳家軍中的資歷，算是比較老的一代，當年岳飛接受朝廷的調遣剿滅境內盜匪曹成、李成之時，王俊就被劃歸為岳飛管轄，至岳飛被罷軍權之時已近十年。可是在這十年之中，與王俊差不多同時進用的張憲已經官位顯赫，成了岳飛的左膀右臂，王俊卻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統制官。

這樣，王俊的心裡自然就不平衡，總覺得岳飛賞罰不公，王俊對岳飛的怨恨，也成為王俊告發岳飛謀反，以謀取功名的一個直接動因。

岳飛雖然以其絕對地威望，統帥岳家軍，讓屬下無敢生異心者。但是這種上下屬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在軍隊之中，總是被隱藏，雖然隱藏，但這種矛盾與制度息息相關，具有不可調和性，也必不能消失。

岳飛的權威並沒有讓屬下所有的人對其產生絕對的信仰，至少也沒有讓所有的人都產生感恩戴德、誓死效忠的想法。

這就是岳飛的一個失誤，最終也造成了上下級的不和，也成了岳飛必須死的一罪。

以上之六宗罪為岳飛不得不死的原因，但其中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隱藏在其中，那就是趙宋王朝的「祖宗之法」。

「祖宗之法」是開國幾代皇帝實行和貫徹地政策，以後經過趙宋歷代統治者與文人士大夫的宣傳，便逐漸演變為「祖宗之法」，這種法規在北宋一百餘年一直被奉為瑰寶。

這其中有一條就是「崇文抑武」政策，北宋百餘年來，武將地位簡直低到了令人不敢想像的地步。

但是這樣的一種政策在兩宋之交卻受到了極大的挑戰，這種挑戰出現的原因當然是天下大亂，北宋亡國，原來的統治基礎基本上趨於瓦解，而南宋朝廷基本上藉助於各股地方勢力的結合方才站穩腳跟。

正是因為這種結合，也正是因為天下大亂的態勢，為了穩固江山，南宋統治者必須適當地提升武將的地位，實際上這種地位的提升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一種無奈之舉。

兩宋之交的武將們正是看到了這樣的一線曙光，可以提升武將地位的曙光。他們試圖在新王朝的初期就開始努力改變祖宗百餘年留下來的頑疾，他們試圖衝破百餘年來文臣對武將的壓抑，社會對武將的歧視。

在這其中，川陝地區的曲端成為這種反抗的先鋒，但是曲端的這種反抗最終還是在文臣上司張浚的打擊下宣告失敗。

接下曲端提升武將地位大旗的就是南宋中興四將，南宋中興四將以他們絕對的武力地位，宣告武將的重要性，最終形成了一種在北宋百餘年武將們想都不敢想的局面，那就是「諸將各以其姓為軍號，曰張家軍，韓家軍等。」（《鶴林玉露》）「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應該說當時文臣的心目之中還是殘存著「崇文抑武」思想，只不過武將勢力的發展，已經讓這種政策無法正常的實行下去，也沒有實行下去的可能性。

而岳飛作為武將勢力的代表，這種表現更加凸顯，在這種反抗中也顯得更加地賣力。而這種反抗在開始時雖然轟轟烈烈，但是隨著南宋王朝統治的穩定，反抗便會漸趨無力。收大將兵權，也成了時代發展的大勢。

但是，岳飛並沒有看到這層變化，他依然不肯向統治上層妥協，這種妥協主要就是針對宋高宗趙構和宰相秦檜。

朱熹在《朱子語類》中就說：「諸將驕橫，張與韓較與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飛較疏，高宗又忌之，遂為秦所誅。」

張俊早在奪三大帥兵權之前就已經向高宗和秦檜靠攏，並主動將軍權交出來。而韓世忠為了討好朝廷也是獻錢一百萬緡，米九十萬石及鎮江、淮東諸庫於朝。

相對於兩大帥而言，岳飛並沒有向皇帝作出任何地表示，而且岳飛一向並不愛財，身無餘財，亦不置產業，與當時其他諸將有天壤之別。當時岳飛擁有帝國境內最強大的軍隊，這樣的岳飛不免讓朝廷上層懷疑，岳飛不喜歡錢財，不喜歡美女，不為子孫立產業，那麼他喜歡什麼？除了天下，實在想不出第二種解釋。

這樣，岳飛豈能還有不死之理？

此為岳飛之終罪，因此岳飛必須死！

作者東平大戰岳鵬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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