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學：白居易教你如何在唐朝官斗中陞官（2）

前面三章：

（八）杭州的美好生活

對於白居易來說，去杭州赴任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這樣說有幾點依據：

（1）這次外放，是白居易自己要求的，這和此前被貶江州是大大不同的；

（2）在杭州當刺史是白居易年輕時的夙願。唐德宗貞元年間，年輕的白居易曾遊歷蘇杭一帶，當時蘇州刺史韋應物、杭州刺史房孺復皆是當時的名士，白居易非常羨慕他們，心裡期盼將來能像他們那樣掌理蘇杭這樣風景秀麗的大州名郡。此次出刺杭州，白居易可謂求之不得；

（3）杭州遠離長安，避開了紛紛擾擾的黨爭之局，眼不見心不煩，符合白居易的「中隱」思想；

（4）杭州是上州，其刺史是從三品的高官，這是迄今為止白居易當過的最高級別的職事官。過去白居易雖曾當過忠州刺史，但忠州是下州，其刺史不過正四品下，不能相提並論。後來白居易在《重陽節飲酒登高》詩中說：「刺史二千石，亦不為賤貧。天下三品官，多老於我身。」可見白居易對自己在還不算老的時候當上三品高官是有一點小小的得意的；

（5）白居易在去杭州的路上作了不少詩，從中不難看出他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例如《馬上作》：「杭州五千里，往若投淵魚。」《路次蘭溪作》：「是行頗可愜，所歷良可紀。策馬渡蘭溪，騰游從此始。」所見儘是一幅如釋重負、十分開心的樣子。

李商隱：無題詩

至於李商隱在白居易墓志銘中說的「貶杭州刺史」，是就白居易的政治前途而言的惋惜之詞。按照當時白居易在朝廷的聲望和地位，入閣拜相是很有希望的事情，可是他卻在這個關鍵時刻放棄了登上最高權位的努力，從當時輿論的角度來看，確實是值得遺憾的。從這個角度來說，說白居易是被「貶」，也不無道理，儘管白居易本人完全沒有遭貶的感受。

程十發壬午（2002年）作廬山草堂圖鏡心

由於白居易的名氣和身份，此次東南之行少不了沿路地方大員的熱情招待。特別是在路過江州時，因為他與江州的特殊緣分，更是受到了刺史李渤和各界群眾的熱烈歡迎。為此，白居易在江州逗留了好幾天，除了應酬李渤的盛宴款待之外，白居易還重遊了自己所建的廬山草堂，尋訪當年一起論佛的禪僧和煉丹的道士。這樣走走停停，完全不像是急於赴任的官差，倒像是遊山玩水的閑人。瀟洒的白居易，於長慶二年（822年）七月從長安出發，取道襄陽順江而下，至十月才到杭州，一路走了整整三個月。

也許杭州唯一讓白居易不太滿意的一點是：杭州是浙西觀察使治下，而當時的浙西觀察使是李德裕。不過這個問題不算很嚴重，浙西道治所在潤州（今江蘇鎮江），杭州是浙西道離潤州最遠的州，兩人直接見面的機會大概不多。而且，白居易和李德裕都是圓滑務實的人，兩人雖然不和，卻也沒有你死我活的激烈矛盾，兩人只是暗鬥，沒有公開化的明爭。

杭州是東南大郡，風景名勝極多。武林山、靈隱寺、錢塘江、西子湖等處，無不留下白居易的足跡。甚至他的辦公室也是位於錢塘江畔，號稱望海樓，每日事務之餘，遙看風濤有信、天水無痕，令人暢懷。對於這個情趣盎然的辦公室，白居易十分滿意。他在著名的《憶江南》系列組詩中寫道：「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遊？」在白居易看來，望海樓的江潮完全可以和靈隱寺的月桂相匹敵。白居易懷念杭州，恐怕很大一部分是懷念這個美妙而不可複製的辦公室吧。

杭州的美女也給白居易留下了美好回憶。白居易在杭州曾重編了《霓裳羽衣舞曲》，並親自教練州府的歌伎演奏此曲。白居易在《霓裳羽衣歌》中說：「玲瓏箜篌謝好箏，陳寵觱篥沈平笙。清弦脆管纖縴手，教得霓裳一曲成。」這裡的玲瓏、謝好、陳寵、沈平就是杭州府的歌伎，按我理解相當於現在政府機關文工團的演員。玲瓏名為商玲瓏（也有說是高玲瓏），她似乎和白居易關係最為密切，很有可能她就是州府官伎的首領。白居易在《醉歌》一詩中說：「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白居易在大庭廣眾之下和歌伎一起飲酒唱歌，顯示了白居易性格中混世輕狂、豪放不羈的一面（儘管不是主要的一面），同時也表明白、商二人關係非同尋常。

另外還有讓白居易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好朋友都在鄰州為官。杭州北臨湖州（今浙江湖州），東南為越州（今浙江紹興）。在白居易任杭州刺史的時候，湖州刺史先是錢徽、後是崔玄亮，越州刺史則是元稹（以浙東觀察使兼任）。元稹是不用說的了，錢徽是白居易在翰林院時的同事，崔玄亮和白居易是同榜進士，都不是一般的交情。閑暇之餘，白居易與鄰州的眾好友吟詩唱酬，過得非常瀟洒。白居易和元稹還發明了將詩卷放進竹筒派人相互傳遞的玩法，後世號稱「詩筒」，實為一樁雅事。

白居易在杭州的生活可謂愜意。但是，白居易不是來杭州旅遊的，而是來干工作的。作為一州刺史，白居易守土有責，那麼，他在杭州是如何施政的呢？從青年時代開始就關心民瘼的白居易，在為人父母官的時候可曾為老百姓做了善事？

（九）治理杭州

白居易在杭州玩得很開心，但那些都是工作之餘的消遣，為官守土，還得有工作態度和工作思路。在剛到杭州時，白居易就給唐穆宗寫了《杭州刺史謝上表》，對自己將來準備開展工作表了決心：「唯當夙興夕惕，焦思苦心。恭守詔條，勤恤人庶。」白居易是認真的，他工作起來可以說是非常賣力。「城上咚咚鼓，朝衙復晚衙」，「鰥恂心所念，簡牘手自操」，就是白居易給自己忙碌身影的一張自拍照。

白居易究竟在忙些什麼？說起來可多了，一州的行政、財稅、司法、治安、文教、水利、農林、工商、民政救災、訪貧問苦，都在刺史職責範圍內，都要白居易費心思。其中有些是不能耽擱的，比如徵稅。唐朝對地方運輸租稅（包括錢、米、布及土特產）到長安的制度非常嚴厲，稍有延遲，就要對地方長官問責。州府機關的運作也是一件大事，各種日常事務、後勤保障，難怪白居易要夜以繼日的加班。

作為一州長官，事務劇多，鬍子眉毛一把抓是不行的，要抓主要矛盾，抓突出的問題。白居易在杭州抓的主要矛盾和突出問題是治理西湖。西湖是杭州的民眾生活生產的用水來源，因為錢塘江離東海太近，江水含鹽量高，不適宜直接飲用和灌溉，所以只能依賴西湖中的淡水。

白居易

白居易做的第一件事是修築湖堤蓄水，到需要用水時就有水可用。白居易對修堤工作非常重視，多次到現場勘察方位，檢查施工進度。現在一個市長能多次到施工現場去看一個工程都是很不簡單的事，何況當時士大夫對這種事大多是不屑一顧的，而白居易竟然親力親為，可謂盡職盡責。湖堤修成後，白居易寫了一篇《錢塘湖石記》，記載了自己修堤治水的體會，並制定了管水用水的制度。現錄其文如下：

錢唐湖一名上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筧。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先須別選公勤軍吏二人：一人立於田次，一人立於湖次，與本所由田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旱田苗無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

自錢唐至鹽官界應溉夾官河田，須放湖入河，從河入田。准鹽鐵使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溉田畢，卻還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高加數尺，水亦隨加，即不啻足矣；脫或不足，即更決臨平湖，添注官河，又有餘矣。

俗云：「決放湖水，不利錢唐縣官。」縣官多假他詞以惑刺史。或雲「魚龍無所託」，或雲「茭菱先其利」。且魚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茭菱與稻粱之利孰多，斷可知矣。又雲「放湖即郭內六井無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數十眼，湖耗則泉涌，雖盡竭湖水，而泉用有餘。況前後放湖，終不至竭，而雲「井無水」，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於人，與湖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堙塞，亦宜數察而通理之，則雖大旱而井水常足。

湖中有無稅田約十數頃，湖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沒。田戶多與所由計會，盜泄湖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筧並諸小筧闥，非澆田時並須封閉築塞，數令巡檢，小有漏泄，罪責所由，即無盜泄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決，須所由巡守預為之防。其筧之南舊有缺岸，若水暴漲，即於缺岸泄之。又不減，兼於石函南筧泄之，防堤潰也。

從此文可以看出，白居易對西湖的情況十分熟悉，他甚至估算出了放水量和可灌溉農田的比例關係，同時深知傳統管理制度的弊端，因而提出了建立便民的新制度，並注重防潰、防盜。

白居易修湖堤完全從民生角度考慮，堅決排斥了「決放湖水，不利錢唐縣官」之類的荒謬說法。這在當時應該是一股不小的政治壓力，而白居易能夠頂住這類壓力，並把事情辦好、辦成，可見其具備一定的政治魄力和行政手腕，不愧是曾在中央工作過的「首長」！

聖塘閘亭中的《錢塘湖石記》

《錢塘湖石記》還提到了「郭內六井」。這是杭州舊城內與西湖相連的六口深井。因為杭州臨近東海，土地鹽鹼含量高，地下水咸苦難以飲用，而西湖位於古杭州城外，取水距離較遠。唐德宗時期，名相李泌任杭州刺史，開鑿了六口與西湖相通的井，用於城內居民取水。但後來年久失修，水道淤塞，難以使用。白居易查明這一情況後，組織了大規模的人力清理井中淤泥，恢復了六井的功用。這是白居易在杭州的又一大善政。直到北宋時期，蘇軾出守杭州，作《六井記》云：「唐宰相李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山，至於今賴之。」

三年多後，白居易任期屆滿，接到了除授太子左庶子（正四品上。唐朝的觀念認為京官優於地方官，所以京官四品與地方官三品地位大體相當，屬於平調）的詔書，不得不離開風光旖旎的杭州。由於其政聲斐然，各界群眾紛紛自發組織起來送別，盛況空前。白居易遂有《別州民》一詩，末句云：「唯留一湖水，與汝救凶年。」可見他對自己治理西湖的功績也是頗為自豪的。

白居易在杭州生活很清廉，「三年為刺史，飲水復食櫱」，「起嘗一甌茗，行讀一卷書」，這種簡單樸素又不失優雅閑適的生活方式，倒是很符合白居易的作風。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白居易鄰郡的密友元稹。《舊唐書·元稹傳》載，元稹在任浙東觀察使、越州刺史期間：「既放意娛游，稍不修邊幅，以瀆貨聞於時。」元稹當初致位宰相，靠的是宦官的幫助，因此為了能夠重回朝廷掌權，元稹在地方極力聚斂錢財用於賄賂宦官，以至於被認為「素無檢操，人情不厭伏。」清廉的白居易與貪婪的元稹竟然是一時無比的好朋友，這確實是一對矛盾的組合。

然而杭州刺史的俸祿是極高的。據《唐會要》，上州刺史的俸祿是80貫，也就是8萬錢，此外還有現在已無法詳細考證的各種雜給、料錢、職田收入以及州府公廨的利錢（政府用富餘的行政經費發放高利貸，所得利息用於補貼政府工作人員，在當時是合法的），在經濟發達的杭州，這些收入當然是不小的數目。但對悟道的白居易來說，這些錢財似乎沒有太大的用處，除了應付日常生活開支，白居易把錢都積蓄起來，到了離任的時候，白居易把這些錢拿出來作為政府公共基金，用於維修西湖水利、救賑災荒等。據《唐語林》記載，這筆基金一直使用了50多年，直到黃巢起義時毀於兵燹。

白居易在杭州留下了白堤、六井，以及無數優美詩篇和傳說故事，但他帶走的，卻只有兩塊石頭、一隻鶴。正如他後來隱居洛陽時回憶：「三年典郡歸，所得非金帛。天竺石兩片，華亭鶴一隻。」

白居易離開了杭州，他有可能回到朝廷重新執掌中樞權力嗎？面對日益白熱化的黨爭，白居易將如何應對？

（十）第一次分司東都

在唐朝，從長安前往杭州，有兩條路線可選。一是由洛陽、汴州，入江淮運漕，經徐州、揚州、潤州、常州、蘇州，以達杭州。二是由商州、襄陽，入漢水、長江，再由潤州轉入運河，南下杭州。顯然，第一條路線路途較近，是首選。但白居易受命為杭州刺史時，恰逢汴州的宣武軍發生兵變，亂兵驅逐節度使李願，擁立大將李介為節度留後。唐穆宗及宰相李逢吉拒絕任命李介為節度使，派義成節度使（駐鄭州）韓充兼任宣武節度使，調忠武節度使（駐許州）李光顏、兗海節度使（駐兗州）曹華、武寧節度使（駐徐州）王智興、宋州刺史高承簡等兵力征討汴州。這樣一來，汴州漕路就不能通行了，因此白居易往杭州赴任只能從襄陽走長江線，這才有了白居易重遊江州的佳話。

不過白居易離開杭州時又不一樣了。汴州之亂早已平定，時任宣武節度使兼汴州刺史的是白居易的老朋友、牛黨領袖令狐楚，當年白居易從忠州調回長安，就深得令狐楚之助，兩人交情非淺。於是白居易選擇了從運河啟航的路線，從蘇州、常州、揚州，北上徐州，再從汴州、洛陽，折向長安。白居易這樣走還有一個考慮，那就是回鄭州、徐州老家看看。白居易出生於新鄭縣東郭里，年幼時，其父親白季庚曾任徐州彭城縣令、徐州別駕，一家人在徐州生活了很長時間。在白居易年僅10歲的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去世，其子李納未經朝廷認可，自稱節度使。為了威脅朝廷，並干預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和襄陽節度使梁崇義之間的戰爭，李納企圖出兵佔領徐州埇口，切斷江淮漕運航道。唐朝後期的糧食和財政供給大部分依賴江淮諸州，如果漕運被切斷，長安必將癱瘓。而徐州刺史李淯是李正己的堂兄，也就是李納的堂叔，本來李納進兵徐州是不需要花費太多力氣的。白季庚時任徐州的彭城縣令，為了避免朝廷被李納所要挾，白季庚利用李淯和李納的矛盾，說服李淯歸順朝廷，拒絕淄青兵接管徐州，因此徐州被淄青的部隊圍困了40多天，李淯和白季庚堅決抵抗，直到鄭州、汴州、宋州等地的救兵趕來，才解除了包圍。白季庚的行動得到唐德宗的讚賞，為此超授朝散大夫、賜緋魚袋、徐州別駕、充徐州觀察使判官。同時為了維護好漕運糧道，白季庚受命領兵駐紮到徐州的符離縣，白居易一家也隨之搬到了符離。

白季庚搭著陳氏

從此，除一段時間短期遷往衢州之外，白居易一家就大體固定居住在符離，直到貞元10年（794年）白季庚去世。在符離的這將近10年里，白居易有了初戀情人。這其中的具體過程已不得詳知，只能根據白居易後來十分隱晦的紀念詩中推測，這位女孩名叫湘靈，和白居易十分要好，甚至可能同居過，但她出身低微，白居易的父母都不同意他們的婚姻，最後白居易一家搬離符離，與湘靈永遠失去了聯繫。這大概也是白居易為什麼要回到徐州來看看的重要原因。白居易回到符離，看到了過去住過的老宅，那裡早已買給別人。而湘靈卻怎麼也找不到了。這些年來，徐州夾在淄青、淮西兩大強藩之間，戰爭、動亂憑仍，湘靈也許早已在戰亂中罹難，也許已經流落他鄉，不管怎麼說，白居易是再也見不到她了。

在一片失落和惆悵中，白居易走到了洛陽，此時的河南尹王起，是白居易在翰林院的同事，這次白居易來到洛陽，王起自然少不了呼朋引伴的熱情款待，酒酣之餘，大家談及時政，又不免一番感慨。原來，就在這一年的正月，唐穆宗因荒淫過度導致身體虛弱，不幸英年早逝，即位的唐敬宗李湛卻比他父親還要荒淫，聲色犬馬是他生命的全部，朝野上下無不失望。面對這樣的局面，白居易深為厭倦，經過考慮，他給宰相牛僧孺寫了一封信，要求以現任官職分司東都。唐朝中後期，在東都洛陽設置了東都留守司，下轄一套略同於長安的中央級機構，其中的任官者稱為「某某分司東都」。在東都的分司官中，除了尚書省和御史台有實際職能以外，其他機構均為閑職，來此任職的人，不是在長安失意被貶的，就是年事已高準備安度晚年的。白居易請求分司，目的是為了觀察形勢，再決定以後的進退。不過他這樣做多少有些不妥，按理說，他接到除授太子左庶子的詔書，應該先到東宮去報到，再提出其他請求，這樣才符合組織紀律。而白居易還沒到新崗位報到就和朝廷討價還價，在旁人看來似乎有些託大。好在牛僧孺對白居易是十分敬重的，他並不計較這些小節，很爽快地答應了白居易的要求。因此白居易很快就接到了新的詔書，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他可以在洛陽住下來了。

白居易剛到洛陽時，住的是河南府的驛站。這是政府的招待所，環境條件大概也還可以，但不能長久居住。白居易下一步要考慮的，是在洛陽買一套房。買房是個大問題，看來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尤其是白居易把在杭州的收入都在杭州做公共基金了，手頭十分拮据。好在王起十分熱情而且手頭闊綽，他先是幫白居易物色便宜又實惠的地段，又資助了白居易一些資金。白居易自己也努力籌錢，他賣掉了從杭州帶來的幾匹馬和一些物品，加上以前的積蓄，總算湊出一筆錢，在洛陽的履道里購置了一座宅院。洛陽雖然號稱東都，但繁華程度遠不如長安，因此房價大概也比長安低很多，與白居易在長安買的房子相比，洛陽的這套顯然更寬敞華麗一些。院內有池塘、竹林，有不少精緻的小景觀，可謂別有洞天。「穿籬繞舍碧逶迤，十畝閑居半是池」，「霜竹百千竿，煙波六七畝。泓澄動階砌，淡濘映戶牅。」從這些描寫來看，白居易對他的新居顯然十分滿意。王起也很夠朋友，在白居易搬進新家後，他組織了河南府的工作人員到白居易的新家搞活動，在池塘邊種樹、造橋，人氣非常興旺。

白居易在這座新宅子里還和許多同時的分司官相互唱和，如太子右庶子分司楊歸厚、皇甫鏞、祠部員外郎分司尉遲汾等。

不過，白居易此時尚未打算就此隱居一生。據他觀察，唐敬宗雖然荒淫，但用的宰相如牛僧孺、李程、竇易直等皆為正直之士，朝政也不至於大亂。李逢吉雖然熱衷於黨爭，但也沒有做過危害民生的事情。掌權的宦官梁守謙、王守澄等都比較低調、收斂，不像吐突承璀那樣張揚。因此唐敬宗即位一年多，也沒惹出大事。白居易也覺得自己春秋富餘，還可以做些事情，不甘就此賦閑。於是他上書李逢吉和李程（此時牛僧孺已出任武昌節度使），請求重新安排工作。李逢吉和李程很高興白居易還願意出來工作，於是給他安排了一個好位置——蘇州刺史。也許李逢吉的考慮還是和當初一樣，讓白居易繼續擔任牽制李德裕的角色。因為此時屬於牛黨的蘇州刺史李諒正好任期屆滿須調回長安，由白居易接任蘇州，可以確保蘇州這個重鎮繼續掌控在牛黨手裡，而白居易在杭州深得人心，又是享譽天下的名士，李黨也提不出反對的理由。由此也可見，在時人眼裡，白居易不再是當年那個莽莽撞撞、敢和皇帝當面吵架的愣頭青年文人，而是成長為務實幹練、沉著穩重的成熟職業官僚了。

於是，經過在洛陽約10個多月的閑居生活，白居易於寶曆元年（825年）3月接到黃紙詔書：除蘇州刺史。

白居易再次面臨和李德裕的「暗戰」。他將如何應對？白居易如何治理蘇州？他能超越在杭州的政績嗎？

（十一）蘇州刺史

蘇州也是與杭州同列的江南名郡，自然是值得嚮往的地方。但白居易還是捨不得他精心營造的洛陽小宅。因此他於寶曆元年（825年）三月四日收到任職詔書，並未「克日赴任」，而是直到三月二十九日才動身前往蘇州。出發之前，他還一個人跑到城東去與花「告別」，並寫下《除蘇州刺史別洛城東花》，云：「老除吳郡守，春別洛陽城。江上今重去，城東更一行。別花何用伴，勸酒有殘鶯。」有這樣的閒情逸緻，確實是一個愛花的老文藝青年。

這次白居易前往蘇州的路線就是一年之前他從杭州回來的路線，所以一路上的地方官都是熟人，接待應酬自然是熱鬧非凡。特別是宣武節度使、汴州刺史令狐楚曾是白居易的老領導，白居易再到汴州，受到令狐楚的熱烈歡迎。白居易《奉和汴州令狐相公》一詩，顯然就是於此時所作，詩中白居易自註：「奉陪游宴，凡經五日。」白居易在汴州一住就是五天，可見兩人交情深厚，非同常人。

這樣一路走下來，直到五月初五，白居易才走到蘇州，照例作《蘇州刺史謝上表》，上奏朝廷謝恩。蘇州在元和年間戶數超過十萬，按一戶五人至十人來算，並考慮古代人口統計的局限性等因素（包括統計方法、統計技術、因按人頭徵稅導致大量瞞報等），估計約有人口五十萬至一百萬（《新唐書·地理志》載蘇州人口為六十三萬二千六百，據考證這是唐初期的數據，至後期當有一定增長），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城市之一。與此相應，這種地方必然利益關係複雜，事務繁鉅，要治理好實非易事。白居易的前任是李諒。李諒此人生平已不可考，只知道是牛黨成員，離任後回到御史台任職。蘇州屬浙江西道管轄，此時浙西觀察使是李黨領袖李德裕，如何處理與觀察使的關係，是牛黨的每一任蘇州刺史都必須面對的大問題。李諒大概有很多事情要交代，因此兩人的工作交接用了十多天才完成。

白居易在政治利益上被歸屬於牛黨，但畢竟不是牛黨的核心成員。雖然在長慶元年的進士複試案中斗過一個回合，然而總的來說不存在激烈的矛盾衝突。白居易性格中具有較為世故圓滑、精於周旋協調的一面，他固然不會和李德裕套近乎，但也犯不著為公事得罪李德裕。他的基本方針是維持檯面上的和氣，盡量不使矛盾公開化。對此，白居易在蘇州曾寫過一首《小童薛陽陶吹觱篥歌和浙西李大夫作》，這是研究白居易和李德裕關係的重要材料（李大夫即李德裕，李德裕時為兼御史大夫、浙西觀察使）。這首詩是白居易與李德裕、元稹、劉禹錫三人的唱和之作（劉禹錫時為和州刺史，屬淮南道管轄，地界與浙西的蘇、常、潤三州相鄰）。李、元二人所作均已佚失，只有白、劉的作品分別保存在各自的詩文集中。從詩的內容來看，白居易專註於描寫小童吹笛之妙，完全沒有提及李德裕，如果不是題目中有「和浙西李大夫作」等字樣，根本無法想像這和李德裕有何關係。因此，這次聚會的氣氛是非常怪異的。大概是元稹、劉禹錫為了緩和李德裕和白居易的關係（元、劉均為李黨成員），使李德裕不至於給白居易出難題、穿小鞋，組織了這麼一次聚會。白居易當然願意和李德裕簽訂這樣一個「互不侵犯條約」，而李德裕也疲於應付牛黨的挑戰，不希望蘇州無端生事，因而李、白二人都出席了聚會，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只有表面的客套，沒有實質的交流。白居易也因此留下了一首文題不符的奇怪詩作，供後人想像猜測。

協調好了上下級關係，白居易又開始了忙碌的工作。他「清晨方堆案，黃昏始退公。可憐朝暮景，銷在兩衙中。」以致於「經旬不飲酒，逾月未聞歌。豈是風情少，其如塵事多。」

這一年白居易已經五十五歲，難得還有這樣高的積極性來投入工作。然而年事既高，不服老也不行。寶曆二年（826年）五月，白居易在視察蘇州外郭城防時從馬上墜跌，腰骨和腿骨均被摔傷，加上長期飲酒，傷肝傷肺，白居易經常咳嗽致血，一向不太好的視力也更加下降了。

健康的惡化使白居易不得不向朝廷申請休假。因為病情太重，三個多月仍不能痊癒，而按照唐朝的制度：「職事官假滿百日，即合停解。」意即請假滿一百天的，職務就解除了，相當於自動辭職。白居易此時不得不考慮離開蘇州了，他在《自詠》中寫道：「公私頗多事，衰憊殊少歡。既無可戀者，何以不休官？」

香山九老分別為白居易、胡杲、吉旼、鄭據、劉真、盧慎、張渾、狄兼謨、盧貞9人。九位文人雅士隱居與山林，遠離世俗煩擾，忘情于山水，耽於清淡。

到了十月，朝廷派鄭州刺史狄兼謨來接任蘇州刺史。狄兼謨是狄仁傑的曾孫，為官清廉正派，有曾祖遺風，他是令狐楚提拔推薦上來的，仍是牛黨成員。可見此時朝廷的牛黨勢力佔據著上風，李德裕執掌浙西一道，而最大的蘇、杭兩州均長期被牛黨成員把持，其受制於肘腋之間，很難施展開來。後來李德裕垮台的直接原因「吳湘案」，就是發生在這一時期，該案背景錯綜複雜，或許與這一時期的某些牛黨人士有所關聯。這些都是後話，以後還會詳述。對於白居易來說，現在最重要的是，他可以離開蘇州了。

至此，白居易在蘇州只呆了一年半左右的時間，而其中有五個多月是在請假。儘管如此，白居易不辭辛勞、勤懇踏實的工作作風仍得到了蘇州群眾的認可。白居易從蘇州走的還是徐、汴漕運水路，出發時他「身攜妻子唯三口，鶴與琴書共一船」，非常簡樸。與之對照鮮明的是蘇州民眾盛大的送行場面：「一時臨水拜，十里隨舟行。餞宴猶未收，征棹不可停。」「襦袴無一片，甘棠無一枝。何奈老與幼，泣別盡沾衣。」

與上次離開杭州不同，白居易是因為「假滿百日」自動解除刺史職務而離開蘇州的，因此他尚未得以任命新的官職。他將如何度過這一段仕宦生涯的空檔期？他還有希望回到朝廷得到重用嗎？正在不斷激化的黨爭政局，將會白居易帶來怎樣的命運？

請看《白居易與牛李黨爭》下一節《白頭老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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