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林徽因與泰戈爾訪華

文/熊輝

泰戈爾訪華期間與徐志摩（右一）、林徽因（右二）等人合影

1921年10月，林徽因與父親一道回國，告別了倫敦的陰霾和那段與徐志摩欲說還休的感情。徐志摩一年後尾隨而歸，目的之一便是要見到自己日夜思念的靈魂伴侶。但實際上，徐志摩從英國返回中國還另有原因，那就是要協助梁啟超實現復興中國文化的計劃。

他回國後，在松坡圖書館和梁啟超組織的講學社處理英文事務，泰戈爾1924年訪華事件，也是由徐志摩負責聯絡和組織的。

泰戈爾的中國行

作為東方詩人，泰戈爾在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一經傳開，便在中國引起不小的轟動，翻譯介紹泰戈爾的詩歌成為時尚。

1914年，胡適在美國接觸到了泰戈爾。同年，郭沫若在日本閱讀了《新月集》中的部分作品，接近了泰戈爾。

真正有意向中國讀者翻譯介紹泰戈爾的是陳獨秀。1915年10月，陳獨秀在《青年雜誌》1卷2期上刊登了《吉檀迦利》中自擬題名為《聖歌》的四首譯詩，由此拉開了中國翻譯泰戈爾詩歌的序幕。

鄭振鐸從1921年1月在《小說月報》第12卷1號上發表了《雜譯太戈爾詩》以後，便在《小說月報》《文學周報》等刊物上大量發表了翻譯泰戈爾《園丁集》《飛鳥集》和《新月集》中的詩篇，並於1922年出版了《飛鳥集》的中譯本。

郭沫若是中國現代翻譯史上翻譯泰戈爾詩歌的先行者之一。按照他的回憶文字，其沒有出版的《泰戈爾詩選》漢英對照本應該是中國最早的泰戈爾詩的漢譯詩集，比我們今天通認的泰詩漢譯第一人鄭振鐸於1922年10月出版的《飛鳥集》和1923年9月出版的《新月集》等譯詩集還要早5年以上。

1924年泰戈爾訪華，中國掀起了空前的「泰戈爾熱」，當時有影響的刊物都刊登了他的作品，而且從1920至1925期間，泰戈爾的重要著作幾乎都有了中譯本或節譯本。比如王獨清和鄭振鐸都譯了《新月集》，選譯《新月集》的人更多。

陳獨秀、劉半農、黃仲蘇、鄭振鐸等人以及《小說月報》和《少年中國》雜誌翻譯了大量泰戈爾的詩，以及介紹泰戈爾的文章。

中國詩人和讀者對泰戈爾的名字十分熟悉，因此對泰氏訪華充滿期待。1924年4月12日，泰戈爾乘船抵達上海，開始了期待已久的中國之行。

上海文藝界人士、中國各文學社團代表以及外國記者在碼頭排隊迎接，熱烈歡樂的氣氛讓泰戈爾感受到中國人的熱情。

泰戈爾隨行有五人：梵文學者沈謨漢（Kshitimohan Sen）、畫家波斯（Nandala Bose）、加爾各答史學館教授納格（Kalidas Nag）、社會工作者格林斯（Greenes）、泰戈爾私人秘書姆赫斯特（Elmhirct），即我們常稱的恩厚之。

泰戈爾在華日程安排充實有序，徐志摩充當翻譯，常陪在泰氏左右。除參加上海的各種活動外，泰戈爾還在徐志摩的陪同下去了杭州，遊了西湖和靈隱寺。

在北上的時候，路過南京和濟南，泰戈爾停足演講。據說在南京演講時，東南大學圖書館擠滿了3000多聽眾。

4月26日，泰戈爾一行到了北京，梁啟超、蔣百里等講學會主持者設宴歡迎。之後參加了京中各種歡迎儀式，4月30日到清華園，一邊演講，一邊休息。期間，也有很多文化人前去拜訪泰戈爾，和他探討詩歌和東方文化。

5月8日是泰戈爾64歲生日，北京文藝界人士為他準備了一場生日慶祝會，當然以新月社諸君為主。這場慶祝會由胡適作主持人。盛會上，中國人送給泰戈爾的生日禮物是19幅中國畫和一件瓷器。

根據梁啟超的意思，泰戈爾在會上獲得了刻有中文名字「竺震旦」的大印章，「竺」當然是中國對古印度的稱呼，「震旦」則是印度對古中國的稱呼，意味著泰戈爾是中印文化的聯繫紐帶。

除用中文和梵文朗誦泰氏的詩歌外，最重要的一個節目是徐志摩等人演出了泰戈爾的戲劇《齊德拉》，而且為了讓壽星理解，特地用英文演出。

泰戈爾（中）與徐志摩（右）、林徽因（左）

台上演戲的徐志摩，據說對林徽因的愛慕之心複發，藉助演戲的掩護，與林徽因有了進一步的接觸。可惜姻緣天定，他們最終還是沒有走到一起。

後來，因為中國知識界很多人攻擊泰戈爾，說他是過時的人物，因此他後面的演講就取消了。在西潮湧動的五四前後，中國新文學界注重的是西方思想，泰戈爾的東方情思，顯然與他們的追求存在一定的距離。

5月20日，泰戈爾一行去太原，目的是宣揚印度的農村建設計劃，但此事不了了之。5月23日，泰戈爾離開太原，返回石家莊，然後南下武漢，從長江走水路到達上海。6月初，徐志摩和張歆海送泰戈爾去日本，其訪華的歷程到此結束。

泰戈爾訪華，給徐志摩和林徽因的見面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他們倆同為泰氏的翻譯，而且共同演出泰戈爾的劇本，這讓徐志摩陷入更為嚴重的單相思狀態。泰戈爾在北平的時候，徐志摩特地請泰戈爾出面勸說林徽因，還是無果而終。

1924年5月20日，文化界人士送泰戈爾山西之行，林徽因也前來與泰氏道別。徐志摩在車窗里望著這個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心潮澎湃。

聯想到林徽因下個月即將和未婚夫梁思成赴美留學，從此與他天各一方，或許形同陌路，唯有茫茫的大海萬古不變地鼓動著波濤。徐志摩此時感到「眼前又黑了」，在車未啟動前即刻給林徽因寫信，同行的泰戈爾秘書恩厚之見他傷感過度，終止了他的書寫。

20世紀70年代，這封信被香港徐志摩研究專家梁錫華尋得，其中所寫無非是不相信他和林徽因會分手：「離別！怎麼能叫人相信？我想著了就要發瘋，這麼多的絲，誰能割得斷？我的眼前又黑了！」

徐志摩和林徽因的這段戀情，似乎從一開始都不在徐的掌控之下，林從來沒有給他任何約定，他們之間也沒有任何承諾。

時過境遷，也許當時在心靈的碰撞中產生過熱量的林徽因，回國後面對更為現實的生活，開始逐漸冷卻，徐志摩已經成為她成長過程中熟悉的朋友，而不再是戀人。

1924年6月，浩淼的太平洋上，一艘輪船載著兩個年輕的中國人駛向美國，逐漸接近他們的人生目標。而大洋的另一端，徐志摩的人生目標卻越來越遠，他與林徽因的緣分似乎已經到了盡頭。

泰戈爾與徐志摩

泰戈爾訪華期間，徐志摩與他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誼。

徐志摩一直陪伴在泰戈爾左右，擔任翻譯工作，排演泰戈爾的戲劇，陪泰戈爾遊山玩水，深得泰戈爾的喜愛。泰戈爾給徐志摩取了一個印度名「索思瑪」，徐志摩則直呼泰戈爾「老戈爹」。1924年7月，徐志摩陪同泰戈爾訪問了日本。

1925年，泰戈爾要去南美講學，希望3月能在義大利與徐志摩相會，然後一起旅遊歐洲。

1924年新月社的成立給徐志摩的交往構築了平台。梁啟超的弟子們是新月社聚餐會的常客，其中，王賡和陸小曼夫婦就是徐志摩在新月社活動中認識並成為朋友的。

隨著接觸時間的增多，徐志摩和陸小曼逐漸產生了戀情。在那個時代，著名詩人愛上有夫之婦，而且雙方都是社會名流，當事人難以招架突如其來的巨大輿論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躲避風頭正勁的流言，徐志摩選擇了出遊歐洲。此次出遊，也有泰戈爾的邀請，他希望能在義大利見到徐志摩。

1925年3月，徐志摩經西伯利亞到歐洲。3月下旬拜訪托爾斯泰的女兒，祭掃契訶夫、列寧等人的墓地；在柏林見到了張幼儀，見到了兒子彼得的骨灰，陪張幼儀遊覽了義大利北部；四月初赴法國，祭掃波特萊爾、小仲馬、伏爾泰、盧梭、雨果、曼殊斐兒等人的墓地；在羅馬，祭掃雪萊、濟慈的墳墓。

徐志摩自己說：「這次到來倒象是專做清明來的。」徐志摩懷著虔誠的態度去瞻仰文化名人的墓地，從內心來說，是景仰他們的作品，而不是名人崇拜症。但泰戈爾在徐志摩到達歐洲時先行離開，二人沒有碰上面，雖屬遺憾，但徐志摩畢竟藉助泰戈爾的邀請避過了情感的旋渦。

1928年6月，徐志摩為躲避家庭的殘缺現狀，為躲避無法正視的婚姻，他決定再次出國。出國前，翁瑞午交給徐志摩一些珍藏的字畫，希望他拿到國外變賣，攢錢滿足陸小曼的生活開銷。

這次出遊，是徐志摩此生最後一次出國。也許心裡隱隱覺得時日不多，他要將之前走過的地方，重新再溫故一遍。

照例是乘船，照例經由日本，橫渡太平洋到達美國；照例穿越大西洋到達歐洲，照例去了劍橋，照例拜訪昔日的朋友，甚至繞道去印度，在秋天的時候見到了思念已久的泰戈爾。舊地重遊，物是人非，徐志摩感慨良多。

泰戈爾訪華期間與辜鴻銘（前排右坐者）等人合影

1929年，泰戈爾去美國和日本講學，順便到上海看望了徐志摩和陸小曼。徐志摩夫婦為泰戈爾精心設計了印度式的住房，泰戈爾和他們相處得像家人一樣。返程的時候，徐志摩又把泰戈爾接到家中休養了幾日。

泰戈爾來華之前，中國學界一片歡呼聲。但等到泰戈爾抵華後，部分人卻唱起了反對的調子，讓泰氏的中國之行蒙上了陰影。

聞一多曾批評泰戈爾的詩「是沒有形式的，我不能相信沒有形式的東西能存在，我更不能明了若沒有形式藝術怎能存在！」聞一多代表了當時冷靜思考泰戈爾熱的部分人的觀點，但他對泰氏詩歌的批評似乎並不準確。

泰戈爾的詩歌採用孟加拉文寫成，原詩具有節奏、韻律和排列等形式要素，但翻譯成英文後原詩的形式藝術便遭受了部分折損，而五四前後人們又根據英譯本翻譯泰詩，受翻譯自身的局限使英譯本泰詩的形式藝術再次遭受了折損。

泰戈爾雖然主張創作自由詩和散文詩，但他本人卻十分重視詩歌的形式建構，認為「正是格律才能以它均衡、流暢的節奏表達找到通向人類心靈之路的感情」，而且「缺乏精雕細琢的自由體詩應該受到鄙視和嘲笑」。

不管當時人們對泰戈爾訪華以及他的詩歌持怎樣的看法，泰戈爾詩歌對中國新詩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是無法抹去的，它業已成為中國新詩發展進程中一份珍貴的外來資源。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