諶旭彬：關於歷史考據的三點經驗之談

短史記微信號：tengxun_lishi

編者按：這是筆者昨晚在企鵝號作者群內所作的一點淺陋分享；略作整理，在號里發一下。

為史，考據史實最易，論事難，論人最難。故近幾年的興趣集中於小考據。這裡分享三點自以為是的關於考據的經驗之談：

1、窺破謊言的訣竅：回歸常識

2、對史料脫水：區分「事實陳述」與「觀點表達」

3、對史料的解讀應保持克制

下面就這三點，分別舉例談一下（藍色字體可點擊跳轉）。

1、窺破謊言，訣竅在於回歸常識

呂思勉說過：

「研究歷史，有一件最緊要的事情，便是根據著現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實的真相(根據著歷史上較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塗、荒誕的事情的真相)。這麼一來，自然見得社會上古今的現象，其中都有一個共通之點。得了這種原則公例，就好拿來應用，拿來應付現在的事情了。所謂「臧往以知來」。歷史的用處，就在這裡。儻使承認了歷史上有一種異乎尋常的人物，譬如後世只有操、莽，在古代，卻有禪讓的堯、舜；現在滿眼是驕橫的軍閥，從前偏有公忠體國的韓、岳、張、劉。那就人的性質，無從捉摸；歷史上的事實，再無公例可求；歷史可以不必研究了。」（《和議的成就和軍閥的剪除》）

呂師所言的「原則公例」，即是一種常識。這種常識，或基於對人性的體察，或基於對現實的認知。這種常識，既可以應用於「南宋復國之初各『家軍』該如何定性」這樣的大問題，也可以用於一些細節問題的考據。

舉幾個例子：

（1）、《「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是偽歷史》

1、軍閥因其所處地位的不確定性（非但子嗣不能繼承其地位，即便其本人亦未必能長期維持割據），重視眼前利益往往甚於長遠利益。

2、劉文輝這種小軍閥，地位的不確定性尤其嚴重（比之晉之閻、桂之李白），且劉的政治品格素來不佳（如阻礙中印公路通過西康）。

3、教育是一種收益期限特別長、且收益多少難以預期的投資，很難成為軍閥施政的重點。

這三點常識，足以讓人對「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之說起疑。

例（2）、《三一八慘案中，「段祺瑞向遇難學生下跪懺悔終身吃素」是偽歷史》

按常理，段祺瑞身為國家元首，如果當時有「向遇難學生下跪懺悔」的舉動，必然是媒體報道的重點。

沒有這樣的報道，足以使人對「段祺瑞向遇難學生下跪懺悔終身吃素」這樣的說法起疑。

例（3）、《守柏林牆的士兵被判決「槍口應抬高一厘米」？這是碗有毒的假雞湯》

1、「當法律和良知衝突之時，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而不是法律」——這種突破法律框架，欲在法律之外尋求正義的觀點，若出自媒體和文人之口，尚可理解。

2、若出自法律人之口，尤其是90 年代東西德尋求歷史和解的背景下的法律人之口，即是在挑戰現代法治理念，必不會在法學界形成共識，必有爭議。

如此，亦足以對「槍口應抬高一厘米」這碗雞湯起疑。

（4）《「梁思成拯救京都、奈良」，一個疑點重重的神話》

對此事產生懷疑的三點原因：

1、高估梁思成對美軍決策層的影響力。（沒有材料顯示梁的影響力能及於美軍決策層）

2、低估美國政府在文物保護方面的認知和努力。（事實上，中國在1944年向盟軍提供淪陷區文物地圖，非屬主動，而是美國政府提出來的要求。

3、此說的核心「證人」羅哲文，風評不佳。

2、史料脫水：區分「事實陳述」與「觀點表達」

舉個例子

「戴笠艷史」系列考據：

１、「戴笠霸佔電影皇后胡蝶」之說，是偽歷史

２、有名有姓的所謂「戴笠情婦」，沒有一個是真的

３、沈醉為何要說「戴笠霸佔胡蝶」？

４、特工之王戴笠，如何經營一場五年之久的跨國異地戀？

「戴笠霸佔胡蝶」之說的源頭，是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書。沈在書中寫道：

「戴笠對胡蝶可說一見傾心，格外歡喜。他自有了胡蝶以後，對於玩弄其他女性的興趣也減少了一些，因為胡蝶很有一套籠絡男人的手段。當時胡的掛名丈夫潘有聲很懂得明哲保身之道，自從老婆被戴笠看中而佔有之後，他在美人與金錢不可得兼的情況下，決定寧可犧牲老婆，而利用這個機會來發一筆橫財。他知道不這樣做，身上不知什麼時候會被手槍穿幾個窟窿。當戴笠答應給他一個戰時貨物運輸局專員名義，讓他放手去做投機走私生意時，他便長期住在昆明，很少到重慶去和胡蝶會面。抗戰勝利後，戴笠還準備叫胡蝶正式和潘有聲離婚而與他公開結婚。後來因為他從北平回上海時坐飛機摔死了，潘有聲才帶著胡蝶去香港當寓公。」

這段話里，哪些屬於「事實陳述」，哪些屬於「觀點表達」？

其實，這一段話里，絕大部分內容屬於「觀點表達」——比如「戴笠對胡蝶可說一見傾心，格外歡喜」、「胡蝶很有一套籠絡男人的手段」、「（潘有聲）決定寧可犧牲老婆，而利用這個機會來發一筆橫財」……這些都屬於沈醉的個人觀感、個人看法、個人理解。

屬於「事實陳述」的部分很有限——比如，「戴笠答應給他（潘有聲）一個戰時貨物運輸局專員名義，讓他放手去做投機走私生意時」，這一句算「事實陳述」。但這個「事實陳述」，是否準確，尚待驗證。

估量史料時，須先區分出「事實陳述」與「觀點表達」，這是後續甄別工作的起點。然後優先甄別「事實陳述」是否符合史實。

以上文為例，台灣國史館「戴笠檔案」開放後，可查到不少戴笠與潘友聲有關的電報檔案。這些檔案顯示，潘友聲利用自己在香港的關係，早在1942年就已開始協助軍統局開展「物資搶運工作」，雙方是一種正常的工作、合作關係。

下面我貼一條戴笠檔案中關於潘友聲的史料（我的判讀或許存在個別錯別字）。諸位可以由這一史料，感受一下真實的戴笠與潘友聲的關係。

這份電報，系1943 年2 月28 日，戴笠致曲江（廣東韶關）電政管理局局長李局崇詩轉潘友聲。電報內容如下：

「1、水平儀定價較渝市超過甚大，可不必議購。2、福特盤杠外圈，因名稱不明，希詳加說明再行決定。3、雙棉包線希照來電價格打一八折如何。4、美國漆包線希照來電價格議打九折如何。5、風鋼鑽頭價格超過渝市一倍以上，但因需要希照來電價格打七折如何。6、英國鋼絲圈與潤氏號碼機，希照來電價格議打七折如何。7、亨利花線與上海花線因價格超過渝市甚多，希照來電價格議打六折如何。8、顯微鏡希照來電價格議打九折如何。9、上項各節希即妥商電復以便訂購。」

以上戴笠電報中提到的物資，均是當時抗戰所亟需的物資。這些檔案材料，可證沈醉文章中的「事實陳述」部分是偽史。與這些「事實陳述」相關的「觀點表達」，其真實性如何，自然也需要重新考量。

3、對史料的解讀，應保持克制

保持克制的意思，是儘可能抑制自己「推論」的慾望，將自己的表述盡量局限於史料所足以呈現的範圍之內。

因為人的「理性」（或者說「邏輯」）是有限的，而歷史演進的鏈條則難以窮盡。沒有人可以保證自己所搜集的史料，已窮盡了事件演進的全部鏈條。

舉兩個例子：

（1）中國一面抗戰，一面向日本賠款，是真的嗎？

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繼續對日償還了兩個月庚款，這是一個事實。

這個事實，是否可以「推論」出對國民政府的譴責呢？

某些文章即據此展開批判——「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在屠殺中國軍民的子彈和刺刀，是否有蔣介石向日本歸還的庚子賠款？」

這個批判性評價，即屬於未能保持克制，超出了史料所足以呈現的範圍。

在繼續搜集史料，填補上「國民政府作出這一決策的過程」這一中間環節後，即不難發現：

1、遲至8 月4 日，蔣才下定決心全面抗戰。故7 月份的償還，系按部就班之舉。

2、八月份是否償還，國民政府內部曾有爭議。但海關總稅務司梅樂和的意見——在兩國並未正式宣戰的情況下，如果國民政府率先毀約，停止償還庚款，日軍很可能以此為借口出兵直接佔領、掠奪津秦一帶淪陷區的中國海關。所造成的損失，將遠超過對日償付的款項——說服了決策層。

3、從1937 年9 月份起，為兼顧戰爭現實、國際信用和國內輿論，當局採取了將對日庚款償付存入倫敦的特別銀行賬戶，使日本人無法染指的變通之道。

當我們繼續搜集史料去填補國民政府作出這一決策的中間環節後，答案恐怕會變得很不一樣。具體情形，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看文章。

解讀史料欲施批評時，要保持克制。解讀史料欲作褒讚時，也同樣需要保持克制。第二個例子：

王亞樵多次暗殺日本人是事實。

由此是否可以得出對王的肯定性評價，贊王為」民族英雄「？

若了解到：在當時，刺殺在華日本人，以製造中日衝突，進而顛覆南京政府，乃是西南軍閥委託給王亞樵的一筆重要「業務」，則事情恐怕仍有可議之處。

簡言之，人的「理性」（邏輯）有限，而歷史演進的鏈條難以窮盡。許多時候，自以為把握住了歷史演進的全部鏈條，其實未必，最重要的一環，可以已被忽略。故，做歷史應始終保持一種克制之心，史料停在哪裡，論述也就停在哪裡。

以上。謝謝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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