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全球搜捕「反賊」，孫中山倫敦驚魂真相：誘捕還是綁架？

雖然1896年的倫敦已算得上是一座國際大都市，但要在這裡的大街上見到中國人——或者說東亞人——的面龐，還是比較困難的。所以，當孫中山以孫逸仙之名踏上英倫三島之時，來自清政府的暗探幾乎不用吹灰之力就牢牢盯上了這位有著典型黃種人外貌的「反賊頭目」。對清政府來說，這位化名孫逸仙的醫生就是在一年前在廣州策劃組織未遂「造反事件」的主犯之一，是一個必須早日拔除的眼中釘、肉中刺。因此，他們不僅大費周章地摸清了孫逸仙從廣州逃脫之後從香港東渡日本，經夏威夷抵達美國，繞了大半個地球來到歐洲的行動軌跡，對他在英倫三島的行程更是了如指掌：暗探們不僅知道他是1896年9月30日中午抵達利物浦，甚至就連他原定搭乘2點50分開往倫敦的火車，但不知為何誤了車，只能改乘下午4點45分的火車，最終於晚上9點50分到達倫敦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反觀事件另一方的主角孫逸仙，就顯得多少有點輕脫了。或許是對清政府對他必欲得之而後快的決心有所輕視，也或許是出自這位革命家天生大無畏的精神，他對來自清廷的威脅全都付諸一笑。在倫敦，孫逸仙曾與友人談及來自清政府威脅，當朋友師長告誡他別去清使館時，他笑著表示：「我倒不在乎。」

1895年廣州起義

如果單從技術角度來看的話，1895年10月孫逸仙和他的同志們組織的第一次廣州起義實在乏善可陳，甚至可以說糟糕透頂。首先人員的安排調度就出了大婁子，作為主力「突擊隊」居然無法準時到達，使得在廣州組織者擔心走漏風聲，不得不取消起義。不僅是大環節出了問題，就連各種細節中也充滿了各種意想不到的紕漏：最要緊的七大桶軍火，居然在運輸的時候被堆上許多貨箱，使得這些「突擊隊」就算到了廣州也無法順利取出進行突擊。如此大大小小的毛病不一而足，由此也可見當時革命黨人在武裝起義上缺乏經驗到了何種地步。所以，廣州起義被當局輕鬆地破獲並扼殺於搖籃之中，也就不足為怪了。

但即便是這樣一場策劃者缺乏經驗、組織得糟糕透頂、最終胎死腹中的起義，依然給予清政府極大的震撼。這些革命黨人堅定的鬥爭決心、以武力推翻其統治的政治立場和在鬥爭中表現出視死如歸的勇氣，都難免不讓他們心驚膽寒地想起30多年前那場聲勢浩大的起義。或許正是因此，一向顢頇遲鈍的清政府才表現出不同尋常的高效，除了迅速處死落入他們手中的陸皓東、朱貴全、丘四、程奎光、程耀宸等烈士之外，更是對逃脫的策劃者孫逸仙發起了全球追捕：早在1896年7月18日，清政府駐美國公使楊儒就給駐英公使龔照瑗轉發了清政府的指示，要求設法從英國將其引渡回國，並且還詳細給出了孫逸仙的各種外貌特徵；而龔照瑗則在8月8日回復說，他將嚴密監視孫在英國的行動，並設法將其引渡回國。到了9月25日，楊儒電告龔照瑗孫逸仙已經在兩天前的23日周三搭乘白星輪船公司「雄偉」號輪船由紐約前往倫敦。在得知這一消息之後，龔照瑗立即派參贊馬格里前往英國外交部要求逮捕並引渡孫逸仙，不過很自然地遭到了英國外交部的拒絕。

位於缽蘭大街（Portland）的清使館外貌，現為中國駐英大使館

從這些往來的電文看，孫逸仙在海外的行蹤幾乎完全被清政府掌握。這並不奇怪，對於清政府海外使領館來說，監視一個活動範圍多在華人華僑圈子裡的革命家，顯然不是什麼太難的事情；另一方面，這還是1896年，在此時的大多數海外華人心目中，在北京坐龍椅的皇上才是正統，而孫逸仙不過只是一個亂臣賊子，將孫逸仙的一舉一動都報告給清使館，不僅不是出賣，反而是一種「見義勇為」的行為。因此，不管孫逸仙本人是否曾意識到，但他的逃亡之旅的確並沒有他想像中的那樣安全和隱秘，要不是清政府顧忌到貿貿然採取強制措施可能會引起「友邦人士」的「莫名驚詫」，他早就被清政府暗中搞回國了。

不得不承認，雖然西方列強是用炮艦轟開了中國緊閉的大門，但的確也在客觀上給中國帶來了一些先進的理念，至少在抓捕孫逸仙一事上正是如此。儘管清政府早已完全掌握了這名「反賊」的一舉一動，但在海外他們還是不敢肆意妄為，還是接受了文明的做法，嘗試著走外交途徑將其引渡。作為一名富有經驗和理智的外交官，馬格里當然清楚在英國外交部拒絕了清使館的引渡要求之後，逮捕孫逸仙就是「明顯註定要失敗的行動」。但即便如此，清使館還是下定決心要設法逮捕孫逸仙，這只可能是來自中方官員的壓力。

油畫《孫中山倫敦蒙難》 ，石奇人創作於2001 年

1896年10月11日上午，在得悉孫逸仙有可能前往法國之後，清使館匆匆做出了要展開逮捕行動的決定，甚至立即就在使館裡騰出了一間房子準備用作囚室。而對孫逸仙採取的行動更是猶如一部好萊塢大片。據孫在事後對記者以及英國財政部的說法，一切都發生得非常偶然：當時他正在街上走著，迎面來了一個中國人，先是問他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在當得知孫是中國廣東省人之後，這名姓鄧的中國人——其實就是清使館的英語翻譯鄧廷鏗——非常高興地表示自己也是廣東人，並且憑藉著同鄉的關係迅速取得了孫的信任，然後又向他介紹了另外兩個中國人。不久之後，鄧廷鏗就借故離去，而另外兩名中國人則熱情地邀請孫逸仙進門談談，在「沒有使用暴力，一切都是很友好的」情況之下，這兩人半推半拉地將孫逸仙拉進了門廊，直到孫聽見門在身後鎖上之前，他還一直將這兩人當作朋友！

就連孫逸仙在最初的供詞中也承認，他並不是在暴力的脅迫下進入清使館的，而是被半推半拉誘捕到使館中的。這種說法似乎也更符合邏輯，很可能是出於馬格里的建議，清使館一開始就沒有考慮過使用暴力綁架方式來逮捕孫逸仙，因為這種嚴重觸犯法律的方式肯定是英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但如果孫逸仙不是在暴力脅迫的情況下自己走進使館，則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按國際法原則，清使館屬於中國領土，只要孫逸仙自願進入清使館，那麼事情就變成了在中國領土上逮捕一名中國人，至少在法理上講，英政府無權干涉，甚至有可能接受。而從最初的報道和孫的說法上來看，清使館恰恰就是採用後一種更為狡詐的誘捕手法。不過，即便是使館人員傾盡全力演出了這麼一出誘捕大戲來欺騙孫逸仙，對於一名致力於推翻現政府的革命者，他未免也太過於缺乏警惕了。或許是為了掩蓋這個缺點，後世的一些傳記中出現了孫逸仙是被暴力綁架進清使館，或是他其實主動進清使館宣講革命道理，進行革命的挑釁而被逮捕的說法，但顯然都算是一些事後的溢美之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