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楚生：「小清新」 的淡然退守成 「老幹部」式從容

出道至今，陳楚生經歷了「過山車」一樣的十年。

文 裘雪瓊

編輯 方奕晗

圖 尹夕遠

思考7秒之後，35歲的陳楚生對自己作出評價：「一個怪客。」

他的確有點怪。這位曾以文雅氣質收穫331萬張簡訊投票的2007年快樂男聲總冠軍，接受《博客天下》採訪時的第一句話是：「不好意思，我中午吃了拉麵，吃蒜了。」他忍不住笑起來，褶皺堆在眼角，「現在吃面不吃蒜，好像會很不爽」。

海南人陳楚生吃蒜的習慣是在深圳養成的。那時，他從慶發餐廳20多人一間的集體宿舍搬出來，去好友張景春的兩室一廳「蹭住」。張景春是東北人，吃面時總要拍一根黃瓜，嚼一瓣大蒜。

出道至今，陳楚生經歷了「過山車」一樣的十年。作為草根，他憑藉選秀節目一炮而紅；一年半後，他主動放棄與天娛的合同，陷入漫長的解約官司；簽約華誼5年，他專心做音樂，零星參演影視劇，幾乎與綜藝節目絕緣；2015年初，他的指彈音樂工作室獨立運營，組建新樂隊SPY.C，強調「樂隊主唱」身份而非「陳楚生」個人標籤。

每當外界討論2007年快男13強的發展時，陳楚生都會被歸為商業標準下步步後退的失意者。但他自有一套評價標準：「我有一個家庭，有很賢惠的老婆，有很可愛的寶寶，我還可以專心地做我的音樂。我覺得天下沒有比這更幸福的事情了。」

陳老闆的時間維度

採訪在陳楚生剛剛投入使用的排練室進行。這是一間位於北京東五環外、面積約有百餘平方米的loft,五六米高的空間上下打通，牆體露出磚塊層層壘砌的紋理，兩面刷成明黃色，一面刷成黑色，一面保留磚紅色。深灰色水泥地面上擺放著吉他、貝斯、架子鼓、鍵盤、合成器，粗糲冷峻的工業風撲面而來。

2017年2月28日，陳楚生和SPY.C樂隊在新投入使用的排練室練歌

排練之外的時間，陳楚生喜歡在排練室上空的茶室待著。這是房間角落裡搭建出來的一個二層閣樓，透過玻璃隔斷，可以俯視整個排練場地。順著鐵質樓梯上去，彷彿穿越到一個「老幹部」的世界：素色地毯托著一張鑲嵌圓形鐵釘的木質長桌，桌子正中平鋪竹編茶席，茶壺、茶碗、茶盞玲瓏而立。

陳楚生坐在茶桌後面的主座上，開始泡一壺肉桂。溫壺、置茶、沖泡，一整套嫻熟的動作之後，他說：「喝茶，這茶不錯的。」他祖籍潮汕，從小跟著父母喝茶，在北京的家裡也特意辟出喝茶區，添置了整套器具。

茶室里的一切都是陳楚生親自張羅的。最近，他淘到一個木質洗手台，取代了之前安裝好的「不協調」的白色陶瓷洗手盆。「楚生就對他那一畝三分地感興趣。」合作了15年的樂隊鍵盤手陶華向《博客天下》「抱怨」。

白襯衫、牛仔褲，懷抱吉他唱著「有沒有人曾告訴你」的清瘦男生，十年來一直定格在很多人的記憶里。

2007年夏天，「快樂男聲」全國總決賽舞台上，25歲的陳楚生深情、穩健，散發出與實際年齡不匹配的淡然。「花生」喜歡喊他「楚公子」，一個武俠小說中才有的稱呼。

同屆快男吉傑曾將他比作丹頂鶴，「尤其是在舞台上，特別脫俗」。翻看十年前的比賽影像，陳楚生多數時間裡都在安安靜靜唱歌，評委點評時，無論讚揚還是批評，他的表情始終少有波瀾，感謝觀眾的方式也只有「謝謝」和鞠躬兩種。

19歲，陳楚生離開家鄉三亞立才農場，隻身闖蕩深圳，先是送快餐外賣，後在酒吧駐唱。2000年8月，他錄製深圳廣播電台《邊走邊唱》節目，主持人夏冰全程以判斷句提問，他只需回答「是」或「不是」，直到接入一個海南人打進的熱線電話，他才多聊了幾句。

慢熱的性格一直延續到現在。這個當年快男集體照中經常站在邊上的男人，如今依然不擅長「哈啦」（沒話找話地閑聊），內心也排斥去人多的地方。

陳楚生長了一張沒什麼攻擊性的臉，氣質里透著溫和，看上去就是個好脾氣的傢伙。好人緣也來自細微之處的體貼。葉蓓結婚，他送搓衣板，司機帶著他兜了好多地方才買到。收到黃曉明的喜帖，他專程飛去上海參加那場聚集半個娛樂圈的盛大婚禮。錄製職場類綜藝《你好！菜鳥》，他把專車福利換給台灣女演員陳德容，自己去擠兩個多小時的地鐵，陳德容誇他是「暖男」。

「花生」楠子告訴《博客天下》，每次粉絲接機之後上電梯，「生哥」總是扶著電梯門讓他們先進，過馬路會伸手示意車子避讓，精神狀態好的話，還主動拿起自拍桿和粉絲合影。2015年4月，通告結束後外面下起大暴雨，楠子站在場地門外打不到車，坐在保姆車裡的「生哥」搖下車窗問，「要不要坐我們的車回去？」

音樂工作室的90後員工向《博客天下》描述老闆陳楚生：大寫加粗的NICE。他關心開工前大家有沒有吃飯，習慣說「辛苦了」；開會討論，他表達意見的方式是「我覺得×××也許會更好，你覺得呢？」；晚間通告收工之後，他帶大伙兒去吃飯，飯前問「吃什麼」，飯後問「你怎麼回家，用不用捎你」。

但3月初的一次會議上，「陳老闆」發火了。新專輯的宣傳事項遲遲未能確定，他板著臉撂下一句：「這件事情大家干不幹？不幹今天就走了。」

他真走了，拐進距離會議桌1米遠的小廚房，關上門，打開油煙機抽了根煙。5分鐘後，他開門一看，大家還在聊，聊得還挺開心。「生哥可能認為自己說了重話，其實我覺得他還蠻委婉的。」工作室視頻統籌刀刀回憶，老闆發火「特別柔和」，以至於氣氛只稍微尷尬了一兩秒，大家就接著討論工作了。

生活中的陳楚生很少發脾氣。樂隊吉他手王棟告訴《博客天下》，他和陳楚生相識超過15年，除了音樂創作，倆人沒有發生過爭執。「沒有衝突，實在衝突不了。」2006年東方衛視《我型我秀》全國總冠軍王嘯坤說。2008年，他和陳楚生在麗江的小酒吧偶遇，一見如故。

「

陳楚生認定的朋友，很多都交往超過10年，戀愛也一口氣談了13年。他是個念舊的人，右手食指上的黑色銀戒至少戴了5年，微信頭像好幾年沒換過，是一枚刻有「BEATLES」字樣的吉他撥片。用音樂創作人金玟岐的話說，「陳楚生是一個有時間維度的人」。

」

前陣子，一個好朋友預約陳楚生5月20日的檔期。他看了看日程表，當天沒什麼安排，便交代執行統籌崔崔具體對接，特意叮囑「不用談費用」。

「520是好日子，還是周六。」「哎，算了。」兩人在微信上一來一回。沒想到第二天，一個報價幾十萬元的商業演出找過來，只能推掉。

同樣的故事十多年前就發生過。那會兒陳楚生剛在深圳酒吧站穩腳跟，答應回老家給一個朋友當伴郎。深圳的同行提醒他最好不要去，因為請假的後果很可能是被其他歌手頂替，失去酒吧駐唱工作。可他態度堅定：「如果我不去，朋友會不開心的，（演出）場子可以回來再找，結婚一輩子只有一次。」

不快樂的快樂男生

2007年4月20日，Big Boy樂隊吃了一頓氣氛凝重的宵夜。主唱陳楚生鄭重地向吉他手王棟和鍵盤手陶華解釋，參加《快樂男聲》是為了樂隊，不是他要單飛。

第二天，陳楚生飛到西安，趕在最後一天報名參賽。西安賽區導演鄧凡對他的印象是，溫和、好說話、替別人著想。當時，50強選手同吃同住，每天結束排練已是晚上十一二點。陳楚生每次外出都敲門知會：「鄧導，我出去吃個東西。」回來後再敲門報平安：「鄧導，不好意思，我回來了。」

參加《快樂男聲》時期的陳楚生（圖片來自網路）

他性格中堅硬的部分，鄧凡是在10進1比賽的選歌環節感受到的。陳楚生選了3首慢歌，其中兩首是原創。考慮到舞台效果，3名導演輪番上陣，苦口婆心地勸他換首快歌。他答應著「嗯」「好」，堅持不換。直到第二天，看到導演們口乾舌燥的絕望模樣，他才鬆了口，選了一首節奏輕快的《里約熱內盧》。

2007年5月底，全國13強選手在北京為主題歌《我最閃亮》拍攝MV。那是前任經紀人周傑第一次見到陳楚生。當時她入行不久，在天娛工作。「我記得他穿一件皺巴巴的綠色短袖T恤，丟在一群男孩子里，完全被淹沒了。」周傑告訴《博客天下》，她偏偏記住了這個「最不起眼」的男生。

就像評委黑楠所說，陳楚生憑藉歌聲在後續比賽中實現了「青蛙變王子」的逆襲。舞台上的風光背後，他承受著強度巨大的訓練——學拳擊、表演、聲樂、舞蹈，錄VCR，上通告，「行程可滿了，每天睡覺不到3個小時」。

陳楚生一步步「改造」著自己。除了抱著吉他彈唱，他必須學會右手握著麥克風唱歌，努力給習慣扶著吉他的左手找到另一個妥帖的位置。他必須坐在鏡頭前分享成長故事、酒吧駐唱經歷和音樂夢想。5進4比賽前，導演組希望小考待定的他為自己拉票，但他怎麼也說不出口，還一度落淚。

沒有什麼比練舞更難。飛龍舞團主演月亮負責給13強選手上課、排舞。她發現陳楚生基礎差，每次學動作都學得最慢，但也最刻苦，反覆練習同一個動作。2016年11月，《天天向上》主持人汪涵問他，如果《快樂男聲》、《中國好聲音》、《超級星光大道》、《我型我秀》4個節目同時找你，你選哪一個？「可能《中國好聲音》更適合我一點，因為不用跳舞。」陳楚生說。

決戰之夜，陳楚生頂著雞冠頭，身穿白襯衫、金色西服套裝，在Big Boy樂隊助陣下挑戰不擅長的R&B風格。最終，他手持冠軍獎盃，肩披綬帶，站在高台上接受全場歡呼。

一隻腳踏入娛樂圈的陳楚生沒有意識到，冠軍只是開始。他是拿到VIP入場券的幸運兒，不得不適應這個圈子的快節奏和高強度。工作密密匝匝撲過來，抗洪搶險、快男全國巡迴演唱會、拍攝代言廣告，還有上不完的通告，放伴奏帶的商業演出……起初他覺得新鮮，但越往後越恐懼：明明想做音樂，卻在音樂上花費時間最少。

最忙的時候，他每天跑一個城市，只能在酒店寫歌，用手機錄下旋律，回到北京再整理。入行前，他最大的心愿是出一張專輯，但第一張EP的製作時間被壓縮到10天，往往是抽兩場商演中間的幾個小時去錄歌。

這種生活持續了一年半，陳楚生覺得自己被掏空了，像一條魚，原本生活在浩瀚海洋里，卻忽然被囚禁在華美的魚缸中。他在自己創作的《魚樂圈》里唱道，「所以我感到恐懼，所以我無能為力，遊戲依然繼續」。

沒人知道2008年12月30日，坐在湖南衛視跨年晚會演播廳後台的陳楚生到底想了些什麼。他留下一封信，將手機關閉之後悄悄離開。第二天晚上，家鄉的父母守在電視機前等兒子唱歌，沒等到；打電話，打不通。

7年後，陳楚生做客訪談節目《易時間》，解釋了那晚「罷演」的動機：「它不是一天兩天發生的事情，是很長時間積累的情緒的爆發。然後就不願意去思考這個問題，不願意去面對，也不相信現在所面對的事情。那個時候我不知道該相信誰了。」

激烈對抗的後果很嚴重：封殺。十幾天後，陳楚生單方面宣布與天娛解約，8個多月沒有工作，也不能公開唱歌。他待在家裡，朋友們來找他打實況足球，玩鬥地主，也拉他出去看電影，踢足球。

2009年8月23日，陳楚生等來一紙裁決，650萬元創下內地藝人解約賠償的最高紀錄。此前，超女張靚穎順利與天娛解約，周筆暢通過拍攝廣告代言費支付500萬元違約金。

陳楚生陷入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4年時間裡，天娛不斷追加賠款額度，從2200萬元瘋漲到227億元。有一段時間，他每天失眠，只要一躺下，腦子裡什麼事情都冒出來了。「不想去想，但它們就一定要鑽到腦袋裡面的感覺。焦慮。」2012年3月，接受《非常靜距離》採訪的陳楚生回憶自己當時的狀態。

如今，35歲的陳楚生如果有機會穿越到2008年的那個夜晚，或許不會衝動地一走了之，而是選擇溝通。但他對年輕時作出的決定並不後悔。在一次訪談節目中陳楚生承認，「如果讓我在不是我的節奏里去做音樂，不可能。」他又強調一遍，「完全不可能。」

黃金時代的「互相傷害」

2009年10月末，陳楚生與華誼音樂簽約。經紀人是一起「轉會」來的周傑，音樂夥伴仍然是Big Boy樂隊的王棟和陶華。

在「很多東西可以攤開來講」的新公司，陳楚生很快找到自己的節奏：在工體舉辦個人演唱會，擔任陳坤、許巍、孫燕姿演唱會表演嘉賓，為電影《山楂樹之戀》、《狄仁傑之通天帝國》、《風聲》獻唱主題曲，舉辦全國巡迴演唱會，以平均兩年一張的頻率發表原創專輯。

2009-2011年是陳楚生商業上的黃金時代。「開了幾場大型場巡迴演唱會，代言、商演、商業合作都比較多。」周傑記得，最密集時一個月有20天在外面跑，「對多數藝人來說，這是正常節奏。但對他就不一般了，他又不開心。」

好在陳楚生不難溝通。時尚活動、頒獎典禮之類與音樂無關的通告，他本身不太喜歡，但一想到宣傳同事為此付出的努力，他又不好意思不去，反覆糾結到最後一刻，也就答應了。他偏愛抽象的專輯封面，但落到自己頭上，還是會採納團隊建議，使用更具辨識度的個人照片——在2011年推出的專輯《癮》里，他配合地化了煙熏妝，踩上高跟鞋，凹出一個本不屬於他的造型，耍起頹廢邪魅風。

公司尊重陳楚生不想上搞笑類綜藝節目的意願。除了音樂類綜藝，他只參與錄製了純競技綜藝《星跳水立方》。那是2013年4月，新專輯即將發布，團隊希望借勢宣傳。陳楚生同意了，因為這個節目不用怎麼講話，只要跳水就行。

陳楚生參加競技綜藝《星跳水立方》（圖片來自網路）

15天內，他每天接受2小時專業訓練，一次次從10米高台往水裡扎。幾場比賽下來，水花衝進他的鼻子，拍傷他的眼睛。周傑看到他雙眼充血的樣子，勸他退賽，但陳楚生希望堅持下去，他協調節目錄製與專輯錄音的時間，最終拿到跳水比賽季軍。

陳楚生是典型的外表隨和、內心堅毅的人，容易接近，卻很難親近。他把性格中的稜角藏在音樂里——凡是涉及音樂的部分，他極少妥協。周傑說，每次錄專輯她至少要哭3次，企劃、歌詞、製作進度，她和陳楚生經常吵，「他就會跟自己較勁，什麼都要自己來，人很辛苦，進度也耽誤了。」

製作專輯《癮》時，因為一段歌詞，陳楚生髮了好大一頓火，企劃宣傳統籌呂輝被嚇得說不出話，周傑氣得放聲大哭。「你可以提出意見來告訴我喜歡不喜歡哪個地方，但是如果你教我怎麼寫的話，那要不你寫算了。我很受不了這樣子，就罵了一通走人。」陳楚生在電視節目《最佳現場》里回憶。

整張專輯聽下來，陳楚生覺得歌與歌之間的間隔不舒服，有時拖了0.5秒，有時搶了0.5秒。他堅決要求陶華和王棟與負責縮混的韓國團隊溝通，把間隔時間調整過來。看似細微的變化，操作起來幾乎意味著重新製作專輯母帶。陶華和王棟折騰了一個禮拜，幾乎被逼得去學韓語。

創作專輯《我知道你離我不遠》時，較勁的陳楚生又從那個只有60公斤的消瘦身體里跳出來。歌曲《黃金時代》的歌詞，他自己寫了一版，再先後邀請3個作詞人來寫，光是詞作者王海濤就改了5次，直到進錄音棚的前一天才最終敲定。

團隊從此留下「互相傷害」的習慣：內部比稿。陳楚生彈著吉他演唱各個版本的歌詞，再由團隊工作人員投票，少數服從多數。「有幾首歌就是這樣博弈出來的。」周傑告訴《博客天下》。

新生態里的新狀態

某種程度上，SPY.C樂隊剛剛面世的同名專輯《偵探C》，同樣是「博弈」的結果。陳楚生家的地下室，陶華和王棟天天報到，三人聚在一起創作，兩天一次小吵，兩個月一次大吵——拍桌子，在抽煙室吞雲吐霧互懟。但他們有個默契，永遠不會出現兩個人合力攻擊另一個人的情況。

主打歌《35》錄了半年，前前後後至少改了6遍。「編曲軟體里，工程文件音軌有這麼長。」陶華用兩隻手比畫了一下，大概有15厘米，「實在不想錄了，已經錄吐了。」

2016年6月，陳楚生和樂隊一起拜訪資深音樂製作人賈敏恕。在酒店套房裡，賈敏恕點評：「你們已經很不錯了，是在專心做音樂。但每首歌的高潮部分，唱和彈奏的情緒還差一點。」

為了這「一點」，陳楚生決定將70%的歌曲推翻重錄。

2014年夏天啟動，2017年初完成，耗時兩年半打磨的這張新專輯在市場化語境下顯然是不合格的。專輯啟動前，為擺脫被大公司「推著走」的局面，陳楚生考慮了半年，決定不再和華誼續約，而是將指彈音樂工作室獨立出來，自己經營。「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步伐去安排工作，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出道10年，是陳楚生記憶中被要求最多的10年。歌迷、朋友、家人、團隊，他時時刻刻感覺到自己被需要。「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你自己需要什麼東西？」沒有人知道，甚至沒有人在乎。他希望遇到一個真正懂得他內心需要的人，但始終碰不到，因為「只有自己最了解」。

他只好自己來。

陳楚生給自己創造了一個嶄新的生態系統：把商演頻率控制在可以接納的範圍內，只要錢足夠養活團隊，付得起專輯製作費用，其他的就可以由著性子來。

和音樂夥伴一起創作、唱歌，是陳楚生最快樂的時候

「

老闆陳楚生讓藝人陳楚生以最舒服的節奏安排工作，這讓後者很開心。他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經紀人，自己選擇合適的通告，保持平均一周一場的演出頻率，特別樂意帶著SPY.C樂隊跑音樂節,不賺錢也去，「跟我的音樂夥伴一起在舞台上唱歌表演，是我最快樂的時候。」

」

這一切的代價是，老闆陳楚生必須學習如何有效利用時間。最近，他剛在Kindle上讀完人生第一本工具書《時間管理》。他也需要擺脫糾結的心態，變得果斷起來。

無數瑣碎又重要的環節等待他敲定——新專輯應該找哪家發行公司？現階段推出新專輯是個好時機嗎？到底要不要做全國高校巡演？「不可能每個選擇都是對的。但是如果你一直舉棋不定的話，這個事情永遠定不下來，那接下來的事情，我們都變得不確定。」

陳楚生最喜歡使用的微信表情是微笑，一個被年輕人解釋為「呵呵」的笑臉。他覺得這個表情很像他，好像很近，又好像很遠。

現在，他不得不試著與天性作對抗。他不大願意麻煩別人，但工作室員工年紀小，經驗少，有些業內資源必須由他出面接洽。他鮮少對朋友說「不」，可作為一大家子的主事之人，他必須學著拒絕。他也由此開始審視自己的性格，「我是特照顧別人想法的性格，但你會發現，你照顧不了那麼多人的情緒，最傷的是自己。」

兩年了，老闆陳楚生摸著石頭過河，目標唯有一個，為藝人陳楚生尋找最合適的商業模式。

「你找到自己的模式了嗎？」

「沒有，我還在找。對，還在找。」

和音樂一樣，家庭也是陳楚生堅守的底線。他並不吝嗇在微博上分享兒子Demo的成長。如同天下所有奶爸一樣，陳楚生眉眼彎彎地聊起兒子時，突然變得健談：他兩歲半了，活潑外向；他5個多月會爬，快7個月時會站立，長了第一顆乳牙；他喜歡顏色，能用英文念出黃色、黑色、藍色，卻老把紅色和白色混在一起；他最近瘋狂迷戀恐龍，喊得出十幾種恐龍的名字。

「小孩子哦，就像橡皮擦一樣，把不愉快的東西都擦掉。」和好友王嘯坤待在一塊兒，兩個人的話題也離不開育兒，聊奶粉，聊學游泳，聊早教。

「我不喜歡出去外面老戴著墨鏡戴著口罩的感覺，就好像和世界隔了一層。」出門談事、在咖啡館開會，送孩子去早教班，陳楚生會戴頂帽子，走在街上，沒有多少人認得出他。

時至今日，在百度搜索框里輸入「陳楚生」三個字，頁面底部會自動彈出「陳楚生為什麼不紅」的聯想詞條。陳楚生曾經上網搜過自己的名字，也看到過這個詞條，但從未點開。「說實在的，我覺得無所謂。」

作為老闆的陳楚生明白，做一張合成器流行風格的新專輯，不啻於一場冒險。但作為歌手，他還是希望自己精心打造的作品被認可、被喜歡，尤其是那些陪伴十年的「花生」。

他回憶起2007年7月快樂男聲三強拉票會，「花生」被攔著進不了場的場面。斷續的講述中，陳楚生沉默，極力壓抑情緒，長舒一口氣，還是忍不住抽出紙巾抹去眼角的淚水。「我覺得我一直，一直差他們一些好的作品。」沉默了30多秒後陳楚生終於說話了，聲音低沉，好像在自言自語，「但我們這些年也都有努力，沒有鬆懈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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